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鲁贤主教于上周六去世。图为2006年，他和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在上海圣依纳爵堂。
北京——周一，数千人聚集在上海圣依纳爵主教座堂，参加金鲁贤主教的葬礼。享年96岁的金鲁贤是中国天主教的一位巨人。
据在场人士称，哀悼者中没有来自中国官方天主教会的主教，该教会拒不承认梵蒂冈的说法，即梵蒂冈领导着所有天主教徒。作为中国最著名的高级神职人员之一，金鲁贤主教的葬礼只是一起仅限上海当地的地方事件。
政治上的冷落可能并不会让金主教感到惊讶。作为一名土生土长的上海人，他曾因自己的信仰而在监狱、劳改营或其他形式的羁押场所中度过了近30年。金鲁贤在1955年被捕（当时，奉行无神论的中国正在清除基督教），直到1982年才完全重获自由。在此后的生命中，他如同行走在钢丝上，试图在北京和罗马之间寻求利益平衡点。中国和梵蒂冈长期对抗，但双方都承认这位重要的主教，这使他成为了一个具有深厚政治意味的人物。
据“圣依纳爵观察”(Ignatius Insight)报道，这名耶稣会会士在2010年接受采访时说：“是的，这里的情况非常复杂，怎么说呢，我不得不既当蛇又当鸽子。我既是蛇，又是鸽子。”
“中国政府认为我和梵蒂冈的关系太近，梵蒂冈认为我和中国政府走的太近，”他说，“我是夹在政府控制和梵蒂冈要求中间的一条滑溜溜的鱼。”
金鲁贤主教一直为政治所纠缠，直至离世，在圣依纳爵堂（也被称为徐家汇天主教堂）举行的葬礼上，官方中国天主教爱国会的主教们的明显缺席就表明了这一点。据知情人士称，他们未出席葬礼的一个可能原因是，在由谁接替金鲁贤主教担任上海教区官方领导人一事上产生了高度政治化的争议。
去年7月，将继任金鲁贤主教的马达钦主教做出了让官方大为震惊和愤怒的举动，他宣布自己即将离开爱国会。目前，这一问题尚未得到解决，但有报道称马达钦主教的头衔已被剥夺，其行动也受到限制。
中国的天主教徒称，来自爱国会的压力有时让人难以忍受，一些教士，特别是年轻教士和“尊崇罗马”的教士，可能更倾向于停留在教会中的较低层岗位上。
金鲁贤主教的一生充满了不同寻常的政治冲突。出生于1916年的他是一名爱国者：在《金鲁贤回忆录上卷：绝处逢生1916-1982》中，他写道：“我出生的时代是我国人民遭受内乱和侵略的苦难时代，幼年时国家只有国耻日而无国庆日。”该书的英文翻译版于去年年底出版。
天亚社(Union of Catholic Asian News)的执行董事、同是耶稣会会士的迈克尔·克利神父(Michael Kelly)写道，金鲁贤主教有“坚定不移的天主教信仰和一名爱国人士不容置疑的信心。”
1985年，他被中国官方教会任命为主教。2004年，他得到了梵蒂冈的认可，这让他的人生轨迹走过一圈后回到起点。他曾于上世纪40年代在罗马学习。
天亚社报道，金鲁贤主教在14岁时成为孤儿，他曾就读于上海的耶稣会中学，并于1938年成为了一名耶稣会士，当时他大约22岁。他在罗马的宗座额我略大学(Pontifical Gregorian University)获得神学博士学位，并在1949年毛泽东当权后不久回到中国。
报道称，他是一个“归来之子”，其声望和影响力让他被誉为“黄教宗”，法国记者多里安·马洛维克(Dorian Malovic)在2006年以此为名，为他书写了一本传记。
天亚社报道，值得关注的是，通过和官方合作，并采取迂回路线，他最终说服官方同意在做弥撒时为教宗祈祷，他还帮助建立了中文的礼拜仪式。
在2010年发表于“圣依纳爵观察”的一篇文章中，历史学家安东尼·E·克拉克(Anthony E. Clark)形容金鲁贤主教是“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地上主教”（相对于追随梵蒂冈的“地下”教会）。
克拉克写道，“他是教会最神秘莫测的人之一，人们总是猜测他的话是直白的事实，还是隐晦的言辞，这是因为他多年来都在和中共官员打交道，后者比过去更严格地钳制着这位中国最公开高级神职人员的一举一动。”
狄雨霏(Didi Kirsten Tatlow)是《国际先驱论坛报》(The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驻京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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