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伯多禄·帕罗林总主教被教宗方济各于8月31日任命为新的教廷国务卿，自10月15日起接替即将卸任的贝尔托内枢机，不论是包括中国教会在内的普世教会还是国际社会，都开始将目光集中在了这位此前并不为大家所熟知的教廷外交官身上。国际社会关心的可能是这位年轻但却资深的外交官如何协助教宗方济各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柔性作用”，让天主教会的伦理教导、社会思想及灵修智慧，通过福音光照下的外交途径发挥应有的作用，造福人类社会。而对普世教会来说，大家关心的可能是他如何以“教廷总理”的身份来进行内部的革新和协调，特别是梵蒂冈与地方教会的关系能否既能“良性互动”，又不失“大公教会”的特质。但对我们中国教会而言，关注的焦点自然就是一直扑朔迷离的中梵关系，能否在这位曾作为中梵外交谈判首席代表的“专家”推动下，实现新的突破。
也许正是这样的原因，国内教会的一些神长教友，包括本人在内，最近一段时间来便开始展望和分析可能会出现的结果。其中当然有乐观、悲观和祈愿之分。乐观者认为“一个新时代”已经到来，悲观者认为中国政府根本就无心或无需与梵蒂冈建交，祈愿者则表示乐见新国务卿的委任，希望他能成为教宗方济各在各个方面的得力助手，帮助教廷实现内外兼顾的治理、改革与突破，为世界和教会，特别为中梵关系的破冰及改善作出积极贡献。
从“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角度而言，上述三种态度只是每个人看问题的侧重点不同而导致的，并无善恶之分。同时，每个人都不约而同地意识到，鉴于中梵关系的历史背景和曲折过程，即使新任国务卿，甚至教宗方济各本人，愿意尽快改善与中国政府的关系并解决遗留在中国教会内的各种问题，也不是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轻松易事，而是需要耐心细致且智慧坚毅的努力及大量工作。然而，笔者在此想表达的思想是：没有中国教会自身的觉悟、革新、成长，再好的教宗和国务卿也无计可施！
本人之所以这样说是建基于这些年来在各地教会服务和走访时的切身体会与经历：每当面对存在于当地教会和中国教会内的破碎、矛盾、分裂、斗争等现象时，大家最热衷谈论的是教廷如何不明白中国的问题，瞎判断、乱指示，导致国内教会一片乱象。或者，大家最喜欢讲的一句话就是：“政府限制宗教自由，干涉教会内部事务，致使许多事情无法解决！”
不错，从历史、政治、外交的角度而言，不论是教廷还是中国政府，的确在有关中国教会的政策和决定方面有诸多不如人意的地方，甚至说严重失误也不为过！如果我们再把镜头的焦点集中在教廷和中国政府自身，我们可能更会为在二者身上看到的罪恶感到吃惊：我们怎么会有一个这样的教廷和这样的政府？然而，不论我们对此作何感受，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是：教廷和政府其实都是一个抽象的集体名词，而组成它们的却是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人。当我们在为教廷和政府的各种成功和失败、光荣和罪恶或高兴或悲哀时，我们只不过是在因曾在这里生活工作过的人的各种成功和失败、光荣和罪恶而高兴或悲哀。
同样，当我们今天面对整个中国教会或自己本地教会的各种问题和现象时，我们也不能撇开组成教会的你我他来“空谈”中国教会及本地教会，好像现有的这些问题和现象都是与你我他个体没有任何关系的“既成事实”。这就意味着，在面对团体内的破碎、矛盾和纷争时，不论是身为主教、司铎的神职人员，还是修会会士和平信徒，每个人都应该首先这样问自己：“我”在这方面的责任是什么？“我”需要在哪些方面悔改和成长？“我”该怎么做才能治愈破碎、化解矛盾和纷争？而不是一味地指责别人，并将责任一股脑儿地推给远超过我们能力所及的教廷和政府，从而要么转移视线，要么永远活在“受害者”的心理状态中不能自拔。最后的结局无非是“牢骚”发了一堆、“原因”探讨了一大串，但问题却不但没有解决一个，反而变得更加复杂难解——一个亲者痛、仇者快的结局罢了！
今天，面对教宗方济各令人耳目一新的作风和态度，以及他最新委任的国务卿帕罗林总主教，我们除了认真聆听他们的教导并付诸行动外，更应该从他们的言行举止上看到作为基督门徒当有的品质和修养，那便是从自我做起，在上主面前谦逊地行走、正直地行动、仁爱地服务。而作为中国教会的一员，我们则必须坚持通过真诚的对话、宽恕、和好、合一来展现基督福音的真精神，并积极帮助因信仰迷失而百病缠身的中国社会早日实现改良和治愈！
总之一句话，中国教会不能再把自身责任推给教廷和政府，做一个“永远也不想长大的小孩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