新教皇会是一位“改革者”吗？

 

　　张：作为全世界超过十亿天主教徒的精神领袖，教皇的选举备受世界关注。但是这次选举的教皇却是千年以来第一位“非欧洲”的教皇，是什么原因促使了这一状况的发生？

　　刘： 首先，这与天主教今天在世界上的存在状况有关。从世界范围看，拉丁美洲是天主教信徒人数最多、占总人口比例最高的地区。目前，全世界共有11.68亿天主教徒，其中4.83亿天主教徒生活在拉丁美洲，约占全球天主教信徒总数的41.3%。而整个欧亚非三大洲的天主教信徒加起来也不过5.91亿人。天主教在拉丁美洲各国都是主流宗教，占有绝对优势。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之后，天主教的重心开始向欧洲以外的第三世界国家转移，拉美国家的天主教徒人数与影响迅速增加。与此同时，包括意大利在内的欧洲天主教势力却在日趋衰落，这个趋势一直持续到至今。今天，拉丁美洲已经成为天主教最重要、最有活力的地区。天主教的实力在拉美，天主教的希望也在拉美。既然天主教需要拉美、离不开拉美，选出一位来自拉美的教皇也就顺理成章、不足为奇了。贝尔格里奥总主教当选新教皇，反映了天主教高层对当今世界范围内天主教生存发展状况的清醒、现实的认识。

　　其次，这是天主教对在世界范围内面临的各种危机与挑战的回应措施。当今世界，罗马天主教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全球化发展的浪潮下的消费主义、世俗化正在消解昔日天主教的权威。教皇和罗马教廷在同性恋、堕胎和节育问题上的传统立场遭到了越来越多的反对。天主教在欧洲各国的衰落无可挽回，众多教堂门可罗雀，神学院、修道院难以为继。即使是在天主教势力最强的拉丁美洲，天主教徒流失也很严重。许多天主教徒改宗到了基督教新教，或者完全离开了教会。天主教神职人员短缺、老化，年轻神甫、修女的人数减少的趋势日益严重。全球各地天主教神职人员的性丑闻事件更是让教廷雪上加霜、狼狈不堪，一些基层教区不得不为性丑闻的诉讼支付巨额赔偿，甚至因此陷入严重的财务危机，神职人员信誉严重受损，教会的公信力丧失。环顾全球，天主教的吸引力正在下降，这是一个无可置疑而又令天主教高层极为痛苦的现实。面对这样一种严峻的局面，罗马教廷迫切需要一个能够带领天主教走出危机、战胜挑战的教皇，使天主教能够走出危机、在各方面有一个全新的开始。因此，从天主教影响最大、人数最多的南半球的拉美地区挑选一位具有号召力的新领袖，无疑是天主教界的最高共识。

　　张：参加教皇选举的世界各地的枢机主教们对21世纪的天主教需要什么样的领导人意见分歧比较大，因此通过了5轮选举才最终选择了弗朗西斯，弗朗西斯被选择的最重要原因什么？

　　刘：拉美虽然是天主教的大本营，但如果单纯考虑天主教徒人数和天主教影响的话，拉美地区最大的天主教国家是巴西，而非阿根廷。那么为什么是来自阿根廷的贝尔格里奥而不是来自巴西或其他拉美国家的主教当选教皇呢？这不能不说是与贝尔高利奥个人的因素有着极大的关系。

　　贝尔格里奥生于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父母都是意大利移民。他在2001年当选为阿根廷枢机主教。贝尔格里奥上任后，强调信仰、重视侍奉，坚持教会传统，深得天主教内人士赞同。他为人谦逊、作风俭朴，长年租住公寓，自己下厨做饭，乘坐公交车上下班，定期走访阿根廷的贫民窟，为单身母亲呼吁，熟悉基层教会，了解民众疾苦，贴近教众。作为一位掌握大权的天主教阿根廷枢机主教，贝尔格里奥以与穷人亲善而著称，是一位典型的具有平民风格的主教。同时，从宗教背景上说，他还是一位以“信仰坚定、纪律严明、学识高深、强调献身”而闻名的耶稣会士。西方有媒体报道说，在2005年的教皇选举中，贝尔格里奥得票数位居第二，仅次于教皇本笃十六世。无论这个消息是否可靠，贝尔格里奥都是一位在天主教的基层与高层同时享有极高威望的人物。这样一位来自南半球的“充满了同情心的保守派人士”，正是当今天主教需要的领袖。可以说，贝尔格里奥个人的出身、品质、学识、风格、才能，在天主教面临的危机与挑战的大背景下，促成了他在教皇选举中的胜出。

　　张：这是否是天主教一种标志性的变化？新教皇会是一个伟大的改革者吗？

　　刘：教皇弗朗西斯的当选，毫无疑问会给天主教会带来一些改变。每个新的教皇都会有自己的特色。教皇弗朗西斯的当选，创造了罗马天主教会历史上的三个“第一”——第一位来自南半球的、非欧洲人的教皇；第一位选用弗朗西斯做名号的教皇（天主教的翻译叫做方济各，寓意“安贫乐道、周济穷人”。通用的中文译名叫弗朗西斯，但不能叫弗朗西斯一世。“某某一世”是此人过世之后，取了同样名字的后人为了与前人相区别而对使用此名的前人追加的称呼。如果某人在世，不存在叫“某某一世”的问题）；第一位耶稣会士出身的教皇。教皇弗朗西斯在就职典礼上不使用前任教皇的高级特制防弹车、不穿前任教皇的红色特制皮鞋、不戴黄金铸造的象征权力与地位的渔夫戒指、继续佩戴1992年被任命为辅理主教时的铁质十字架，给人一种朴素清新的感觉。

　　但教皇弗朗西斯带来的这些改变，只是天主教世界和罗马教廷中的一股新风，不是根本性、实质性的转变。从神学观上看，教皇弗朗西斯在对禁止女性晋铎、反对堕胎和同性婚姻等问题和本笃十六世在核心教义立场上并无分歧，教皇弗朗西斯不会改变教廷和天主教会的传统立场。教皇弗朗西斯是一位具有平民风格的、亲近教徒的“平民教皇”，不是要改变天主教传统、改变天主教基本教义的“造反者”。教皇弗朗西斯曾教授过文学、心理学、哲学和神学等课程，他有神学的、超乎世俗的一面，也有哲学的一面，有人据此预测教皇弗朗西斯一世可能会将教皇的角色从神学导师变成教徒牧师。即使如此，那也仅仅是新教皇在作风与风格等外在形式上与前任教皇的差别。教皇弗朗西斯的使命是在新时代维护和发展天主教的传统，而不是搞“改革”。

 

　　有些人期待来自南半球的教皇弗朗西斯能够更多地关注发展中国家的问题，例如饥饿、贫困、疾病、全球经济发展的不平等、战争及暴力冲突带来的大屠杀、环境与资源、妇女儿童权益等，以便更大程度地发挥天主教和罗马教廷在国际政治和国际事务中的作用。对此，我认为是一种过高的、不切实际的期望。教皇弗朗西斯无疑会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作用，但他的关注点可能更多的是在如何提高天主教徒的信仰与教会发展等相关的宗教问题上。教会之外的世俗事务，不太可能成为新教皇的关注点。

　　张：本笃十六世在位时，因为神职人员性侵儿童等问题饱受批评，这次新教皇的选举是否意味着一个新的改革开始？

　　刘：长期以来，性丑闻，特别是对儿童的性侵事件是困扰天主教会的一大突出问题，也是对天主教会的最大打击。许多受害者都以法律手段向教会提出控诉与索赔，导致了天主教会公信力的极大降低，许多卷入性丑闻的教会神职人员不得不引咎辞职。为此，新教皇为了维护天主教的根本利益，不能不采取相应的措施，加强对天主教神职人员的管理，以便减少性丑闻事件对教会的负面影响。但从长远来看，要想依靠任何一个教皇个人的努力，消除天主教内的性丑闻都是不现实的。天主教内涉及性丑闻的神职人员只是极少数，但这种现象却是长期的，有着深刻的内在原因。事实上，任何政党、机构、企业、社团、宗教组织中都存在丑闻，但要看哪一方面是主流、是本质。天主教神职人员的性丑闻是一种人性中罪恶的表现，但天主教在人类社会发展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受到了广大天主教信徒的认可，天主教教会不会因此而停止发展。我相信教皇弗朗西斯和罗马教廷会在加强教会管理、制止和减少神职人员性丑闻方面做出新的努力。

　　张：外媒反对新教皇的声音很多，有的甚至说新教皇的当选是“一个噩梦”，如何看待这种反对之声？

　　刘：天主教是一种跨越国界的世界性宗教，有着悠久的历史，广泛的影响，庞大的信徒群体。教皇是天主教12亿信徒的最高领袖，掌握着巨大的权力，在国际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也代表着巨大的利益。因此，任何时候，基于各种原因，都有人反对教皇；任何一个教皇上台，都有人反对。有人反对教皇，是正常的，没有人反对，是不正常、不可能的。对于反对天主教和教皇体制的人来说，新教皇的产生当然是一个噩梦，但对12亿天主教徒来说，则是一件值得庆贺的大喜事。教皇弗朗西斯能否当选、当选以后能否胜任世界天主教领袖的工作，能否造福于世界和平，主要取决于教皇本人与天主教会自己，外媒的评价没有实质意义。但外媒的批评也许可以从反面帮助教皇和罗马教廷认识天主教与当代社会其他团体之间的差距，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觉得反对教皇的声音也有其存在的价值。

　　张：在选举期间，世界各地的枢机主教公开对罗马教廷的管理不透明公开表示不满，这相当于是在对抗那些长期占据教廷内部职位的少数同事。这种不满会成为今后教皇改革的方向之一吗？

　　刘：天主教内部的民主化是梵二会议之后天主教的一个重要趋势。世界各地的枢机主教对罗马教廷管理不透明的不满，在天主教内由来已久。但改变罗马天主教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不是一个简单的技术层面的政策调正。事实上，近年来罗马教廷和教皇在教会内部重大问题的决策上（特别是关于主教任命和财务的管理上），已经通过各种形式扩大了枢机主教的发言权，但天主教的权力结构与管理体制决定了天主教决策模式不可能完全透明。世界各地枢机主教对罗马教廷管理不透明的不满，恰恰也是基层天主教信徒、基层神甫、修女对担任各地教区、大教区负责人的主教们的不满。如果天主教的管理体制不改变，各种教友组织、神职人员团体再多，教友代表大会、神职人员大会再多，也满足不了教会内部对管理透明化、民主化的要求。天主教如何在保持传统与创新发展、承接历史与承认现实之间；在教廷与各国天主会、教区与基层教堂的关系中寻求平衡，对任何一个教皇来说都是一个极大的考验。教皇弗朗西斯将来会采取何种措施满足各国枢机主教在教廷管理中不断高涨的民主化要求，现在还不清楚，需要我们拭目以待。

　 张：新教皇被媒体形容为是一个谦逊的人，但是他强烈反对堕胎和同性恋，您如何看待这位新教皇？

　　刘：反对堕胎和同性恋是天主教和历任教皇的一贯立场，新教皇弗朗西斯也不例外。从历史上看，教皇弗朗西斯在阿根廷任职时，忠实执行了教廷和教皇在反对堕胎和同性恋问题上的原则，他强烈反对阿根廷政府在2010年颁布的关于同性婚姻的法律，声称这是“对上帝的安排的毁灭性打击”。他在写给布宜诺斯艾利斯修道院的一封信中说：“我们不要太天真，我们不是在谈论一个简单的政治斗争。这是反对上帝安排的一个破坏性意图”。他把同性恋收养孩子的行为称作对儿童的虐待，并称这是对儿童的歧视。教皇弗朗西斯一贯认为同性恋人群是“对人性的背叛”以及“对和平世界的威胁”。天主教之反对堕胎和同性恋不是偶然的，涉及到天主教的教义和对圣经原则的理解，有着深刻的神学依据。因此，无论教皇弗朗西斯是否谦逊，在反对堕胎和同性恋这个关乎天主教基本立场的原则问题上，他都会继续坚定地维护天主教会的传统观念，不会有任何改变，这与他的个人风格没有任何关系。

　　张：在教皇选举出之前，就已经有声音说有可能会选出一个非欧洲的教皇，也可能会出一位亚洲教皇，您怎么看待亚洲天主教的发展？

　　刘：亚洲大约有1.4亿天主教徒，占世界天主教人口的11.7%。在世界天主教中，亚洲天主教人数占的比例虽然不是很大，但亚洲对罗马教廷来说却非常重要。全球60%以上的人口在亚洲，世界上几乎所有主要的宗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犹太教、印度教、巴哈伊教）都源于亚洲。亚洲是世界宗教市场竞争最激烈的地方。伊斯兰教与犹太教、基督教持续了千年的争端之地在亚洲，世界最大的伊斯兰教、印度教、佛教国家在亚洲。除了传统意义上的宗教，亚洲还有人数众多的民间宗教、民间信仰和强大的儒教文化圈（中国大陆、台、港、澳，韩国、新加坡），以及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信仰体系（中国、朝鲜、越南）。 “9· 11” 事件之后，亚洲又成了美国反恐战争的主战场。因此，天主教在亚洲的状况如何，对天主教在整个世界的地位与发展关系极大。从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到教皇本笃十六世，都对亚洲十分重视。尽管如此，亚洲毕竟不是天主教的传统势力范围，天主教在亚洲基本处于边缘状态。亚洲国家中，天主教徒人数占多数的只有菲律宾一个国家。在罗马教廷内部各机构担任职务的神职人员中，亚洲人也是极少数。因此，选择一位亚洲人做教皇，对天主教来说不太现实。但亚洲宗教市场的多样性与复杂性，为天主教在亚洲的发展提供了相对广阔的空间。目前天主教在亚洲的人数正在增长，未来天主教在亚洲还会有相当的发展。

　　张：对中国来说，新教皇来自发展中国家，将来中国与梵蒂冈的关系会有所改善吗？

　　刘：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开始，中梵之间中断了外交关系。如何处理梵蒂冈和中国的关系（包括罗马教廷与中国天主教的关系），是半个多世纪以来历任教皇都未能解决的难题，也是新教皇弗朗西斯上任之后无法回避的挑战。

　　今天，拥有13亿人口、1千多万天主教徒的中国是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快、最有影响的大国之一，不断上升的经济和外交实力把中国推向了国际政治与全球事务的领导地位；另一方面，梵蒂冈是全世界天主教的中心，罗马教皇是世界天主教的领袖，实现中梵关系正常化和双方在宗教方面的正常交流，无疑对双方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前任教皇本笃十六世在位期间，曾试图改善与中国的关系，中国也以各种方式与教廷进行过沟通。但双方都坚持自己的原则：中国坚持中国天主教独立自主自办教会；梵蒂冈要求全世界的天主教会必须服从罗马的教导，双方在关键问题上的立场存在较大分歧。

　　对此，我认为，中梵关系的改善需要双方的共同努力。现在，中国的新领导愿意以更加积极、开放的态度对待西方社会；刚上台的新教皇也通过会见香港枢机主教表达了对中国的善意和对中国天主教徒的关心。现在正是双方通过协商对话寻求打破僵局的好时机。主教任命固然是中梵关系中的关键问题，但本质上是一个宗教问题，而非政治问题。双方在坚持各自原则的同时，需要有超越历史恩怨向前看的勇气和智慧。只要双方以更加务实、更为灵活的方式处理双方的分歧，就一定能找到双赢的钥匙。

　　最后，我想说的是，中梵能否改善关系、实现关系正常化，对天主教和罗马教廷来说意义非常重大。在这个关系天主教重大利益的问题上，教皇是否来自发展中国家对教廷的对华政策不会有什么影响。相反，新教皇弗朗西斯的耶稣会背景，倒确实对教廷改善梵蒂冈与中国的关系有一定的好处。因为历史上耶稣会为促进中西文化交流做出了重要贡献。中国前几年还专门举办了纪念第一个将天主教带入中国的耶稣会士利玛窦来华传教四百周年的活动。希望新教皇弗朗西斯能继承耶稣会的传统和利玛窦的精神，在新时代为世界与中国的友好交往、全球天主教与中国天主教的共融合一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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