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民族主义和传统文化
近代以来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曾经历了几个重大的挑战。姑且不谈七到九世纪的“大秦景教”或十四世纪的“也里可温教”，仅从世界近代史看起，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耶稣会传教士来华有四百多年了，虽然天主教从那时开始便在中国维持下来，但是在几百年中历经挫折反复，其传播断断续续。十九世纪初，英国传教士马礼逊成功登上中国大陆，开始了基督教新教在华的传播。然而，一直到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基督教新教徒和天主教徒加在一起，最多也才不过五百万，不到当时中国人口的百分之一。在经过了“义和团”运动和清朝崩溃后，在民国初期，基督教的传播有过一段顺利时期，但很快被施展救亡运动和反基督教运动所淹没。抗日战争胜利后，基督教又有一段迅速发展时期，但很快面临了国共内战，以后随后对于基督教以及一切宗教的限制、甚至取缔。这些曲折，有很多社会历史潮流的因素，不是基督教从内部可以控制和左右的。不过，从另一方面来说，基督教回应各种挑战的策略也直接影响其在华的传播。而策略的制定，又有赖对于社会历史潮流的清醒认识。本文是要从近现代世界历史的一些大潮流，来理解中国的特定历史处境；并且从其它国家的基督教对于历史潮流的回应，来反思中国基督教的策略制定。
当今基督教在中国和海外华人的发展是非常迅速的。是哪些因素导致了过去的缓慢增长和挫折？为什么目前增长很快？这种快速增长能持续多久？对于这些问题都需要进行认真地研究和探讨。本文不是要直接回答这些问题，而只想提要式地讨论一下基督教在中国所面对的几个重大挑战，以及回应这些挑战的向种策略。下面分四个部分来谈，一是从总体的角度谈基督教所普遍面对的挑战以及几种回应挑战的策略；二是中国特有的民族和文化危机；三是反思基督教在近现代中国的挫折；四是反思中国基督教的现状和未来。
一、基督教所普遍面对的挑战以及几种回应策略
基督教在近代以来一直经受着两个重大挑战－现代性和民族主义。这两个挑战具有普遍性，因为世界各地的基督徒都不可回避地面对了这两个挑战。不过，这两个普遍挑战在各地和不同时期的表现是各有不同的。
1．现代性的挑战
世界近代史从思想方面说源起于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它高举自然和人性两面大旗，反抗中世纪的神政体制对于人的自由的束缚和压制。后来有启蒙运动的狂飙，高举人的理性，反抗盲目的信仰。接下来有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大发展，人们对于自然和人自身的知识迅猛增长，随之而来的是工程技术的日新月异，人们对于自然的控制和改造不断革新进步，出现了工业革命和信息革命。这些近现代思想运动和社会巨变，常常被认为是反基督教的，因为近现代思想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强调理性，要用理性来审判一切、衡量一切，而基督教强调的却是信仰。近现代的社会变化，也是从中世纪欧洲的神圣大一统而趋向多元化，宗教不再是生活是全部。当神圣的帷幕拉开以后，人们陷于多元和相对的冲突矛盾之中。
很多人认为现代化必然意味着世俗化，即人们的生活和思想日益摆脱宗教神学的束缚，而远离宗教。法国思想家孔德的社会三形态论是个经典的“世俗化”理论，他认为人类社会必然要从宗教神学阶段走到形而上学阶段，再发展到无宗教的实证科学阶段。也就是说，“世俗化”理论盛行几个世纪，至今仍然被很多人接受为不证自明的真理。最近有学者指出，世俗化其实不足以称为理论，因为它缺少严格的逻辑推理和事实的根据。所以，“世俗化”不过是一个抽像的设想，是被很多人接受下来的一个“信念”而已。
面对现代化的发展和“世俗化”信念，基督教不能回避不理，而要必须说明为什么基督教仍然有存在的必要和可能，为什么在现代化了的社会中人们仍然需要基督教信仰，为什么在未来它不会消失；并且还要说明，基督教在现代社会中有没有必要做自身调整，做哪些调整，为什么要做这种或那种调整。这些问题，是很多神学哲学家们所关注的问题，更是从事宣教的人们所经常面对的问题。要维持基督教信仰，要向不信的人传讲基督教，就不得不发展护教学。
2．回应现代性挑战的三种策略
面对时代潮流的挑战，可以有不同的回应策略：抗拒潮流、拥抱潮流、或者同潮流保持张力的调适。面对现代性挑战，基督教可以反抗现代性，这是基要主义（Fundamentalism）的策略；可以迎合于现代性，这是开放主义（Liberalism）的策略；可以是保持张力的适应，这是福音主义（Evangelicalism）的策略。
基督教基要主义者强调所信真理的绝对性，维护传统信仰的纯洁性，不向世俗潮流妥协，甚至试图扭转世俗化的潮流。当他们认识到力不从心时，有时会诉诸激进的甚至暴力的行为，因此，基要主义或原教旨主义同现代社会形成对垒。在美国，有些“民团自卫组织”（militia groups）就具有浓厚的基要主义色彩。另外一些基要主义者，在认识到难以扭转时代潮流时，则谋求“洁身自好”，致力于保持个人或信仰团体的纯洁，封闭起来，藉此坚守现代性的侵蚀。一个不同寻常的例子是“阿秘民人”（Amish people），他们在工业革命从德国等地移民到美国，为了信仰和过纯洁的宗教生活，拒绝一切后来的科技和社会发展，而坚持过去的田园生活，不用电、不开汽车、不读大学，种地和交通使用马力和人力。从积极的方面说，这种群体的存在可以令他人反思生活的真实意义，或者让人赞叹美国社会的宽容接纳力；从消极的方面说，这个群体与周围社会及其发展完全脱节，放弃了社会成员的资格，也就失去了基督徒所应有的作光作盐的使命。在美国社会中，还有很多其它基督教团体，虽然不像民团自卫组织或阿秘世人那么极端，但基本上采取的是反抗现代化的策略，同周围社会保持极端的张力，不合作、不参与，在他们自己看来则是“不同流合污”于世俗潮流之中。
另一个极端则是完全拥抱现代性的基督教开放主义者。对于liberalism这个词，有人翻译成“自由主义”，也有人翻译成“新派”、“不信派”等等，这些翻译往往带有译者的主观成见，支持者美其名曰“自由主义”，批评者则指其为“不信派”。“开放主义”可能既恰当而又不带褒贬色彩。开放主义者欣赏其开放性，他们向现代化潮流开放，愿意调整、改变过去的信仰教条，试图在新的社会环境中对于固有的信条做出新的解释，甚至以现代性潮流为标准来有选择地接受固有的宗教信仰。一个极端的例子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在美国出现的“上帝之死”派神学。这些神学有们认为，在这个一切以理性为标尺的世俗化了的时代，基督教可以不谈超验的上帝，只需诉诸人的道德理性，以历史上的耶稣为道德楷模就行了。不过，为了顺从于潮流，有的人选择放弃这些信条，而另外一些人选择放弃那些信条，最后当这些开放主义者凑到一起时，使可能找不出什么信条不可放弃。为此，有些保守的基督教徒称开放主义者为“不信派”，而开放主义者则自辩说他们的确顺从了“世俗化”，并且将基督教的真意深入世俗之中，在世俗之中实现出来了，所以“世俗化”同时可以看作“基督教化”，是世俗和宗教的归一。在当今的美国社会中，各种程度的开放主义基督徒为数不少。一些所谓“主流教会”和“主流宗派”（mainline churches or mainline denominations）便是持有开放主义主张的。
与上述这两个极端策略不同的是福音主义。Evangelicalism这个词常常译为“福音派”，但是这不仅是指某些人，而且指一种请批示方式或一种主张。福音主义主张了解世俗潮流，把握世俗潮流，既同各种潮流保持张力，又不排除在某些方面做出自我调整适应，同周围社会交流、合作、参与、并借机影响社会大众和潮流。福音主义者在基本信仰上坚持保守传统，但是在实践上又愿意做出调整，参与社会和政治。他们把传福音救灵魂视为其信仰的中心，但同时也愿意参与社会教育、慈善、社区组织等工作，把这些工作当作其信仰的有机组成部分，发挥在社会上作光作盐的作用。他们不简单地排斥或反抗科学、社会思潮，而是有选择地对于流行思潮做出批判，在参与对话中寻求影响这些社会思潮。在美国，持福音主义观点的基督徒很多。葛培理算是一个典型代表，他一生布道，要们藉着悔改与上帝和好。同时，他也是不少政治家的朋友，曾经受邀请在多个总统的就职典礼中祝福。
3．民族主义的挑战
从政治方面说，近代史以欧洲的众多“民族国家”的出现为标志。这些民族国家，突破了欧洲中世纪的神圣大一统罗马帝国，各自为政，强调爱国，维护本民族利益，甚至不邻国发动战争，征服弱小民族，开拓殖民地，以抢夺资源。基督教信奉的上帝是唯一的、普世的和超民族的。在建立和发展“民族国家”的过程中，这样的普世基督教往往不能提供有效的意识形态来凝聚民族的团结力量，所以遭到民族主义政治势力的排斥。基督教徒必须回答其信仰与民族国家的关系，与社会政治、意识形态的关系。对于这个近现代民族主义潮流，基督教同样不能回避。对于曾经经受了欧美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凌辱和侵略的民族来说，这个挑战就更加尖锐。作为民族的一份子同时又是基督徒，能否爱国？怎样爱国？怎样摆平爱国与信仰的关系？
4．回应民族主义挑战的三种策略
面对民族主义挑战，同样有三种不同的策略。可以完全拒绝民族主义，这是普世教会的策略；可以全面认同民族主义，这是国家教会的策略；也可以是保持张力地接纳民族主义，这是独立教会的策略。
普世教会强调基督教信仰的普遍性、超民族性，认为在政治上参与民族国家的建立有背其绝对普遍的信仰。他们或者积极参与反对民族主义、或者放弃对于政治的参与以及同政府的合作。历史上的天主教会在这方面有一定的代表性，在欧洲近代史的早期，天主教会曾经竭力维护大一统的罗马帝国，强调信仰和制度的大公性（catholicity），反对并阻止民族国家的建立。在宗教改革运动中，很多正在形成中的民族国家的政治势力，成为宗教改革的支持者。随后出现的各种基督教新教教派，脱离天主教会，同各自国家建立了较密切的关系。但也有不少新教教派坚持基督教信仰的普世性，反对民族主义，反对参与世俗的民族主义政治。比如，一些再洗礼派的信徒坚持其非暴力主义信仰，拒绝参加国家军队，拒绝参与战争。
在那些同民族国家有较密切关系的教派中，很多得到国家的支持和保护，成为国家教会。最早的典型是英国国教，也称为“安立甘宗”或“圣公会”。这种国家教会完全认同其特定的民族主义，参与民族国家的建设，维护民族国家的世俗利益，因而也得到国家的扶持和特权。也有一些宗派，虽然没有国家教会的名义，但强调同民族国家的合作，把基督教信仰同爱国主义结合起来。这样的教会，相应地也会得到政府的保护。
除了普世教会和国家教会外，还有一种独立教会的策略。作为独立教会，它既不完全接受民族主义，也不完全反对民族主义，而是在制度上同民族国家分离，在意识形态上同民族主义政治保持距离和联系，是一种保持张力的协作关系。有时批判，有时合作，既保持宗教信仰的独立性，又不放弃信徒作为公民的权利与义务，而在参与民族国家政治的同时，仍然维护宗教信仰的普遍性，以宗教信仰来超越民族界限。独立教会由于不是国家教会，所以就没有国家的特别支持和特权；由于不是极端的普世教会，所以也不至于受到国家在政治上的完全镇压。然，国家政治制度和政治意识形态常常决定国家的总体宗教政策，并非想独立就能坚持独立。不过，现代国家的宪法都会做出政教分离的规定，即政府同宗教在组织上分离，国家不指定某个宗教或教派为拥有特权的国教，宗教组织也不在经济上和组织上依赖政府。更重要的是，教会和信徒的信仰本身也会影响这种策略的选择。坚持独立教会的策略，就既不是完全地顺从依附于政府，也不一味地反抗政府或完全不合作，而是本着信仰并且以普通公民的身份来参与国家政治。美国在政教分离这一点上可能做得比较恰当，没有哪个宗教或教派享有垄断权，所以各宗教或教派不得不在自由竞争中赢得信众。
二、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民族危机和文化危机
上述的两个挑战以及回应策略在许多国家与地区均具有普遍性。然而，除了现代化和民族主义这两个普遍性挑战外，基督教在中国还面对其特有传统文化的挑战。而且这三种挑战常常是纠合在一起而且又不断变化，于是这种复杂性就更具有挑战性了。
1．民族危机
中国近现代史的主题一直是救国与强国。中国本来只有文化主义而没有民族主义，有天下意识而无国家意识。但是，首先强盛起来的欧美民族国家，以及随后跟上的日本民族国家，用他们的炮舰和火枪，胁迫、掠夺、瓜分中国。为了抵抗这些殖民主义的凌辱和侵略，中国人的民族主义被唤醒。与此同时，民族的存亡又直接同现代化议题紧密联接在一起，没有现代化就没有中国的强盛和独立，没有物质上的富强中华民族的生存本身便成为问题。“五四运动”肇始于救亡图存和反抗帝国主义吁求，却打出了民主与科学的旗帜，致力于中国的现代化。所以，在中国，现代化和民族主义这两个普遍性潮流一开始便绞在一起，而且成为中国近现代史的主旋律。与之相符的，就发展；与之相背的，就衰落。直到今天，国人仍然时常感到有被“开除球籍”的危险，强调的仍然是基本生存问题和物质上的富强。
2．文化危机
在现代化和救亡图存过程中，中国传统文化遭到严重打击，在很多方面甚至是摧毁性打击。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喊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知识分子们开始了对于传统文化的大批判、大清理。不少人甚至倡导废除汉字。民族主义同反传统绞在一起。这种民族主义是一种不要文化传统的民族主义；抛弃传统是为了民族的生存。这看似矛盾的结合，主导了现代中国人的思维。虽然保守和复兴中华文化时不时地被人们提出来，申请号一时的社会思潮，但是占据思想界主流的一直是以现代化来反传统文化，而且经常是极端的反传统和极端民族主义相结合。
不仅五四运动时是这样，在新中国，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为了“超英赶美”（即成为现代化的强国），对于传统文化的清除则更加彻底。“破四旧，立四新”；砸烂文化古迹；批孔批儒；“同封建传统彻底决裂”等等。而导向八.九.民.运的强劲思潮之一，是进一步地反传统文化。这以《河殇》为代表，它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及其神圣符号大加鞭挞。这些反传统运动，虽然是以不同的政治意识形态为指导的，但是共同的是都以民族的独立与富强为目的。民族主义、现代化和反传统文化绞绕在一起。
3．文化更新与重建
今天，中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在世界上已经建立了稳固的独立地位。民族存亡的问题正在被民族文化的更新发展所代替。另一方面，中国社会正在迅速现代化，在物质发展方面日益强壮。在现代化已经取得巨大进展的今天，有越来越多人开始对于现代化和现代性本身做批判性反思。在这一个历史处境中，文化重建问题被提出来，成为很多人关心的课题。
究竟什么是中国传统文化？什么是中国文化的主流正统？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早已是多种多样，而且争论不休。归纳起来，学者们所强调的有两大方面：有些人强调中国传统文化是正统教义（orthodoxy），而另外一些人强调正统（orthopraxy）。比如，儒学学者杜维明主张中国文化的核心是儒家观念体系，它具有宗教特性；人类学家James Watson则认为真正使多元辽阔的中国社会统一的是统一的礼仪，婚丧礼仪上的一致让平民百姓认同中华文化的统一。历经多次运动，中国文化无论是在教义或价值观念方面，还是在礼仪方面都遭受了严重破坏，甚至是难以挽回的破坏。杜维明倡导复兴儒家文化，但是，不仅儒家经典需要做出新的解释和调整，而且，儒家所赖以传递的皇朝政府以及传统家族都在现代化过程中已经解体或正在解体。复兴儒学恐怕只能是几个学者的一厢情愿了。从五四到文革，儒家的“忠孝节义”、“三从四德”等伦理纳常同样受到一次比一次彻底的批判和抛弃。今天的中国人，还有多少人认真念过老人家经典四书五经？还有多少人安于遵守旧式的君臣长幼辈分秩序？同时，在礼仪方面，五四时期的“打倒孔家店”瞄准的就是“吃人的礼教”，后来的“破四旧”，清除“封建迷信”，致使在中国大陆成长起来的人出现了中国传统礼仪上的断代。有多少年轻人和中年人还知道传统的祖先崇拜和婚丧礼仪？即使知道，有多少人还视之为神圣，愿意执行？也许在农村仍有一定的保留，但是，随着现代教育的进一步扩展和城市化，中国传统的“正统礼仪”恐怕是难以为继了。
当然，既然是二千年的传统，老人家观念就不会完全消失，单凭惯性，就仍会延续很久。不过，失去了国家或政府的支持和保护，“正统”不再成为正统。家庭的教育功能越来越多地被其它社会机构所取代，“传统”难以系统地传下去。结果，老人家观念的延续就只好支离破碎、无意识、不自觉地靠惯性进行。这是今天的现实。
三、基督教宣教事业在近现代中国的挫折：文化的、政治的、和社会的基督教宣教事业在近现代中国遭受了重大挫折，很多时候是因为基督徒对于时代潮流缺少清醒的认识，或者虽然看到了潮流，但是却采取了不恰当的策略，未能适当地回应中国文化、现代性和民族主义的挑战。
1．文化冲突
以利玛窦为代表的天主教传教士在明末清初到中国时，他们遇到了当时的中国文化问题。作为文明古国，中国既有儒道佛等多种哲学和宗教，也形成了一套严密的礼仪系统。同样，作为发达的宗教，基督教也有系统的神学和礼仪。这两个价值观念和礼仪体系相遇时，谁来适应谁？谁要放弃什么？在礼仪上，拜祖和祭孔是主流中国人必须要估的。但中国人成了基督徒后是否还可以继续参与祖先崇拜和祭孔仪式？在翻译基督教术语时，可否采纳中国固有的术语，认为这些同基督教没有实质冲突。但另外一些传教士则以维持基督教信仰的纯洁性为由予以坚决反对。反对派赢得了罗马天主教教皇的支持，却惹恼了中国的大清皇帝。罗马教皇和大清皇帝的御令终于导致天主教传播的中断。“礼仪之争”以及“译名之争”突出表现了教民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冲突。
不过，潮流是动荡的，时代是发展的。一九六零年代罗马天主教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强调基督教要进入各文化，而不是排斥文化。在此之前，罗马教皇已经改变了关于礼仪之争的御令。中国的天主教会开始容忍甚至主动吸收中国传统礼仪到天主教的敬拜礼仪当中。我在华盛顿的华人天主教会看到他们在庆祝中国新年时焚香设案，摆放牺牲供品，设坛祭祀中华列祖列宗以及个人的祖先。天主教会终于开放胸襟接纳中国传统文化了。但是，这却是违背时代潮流的策略，因为主流中国人这时已经抛弃了这些文化传统。过去定义中国人的正统礼仪今天已经失去了意义。在策略上，这是又一次的不便时宜的文化冲突。今天，天主教之所以在中国人中发展比基督教新教缓慢，这种策略上的失误恐怕是个重要因素。
2．政治冲突
近代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全盘继承了天主教与中国文化冲突的遗产，又面对了民族主义的挑战。很多西方传教士，由于其基要主义的信仰，加上来自发达国家的高傲，缺少对于中国文化的尊重和了解，蔑视、轻视或忽视中国文化。而基督教同西方帝国主义的不幸联结更导致了基督教认同和中国人认同的难以调和：“多一个基督徒就少一个中国人”，皈信基督教的中国人被视为如同叛国者，被称为追随“洋毛子”的“二毛子”。这两种认同或身份的不可调和性既有文化冲突的因素，更有政治冲突的因素，成为中国的民族主义与西方帝国主义之间的冲突的一个环节。在中国的民族救亡过程中，中国基督徒一直是局外人。虽然在民族主义的挑战和反基督教运动的打击下，有些中国基督徒试图做出努力来调整其基督教信仰和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关系，但是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这个问题在中国基督徒中并没有获得满意的解决。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中国的民族主义的一次大胜利，且不仅仅是共产党意识形态的胜利。在民族主义的共产党的鼓励和促使下，出现了基督教爱国运动，天主教会和基督教会同西方传教机构和教会机构脱离了组织关系。但是，中国基督教对于民族国家的忠诚始终受到怀疑。后来，在共产党的反对一切宗教的意识形态主导下，基督教遭到严格镇压和取缔。基督教组织被共产党视为敌对的政治势力，基督教会成为政治上的敌人。这种政治上的激烈冲突，在文革结束和改革开放后，已经有明显缓解，但是，也只是有所缓解而已。民族主义和基督教普世信仰，共产党无神论和基督教有神论，政治和基督教会，仍然表现出冲突和对抗。
3．现代化冲突
但是，中国人在近现代对于的基督教的拒绝和排斥，不仅仅是民族主义的反应，也不仅仅是官方意识形态的作用，而且是个有关现代化的问题。中国人并没有拒绝西方的一切东西，实际上吸收了很多西方的观念体系，包括马克思主义，但是就是不要基督教。这不仅是因为基督教传教士是同鸦片和炮舰一同到来，而且还因为它被认为是传统的而非现代的，是改良的和保守的而非革命的。而当时的中国，为了民族的生存，需要的是富国强兵，需要的是科学技术，需要的是社会制度和人的思想观念的现代化，需要的是革命。在这些方面，基督教不仅同中国急需提高的民族主义不谐和，而且同现代化的志趣相背离。在这种情况下，基督教被广大中国人拒绝，特别是被社会精英和知识分子排斥，就是难以避免的了。
今天，基督教在中国人中的传播，最常遭受到的问题之一，仍然是现代性问题。基督教过时了吗？基督教是迷信吗？基督教同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是什么关系？基督教能够帮助中国实现经济、政治、伦理等多方面的现代化吗？现在更有人在问，基督教可以帮助我们避免现代性的种种问题吗？它能够在后现代社会中给人们的生活提供意义吗？
在今日中国，民族主义和现代化仍然是主流，也就是说，这两个挑战仍然摆在基督教面前，必须面对。同时，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人们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必然要做出重新检讨和评估。若要避免重蹈覆辙，就必须把握时代的脉搏。基督教不解决同中国文化的关系问题，不解决民族主义问题，不解决现货问题，就难以在中国迅速发展。
四、中国教会的现在和未来
1．目前迅速增长
众所周知，基督教在中国大陆虽然经受了诸多压制，但是却在文革期间悄悄地发展起来。在改革开放的相对宽松政策下，基督教的增长更加迅速，为什么会有目前的迅速增长呢？原因可以有很多，比如说，因为信仰危机而追求新信仰，亦不乏追求洋时髦而去教会礼拜，当然这其中主要是信仰上帝的奇妙作为。不过，对比台湾的情况来看，基督教大大陆迅速发展有三个不可忽视的因素：一是共产党领导的清除“封建迷信”和反传统运动，在事实上削弱了中国传统文化这个挑战。如今，人们并不坚持一定要从中国传统中选择自己的信仰与人生哲学。有影响的学者们一谈到人类思想史，也总是古今中外一块儿谈，甚至更多地引用西方思想史。几十年的现代教育，已经打破了传统的束缚。二是在西方传教士离开后，人们逐渐地不再把基督教和西方帝国主义直接联系在一起。与此同时，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也向其他中国人表明，作为基督徒仍然可以爱国。这样，民族主义这个挑战得到一定的化解。三是一些学者，尤其青年知识分子们，看到，在非常发达和现代化了的欧美国家，基督教不仅没有消亡，而且仍然对于社会起着重要的影响作用，这至少间接表明基督教不一定同现代化相违背。另外，中国人整人、人斗人、人害人的社会政治灾难，充分展示了人性的阴暗面，对于这种阴暗面的解释，似乎只有基督教的原罪说才最有说服力。而马克斯．韦伯的论着的介绍，也使不少学者看到，基督教对于现代市场经济制度和民主政治制度有积极贡献。总之，在多种因素的合力下，基督教得以在中国大陆有迅速发展。
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能否持续高速发展？这要看多种因素的作用。我认为，随着中国在经济上的发展强壮，对于传统文化将会有更多的肯定性重估；在官方意识形态失效之后，新的民族主义成为民族凝聚的力量；而基督教与现代社会的关系，与政治经济制度的关系，也会有新的变化。就是说，这三个挑战不是不再存在了，而是会有新的变化。基督徒能否认识这些变化，制定相应的策略，给予恰当地回应，将会影响基督教能否继续持久地发展。
2．中国教会对于挑战的回应情况
在美国和欧洲，基督教对于现代性和民族性挑战的回应是多样化的。相比较而言中国基督教对于现代性、民族性和传统文化的挑战，目前没有出现多样化的情况，而是比较集中在一些极端路线上。
对于现代性的回应，中国基督徒中，总的说来开放主义者不多，基要主义者不少，而福音主义者仍基本停留在教会的围墙之内，没有发挥多少社会作用。在神学上，中国教会以及海外华人教会绝大多数属于保守派。其中，强调基要主义的为数不少。他们不关心社会、不参与政治、拯救灵魂和属灵生活是教会活动的全部。同样是在保守派阵营中的福音主义者，他们把传扬福音、拯救灵魂作为基督徒生活的中心，同时关心和参与社会服务、社会政治。然而由于社会历史条件的限制，福音主义者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而是自限于教会之内。
对于民族主义的回应，在中国有类似国家教会的“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和“天主教爱国会”。虽然隶属于这两个组织的教会没有国家教会的地位，但是它们在意识形态上与政府保持一致，强调割断同外国宗教组织上的隶属关系，同中国民族主义积极合作。与之相反，地下教会和家庭教会则强调信仰的普世性，采取的是抗拒政府或不参与的策略。虽然在这两个阵营中都有人希望做出向中间立场的调整，但是目前的现实好像不允许中间立场的存在。也就是说，真正意义上的“独立教会”还没有，目前的社会条件基本上不允许独立教会的存在。
近年来，一些海外基督徒知识分子以及中国大陆的“文化基督徒”，正在做出探索，试图协调基督教与现代性和中国文化的关系。比如，在加拿大温哥华出版的《文化中国》季刊提供了一个论坛，使基督徒学者同中国传统文化学者们得以交流对话，使基督徒可以反思中国文化。但是，中国的民族主义问题变得更为棘手。首先，中国的统一和国家认同上存在危机。谁是中国人？作中国人一定要做中国公民吗？作什么样的中国政府下的公民？怎样才算爱国？爱国与支持某政权是什么关系？这些问题迫使人们思考并做出自己的选择。第二，中国人在过去几十年大量向世界各地移民，而且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仍将继续。这就造成了中国人同其他民族的混居和文化上的交流，这就迫使中国人重新认识中国人的身份属性，重新理解中国传统文化，重新建构中国人或华人的认同。第三，世界性整合正在加快，“全球村”（global village）时代正在到来。在这样一个时代，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的关系问题令很多生活在多元文化中的人感到困惑，无所适从。基督徒如何建构他们自己的宗教认同、文化认同、民族认同、国家认同，都有待更多的努力思考、尝试、校正。
应当说，基督教在中国以及海外华人中正面临一个难得的传播机会，是否能够把握这个机会，恰当回应时代的重大挑战，取决于教会领袖对于形势的认识和策略的制定，也取决于普通信徒的认识和行动。
本文并没有提供任何答案，而是仅仅就我个人的理解提出一些，供关心中国基督教发展的人们思考。其中的提法和概括，不适当之处可能很多，希望批评指正，共同讨论。
本文取自《解构与重建：中国文化更新的神学思考》，温伟耀、陈荣毅主编，本文作者：杨凤岗，加拿大恩福协会，1998年4月第一版，第21－47页。作者：杨凤岗，南开大学哲学硕士，美国天主教大学社会学博士，曾任中国人民大学宗教学讲师，现为休士顿大学社会学系博士后研究员，从事美国华人宗教的研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