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据梵蒂冈城消息，罗马教皇方济各于3月19日正式任职。同日，台湾当局领导人马英九作为梵蒂冈的邦交国“元首”也参与了方济各的就职典礼。作为首位来自拉丁美洲的教宗，方济各比前教皇本笃十六世显得低调而朴实。中国政府对方济各的就职表示了祝贺，同时也表达了在中梵关系上立场不变的态度。本文谨就中梵关系的演变加以分析，以飨读者。
中梵关系的实质：宗教能否“去政治化”
自1949年新中国建立开始，长期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人延续并强化了近代中国政府对宗教组织的管理，在“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对外总方针的指导下，新生的共和国驱逐了外国神职人员，断绝了与梵蒂冈的外交关系，对天主教实行自选自圣主教的宗教改革。中梵关系实质上在几十年间处于停滞状态。
这种状况持续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国和梵蒂冈的社会形态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使得双方关系有了实质性进步。从客观上讲，中国改革开放使得意识形态让位于经济发展，与国际社会建立起了一定程度上的联系与共识；梵蒂冈则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教会革新，开始面向全球天主教展开对话，甚至也与共产主义者产生了交集。教宗约翰·保禄二世更是一位颇具开拓精神的宗教领袖，他对中国教会无法克服的关心，使他主动向中国政府频频伸出友谊和解之手。也是在约翰·保禄二世的主持之下，中国官方支持的爱国教会主教陆续获得了教廷承认的合法身份。但中国政府更多的考虑还在政治方面。中方提出的和解条件一是台湾问题，即梵蒂冈必须承认一个中国，二是申明宗教事务属于中国主权的管辖范围。
天主教是世界性宗教，中世纪时期“凯撒的事情归凯撒，上帝的事情归上帝”的政教分离宗旨使得罗马教皇任命各地主教成为了基督教的一项历史悠久的制度传统。但是在中国，宗教与世俗意识形态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自古以来即与中国政治文化和官方意识形态相辅相成，儒释道概莫能外，宗教并不完全独立而是成为世俗文化的一个特殊部分。演变到今天，不仅天主教的主教有了部分的官员身份，就连佛教的主持方丈也有官阶在身，主教任命权在中国政府看来理所当然地成为了国家主权实施的对象。在中国，宗教完全“去政治化”本身不符合中国人心理结构，亦无传统文化支撑。
保禄二世教宗时期的中梵关系
教宗约翰·保禄二世在世时，对中国政府的政治运作表现出了相当的理解和宽容。他自己是波兰人，对共产党人有一定的了解，对身处社会主义国家的天主教徒有一份发自内心的关怀。从1980年开始，在当时的教宗约翰·保罗二世的授意下，梵蒂冈国务卿宣布只要中国主教承认教皇的首席权，就可以成为合法的主教，这便是著名的针对中国的“非法可以变合法”方针。这一方针为中梵关系的改善创造了前提。很多人批评约翰·保禄二世的中国政策是妥协，但这种观点混淆了妥协与关爱的关系。爱国教会只要愿意与教宗共融，他就不会强迫这个教会做得与西方教会一样完美。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公开说过：“我每天早晨为中国祈祷。”他曾向香港主教陈日君表示，他很希望到中国访问。陈日君形容这位教宗希望到大陆的心情，就像小孩向母亲要东西一样嚷着：“我要去中国，我要去中国。”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在世期间，中梵关系明显改善，确立了中梵双方协商祝圣主教的基本默契。
本笃十六世教宗时期的中梵关系
2005年本笃16世接替约翰·保罗二世出任教宗之后，中梵关系开始紧张。2007年教宗本笃十六世向中国的天主教徒发出牧函，重申由国家建立的教会机构不符合天主教教义，中国天主教爱国会不可以凌驾于教廷之上，无权擅自任命主教。不过，梵蒂冈也相信，中梵双方在主教人选、任命、确认新主教以及教区划分等问题都可以磋商达成协议，教廷愿意与中国政府在互相尊重原则下，展开有建设性的对话。
本笃十六世是神学家，经历不及前教宗丰富，看问题喜欢从教义出发，比较重视传统，从天主教传统出发，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很难被理解为天主教徒自发成立的群众组织，更不是一个宗教组织，由这个组织厘定天主教主教人选，就是对神权的僭越。显然，梵蒂冈改变了对中国的策略，从等待、妥协、宽容的策略，转向焦急、慌乱、威胁。从这个时候开始，中梵之间的和解过程变成了新一轮的政治博弈过程。
2006年3月，教宗本笃十六世擢升香港教区陈日君主教为枢机主教，此后媒体经常发表陈日君对中国宗教政策的批评，陈日君和爱国会刘柏年之间时而发生冲突，结果中梵协商任命主教的局面终于遭到破坏。先是2006年4月30日爱国会自选自圣了马英林，5月3日自选自圣了刘新红，11月30日自选自圣了王仁雷，2010年11月21日自选自圣了郭金才，2011年6月29日自选自圣了雷世银，7月14日自选自圣了黄炳章。作为反击，梵蒂冈在2011年7月4日爱国会自选自圣雷世银后的第五天发出绝罚通告，又在7月16日爱国会自选自圣黄炳章后的第二天发出另一份绝罚通告。此后就是你来我往，中国方面继续自选自圣，梵蒂冈方面继续它的绝罚。
中梵关系恶化的后果及今后改善之策的探讨
中梵对立的直接后果，是造成了中国天主教内部的分裂。爱国教会接受爱国会管理，有政府支持，习惯上被称之为公开教会。而不公开教会反对爱国会，声称与梵蒂冈保持共融，习惯上被称之为忠贞教会。随着中国社会转型之下宗教问题日益复杂的趋势，梵蒂冈所支持的忠贞教会与中国政府支持下爱国教会的分裂成为了中梵关系不可逾越的障碍。就此观之，保禄二世在世时，双方“只要中国主教承认教皇的首席权，就可以成为合法的主教，无需牵扯爱国会一类的政治问题”的默契更加凸显其意义。只有在不牵扯爱国会等政治问题的条件下，中梵之间才存在着心平气和地来协商解决主教的任命问题的空间。
当我们将视野延伸到更远的明清时期，明晚期“西学东渐”，利玛窦来华传播天主教，其教法获得了明廷和清廷的尊重，其关键则在于利玛窦对天主教教义的解释相当程度上“儒家化”了，其理论和行为没有对中国世俗和文化传统构成挑战，因而获得了不少士大夫们的理解。而康熙后期发生的多次清朝与罗马教廷的“礼仪之争”， 罗马教廷因拒绝认同利玛窦版本的“中国化天主教”，禁止中国教徒祭祖祭孔，惹火了本来对天主教甚有好感的康熙皇帝，于是一道禁教令“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行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就将天主教堵到了国门之外，雍正时期天主教会则受到了全面的驱逐。在中外交往更加频繁的1870年，由于天津天主教育婴堂不断有收养的大批婴儿死亡，民间盛传教会参与迷拐幼童，引发当年6月初大批民众火烧法国望海楼天主教堂，殴毙法国驻天津领事丰大业等二十余人，酿成了后果严重的“天津教案”（清廷除赔款惩凶之外，还派重臣崇厚出使法国道歉，崇厚竟然因此成了出洋的第一名钦差大臣）。
以史为鉴，中国传统文化和基督教若干文化元素的结构性差异，使得二者之间现实冲突的可能性始终存在，中国文化不允许有完全独立甚至高于国家政权的宗教组织自由地合法存在，遑论进行跨国联系。加上近代以来西方传教士来华传教对中国民间风俗和治理带来的种种挑战甚至冲突（如教民依仗教会及其领事馆的保护，屡屡生事，传教士亦多在普通民众面前肆无忌惮），更加加剧了普通中国人对“基督教世界”的拒斥心理。因此，中梵关系除了台湾等政治问题之外，更关键的则在于在处理宗教与政治的关系上，双方坚持彼此的传统导致了交往的刚性和困难。梵蒂冈若试图改善与中国的关系，其罗马教廷则必须考虑和尊重非基督教文明的主体性和自身价值，对若干教规制度加以变通安排，否则难以对承载着厚重历史和文明的中国的态度产生他们眼中的“积极影响”。
因此，中国方面在新教宗方济各就任之际，一方面表示了对他的祝贺，另一方面也重申了一贯立场。这种表态，旨在希望新任教宗出于其自身拉美背景和个人性格特征，能够比本笃十六世更加考虑到非基督教文明地区的自身传统，从而为改变当前僵化的中梵关系做出新的贡献。中国政府和中国天主教已经向新教宗表达了改善关系的意愿，就看方济各及其教会能否在处理实际问题时对中方的诉求做出政策变通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