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官员月前提出，爱国爱港乃行政长官候选人毋庸置疑、商榷的条件。这个前提表面看来并无不是，但是选举委员会如何组成？谁来决定成员名单？却是构成危机的关键。
亲北京人士认为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并不包括参选权的自由，这番错误诠释的言论将“爱国爱港”议题提升到本港民主派与中央抗衡的层面。
就在双方针锋相对之际，专门研究宪法的法律学者戴耀廷副教授在宗教和学术同道支持下，宣布于明年夏天占领中环商业区，期以此行动来争取普选方案，他希望至少一万人参加。
尽管有人批评戴氏危害香港市民的福祉，但他却把占领中环方案比拟为传道，而非破坏市民日常生活和商业日常运作的运动。戴耀廷强调，真正的传道应当付诸行动而非言语，并呼吁赞成者以和平方式作公民抗命，并接受任何法律制裁；因这运动旨在自我牺牲精神，并非意图对他人作出伤害。
他的建议是在测试个人的爱国度──爱国只能经过自我牺牲的严峻考验才能提炼而成，绝非是在自我利益框框内宣认的爱。
《玛窦福音》中，耶稣讲述“二子的比喻”，父亲叫两个儿子到葡萄园里工作──大儿子立即答应，却没有去；小儿子马上拒绝，但后来悔悟过来，而又去了。耶稣问：“两人中哪一个真正爱父亲？”
同样，真正爱国应在行动中表现出来，而非只是陈腔滥调。
然而，戴耀廷等人所提出的占领中环金融中心计划，一贯地被历久不衰的“商业经济受损”为藉口而备受抨击。
事实上，香港早在十九世纪便有民主选举，第一个当选者是律师法兰些士（John Joseph Francis），他于一八八三年获选进入洁净局（Sanitary Board）；当时他面对最大的障碍就是来自殖民地的商人，他们声称铺设污水管会损害其生意！
历史中，叫人缅怀、颂扬的领袖往往是不计个人成败得失、为坚守信念而受苦的人；对于那些只求维持现状的所谓爱国者，可着墨者实在寥寥可数。
戴耀廷呼吁人们作出自我牺牲。他说：“我们会害怕，但为了捍卫生命的尊严，我们决定绝不逃避 。”
争取是为了真正的爱；而这爱，唯有在一个让人自由去爱的环境中才能成长，不能强加而来。
正如教宗方济任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总主教、二O一O年时说：“真正的爱国精神是恩典，真正的民族情操应当有截然不同的社会和灵性气候……让我们克服长期存在的对抗局面。”
污水工程也许不利营商，但后世却会感激那些在只求私利及个人利益的政治环境下，仍奋力抗衡且终于建成污水管的人。
真正的民主也是源于一个需要自我牺牲的梦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