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当·沙夫说，每个波兰人都知道，他们生活中最重要的是：天主、尊严和祖国。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和无神论者的沙夫都这样讲，可见此言不虚。从这个排序当中我们可以知道天主对波兰人有多么重要。那么宗教为什么会处在一个超越的制高点上？它的道德形象是怎样建立起来的呢？
没有牺牲的思想就不能理解十字架
众所周知，天主教是波兰的民族象征，90%以上的波兰人都自称自己是天主教徒，宗教是波兰的民族之魂，它在波兰是大众的精神追求，长期以来宗教具有的道德优势无人能够比拟。民众对宗教的这种信任感是靠它们的牺牲精神换来的。换言之，宗教的这种超然于政党、主义、发展模式之上的公信力不是仅靠争夺话语权和灌输就能建立的，而是靠实践、靠牺牲、靠奉献做出来的。在抗击外国入侵——蒙古、奥斯曼土耳其、瑞典、德国、奥匈帝国和俄国的历次斗争中，天主教都起了巨大的民族凝聚作用，他们变卖教会资产资助抗击外敌的斗争，更有大量的神职人员慷慨赴难，他们用自我牺牲的圣徒精神体现了波兰民族争取独立的信念。波兰亡国以后在俄属波兰、普属波兰和奥属波兰三大分割占领区，教会以其对独立的追求、亡国期间的民族坚守、战争中的牺牲、极权体制下对人性的呐喊体现了波兰民族的不屈精神。
从1874年普鲁士因波兰教会成为反抗宗主国的据点而逮捕波兹南大主教开始，教会的抗争就从来没有停止过，它以“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没有牺牲的思想就不能理解十字架”的“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受难形象，要求教会人士必须比普通百姓做出更多的奉献，以耶稣的受难精神作为榜样，如果一个民族注定要遭受苦难肩扛黑暗的话，那教会人士就应该是第一批赴难者，“天主教意味着在宇宙中每个生命战胜了死亡”，提倡“拯救需要个人参与”。在二战中波兰的死亡率高达22%，比苏联（10%）和中国（7%）都高得多，而教会人士死亡率又远远高于民众死亡的平均值，达到1/3，正是这种慷慨赴难的特征赢得了整个民族的尊敬。
波兰人说，波兰的历史几乎就是天主教的受难史，在失去祖国的日子里，面对信奉新教的德国统治者与信奉东正教的俄罗斯统治者，波兰人把天主教与自己的民族意识联系在一起，因为唯有宗教可以守护，宗教便成了“没有希望的希望所在”。时至今日天主教在很大程度上是与波兰等同的。每当国家陷入困境的时候，人们总是第一时间想到向宗教寻求帮助，所以它所具有的气场是任何党派无法比拟的。老百姓说，战后的斯大林体制是建立在人的脖子上而不是建立在人们的心坎上，教会人士往往是为了波兰而牺牲的，而共产党除了内部残酷的斗争以外，即便牺牲也是为了一个党派的利益，它的出发点不是祖国，不是国民，而是为了官僚的利益，血缘统治在东欧是不争的事实，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是谁的国家民众心知肚明，这二者自然无法同日而语。
按理说做了那么多牺牲的宗教，是最应该具有霸气和自傲的，因为它有这个资本，但是偏偏波兰宗教具有宽容精神。与共产党总是寻找“替罪羊”，人民不过是“历史规律的垫脚石”不同，波兰天主教往往高调行动身先士卒，但并不强迫他人牺牲。事实证明，教会的长期牺牲精神和心怀救赎的行动是他们建立起道德形象的重要因素，由于它的影响力和责任感成正比，因而占据了道德制高点。
宗教热情与宗教宽容并重
在波兰，宗教的宽容精神已成为一种很重要的民族资源。当然宗教宽容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它也曾有过迫害异教徒的行径，既处死过无神论者和新教徒，也驱逐过阿里安教徒，但总而言之，波兰人在发展的历程中，非常看重宽容的品德，当犹太人成为十字军运动的牺牲品时，是波兰人收留了他们，在法律的保护下世界上几乎一半的犹太人在波兰-立陶宛安家。1573年波兰签署了宗教宽容的《华沙公约》，比俄国的宗教宽容早了331年，俄国一直到1904年12月12日沙皇才颁布诏书，表示要“实行宗教宽容的原则”，波兰是欧洲很少几个没有规模化的异端审判、没有遭到宗教战争蹂躏的国家。
同样，他们强调在自由环境下，人们不可能通过标榜信教来谋取权力，获得世俗利益，因而信仰动机比较单纯。不会因政治气候变化而见风使舵，或像候鸟一样为了寻求个人利益最大化而不断“倒戈”，这种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信仰逐渐融入进民族性格当中。另外，宗教界与世俗权力的竞争关系也形成了多元的法律体系，这既对王室的力量形成制约机制同时有利于城市自治的发展，迫使世俗政权不得不去争取民众的信任。
后来这种对宗教热而不狂，信仰与理性兼容，宗教热情与宗教宽容并重成为波兰民族的传统。波兰人的亡国经历，一次次以失败告终的抗争，使他们更具有宽大的胸怀。他们反对不择手段、非理性攻击，对那些自认为是绝对真理的代表、自认为是正统而排挤他人的流派持谨慎的怀疑态度。在波兰人看来，凡是容不下其他信仰的人，证明的恰恰是虚弱，而不是自信和强大。这种“打着维护天主教纯洁性的幌子”靠打压异己保证自己存在的派别只不过是霸道的宗派主义，所具有的不过是“宗教审判官”专横和排他性，如果只承认自己的自由而否定别人的自由，通过垄断真理而占居主导、施行暴政，对这样的“超正统”不但要时刻警惕还要给与揭露。在波兰中的宗教中，天主是自由的，并且给与所有人自由，天主不是统治者而是解放者。如果宗教的内核远离了精神自由，它便走入了唯我独尊的原教旨主义死胡同，无论什么教派以集体否定自由的时候就已经完全为背离初衷，就会走向自己的反面，这便预示着天主教的危机。
团结工会的“神助力量”
宗教是处于个体之中的人共享的，而不是凌驾于个体之上。因此，它是个体的粘合剂而不是个体的奴役者。它的存在为波兰保留下来一定程度的社会空间。天主教会在现实中的独立姿态和这种道德压力的气场一直就盖过共产党，它可以越过斯大林的制度在政治上整合波兰社会，于是形成了波兰的“红皮白萝卜”现象。1953年波兰政府按照苏联的规定要求所有的神职人员向政府宣誓效忠时，枢机主教斯蒂凡公开表示拒绝，说天主不允许与恶势力同声相济。他说，“我们不被允许将与神有关的东西置于暴君的祭坛之前，万万不能！”为此导致大量的教堂被关闭、神职人员被捕和教会财产被剥夺，但是斯蒂凡抗争精神起到了表率作用，没有一个主教公开表示愿意宣誓效忠。波兰人说，任何力量靠强迫要求和管制的约束，“只能削弱自身在人民中的声望”。
按理说，宗教和近代民主化的历程是隔膜或矛盾的。但是由于教会在波兰历史上长期承担着同情弱者反抗强权的角色，使得它在波兰政治剧变中扮演着“幕后推手”作用。法国社会党的拉方丹曾用“心在左边跳动”来解释左派的概念，说左派代表社会苦难的关怀，代表社会良心。波兰人认为，这个概念只有在自由选举的国家才有意义，在苏式体制下只有有权者和无权者的对立、官方与民间的对立，除了执政的一方，任何独立的派别都无法自由的表达自己的理念，超越其上而较少有世俗考虑的宗教反而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社会公正、个人自由和人道主义，成为斯大林体制最大的潜在对手。
1979年6月教宗若望·保禄二世第一次访问波兰，极大的鼓舞了工人的士气。事先，苏联人坚决反对教宗访波，勃列日涅夫要求波兰统一工人党总书记盖莱克阻止教宗访波，认为宗教只不过是动乱的学说，这注定会掀起一场不利于苏联的民族主义的浪潮。盖莱克自知自己的威信无法与教宗相比，如果迫于苏联人的压力把教宗拒之国门之外，不但挫伤了整个民族的感情，更可能会大大动摇共产党的合法性，所以对苏联人的劝告置之不理。在教宗精神的感召面前，波兰党和政府意识到，自己在意识形态上已经明显处于下风。
若望·保禄二世一到波兰就明确表示支持尚在萌芽状态的独立工会，那时工人的任何横向联系都被视为是非法的，罢工的工人往往会以“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流氓罪”被逮捕。教宗说：“组织工会的权利是人所固有的，是天主给的，不是国家给的”。“在任何情况下，波兰工人阶级的大多数从传统上都喜欢自治”，这在很大程度上支持了波兰工人对自治工会的追求。在工人们看来，苏式体制下的国家官办工会只不过是党国体制的应声虫，这种如同鸡肋一般的工会被工人抛弃。作为虔诚天主教徒的瓦文萨承认，教宗给与他们的勇气“如同神助一般”。教宗来访使波兰人产生了渴望冲破禁锢的强烈愿望。教宗宣称的“天主的意志”成为工人成立自治工会最有力的理论依据。
但教宗同时也要求天主教徒热爱祖国，拥护政府，保持社会秩序，要相互谅解和妥协，不要给外人以可乘之机，他也希望波兰政府尊重波兰公民的信仰和公民权利。教宗的访问使天主教的威信提高到前所未有的程度，相比之下统一工人党和政府的权威性顿时扫地，合法性受到质疑。在教宗第一次访波以后的1980年，格但斯克造船厂建立的“罢工委员会”，迫使政府与工人组织签署了包括工会问题在内的二十一条协议。这是华约国家中第一个独立的工会组织。1983年6月若望·保禄二世第二次访问波兰，教宗向一千万前来迎接他的教民表达了应该让团结工会“合法化”的愿望，同时他在与雅鲁泽尔斯基的长谈中，提议政府与反对派进行协商、沟通、体察民意，避免社会对立情绪滋长，寻求和平解决问题的渠道。后来在历时19个月的“军管”当中，是教会一直给予地下状态的团结工会以物质和道义援助。瓦文萨在1989年时承认，团结工会在面临困难局势时，是“教会给予我们巨大的帮助，如果没有教会，我们或许达不到现在的地步”。
政治和解道路上的不可或缺角色
到1980年年底，团结工会的会员发展到1000万人，占全国职工的80%，大量基层企业工会成建制加入使得官方工会濒于瓦解。1981年9月团结工会召开一大，通过改革决议，年底发动全国总罢工，走上了与当局对抗的激进道路。团结工会的罢工此起彼伏，工人们的政治浪漫主义达到高潮，步步挑战政府的控制能力，社会的失控状态日益严重。而这时来自苏联方面的压力迫在眉睫，已经有1956年匈牙利事件和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的先例，波兰能否避免上述两国的悲剧，考验着所有人的智慧。又是教会表现出超越党派之上的民族和解精神，疏通各个党派之间的分歧，寻找摆脱危机的共同出路。宗教界唯恐再次重演匈捷的命运，国家被苏军占领，教会上层人物不断奔走相告，在各派之间穿针引线，要求各方面克制，避免矛盾激化，强调最令人不安的是无政府主义，它可能搞垮我们，使国家陷入内战。
枢机主教斯·维辛斯基屡次向教徒宣讲若望·保禄二世的手谕，希望教徒在非常时期保持和平、镇静、理性精神以及本着对整个波兰民族的责任感来看待当前的民主政治运动。由于对立的双方都能够接受教会的调停，致使波兰的民主运动能够在良性范围内运转，而斯·维辛斯基却积劳成疾于1981年5月26日逝世。他鞠躬尽瘁的牺牲精神对朝野双方都有很大的震动。统一工人党总书记雅鲁泽尔斯基两次会晤继任的枢机主教约·格莱姆普，就防止苏军压境和建立民主协商阵线达成一致意见。从此后在波兰的政治和解过程中都有天主教的身影。他们的这种“中间人”角色，即超脱又有一定的道德感召力，它通过对各个政党劝说和施加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化解了冲突双方剑拔弩张的紧张感，并打造出一个畅通的信息沟通渠道。
1981年12月13日雅鲁泽尔斯基在苏联的压力下宣布国家处于战时状态，取缔团结工会，逮捕其领导人。仅1982年一年，就有10100多人被拘禁，到1983年7月22日解除“军管”后，团结工会仍处于非法状态。剧变后的1990年10月5日的《共和国报》上，雅鲁泽尔斯基首次披露“军管”的动因。他说，“当时是一个错综复杂的可怕漩涡，一场灾难就要发生，波兰这艘航船已经失去平衡，失去控制。我们受到东西方关系中‘冷战’的强烈冲击”，他的继任者拉科夫斯基说：“勃列日涅夫和他所派的使者不断的施加压力”，“我们对这种帝国主义政策的后果感受最为深刻”，“与其让苏联人军管不如波兰人自己军管”，这种“损害国家和公民利益的事情”的确有不得已而为之的不可抗拒性。
1987年6月教宗第三次访波，对试图摆脱苏联桎梏的波兰民众又一次带来巨大的鼓舞。教宗强调，应该把支持政治多元化作为全民协同行动用以解决政治危机的前提，经历过亡国之痛的波兰民族天大的问题都可以坐下来商谈，民间力量和政权不是宿敌，不要兵戎相见自相残杀。1988年8月26日内务部长基什查克根据教宗倡议精神，提出在政府和反对派之间举行圆桌会议。1988年8月31日在天主教主教东布罗夫斯基的反复撮合下，团结工会的瓦文萨和内务部长基什查克、政治局委员史·乔塞克举行了第一次会晤，就一系列协商步骤开始接触。这是统一工人党政府自成立以来首次主动伸出橄榄枝，敞开对话渠道。有了这个良好的开端，团结工会与统一工人党都表现出前所未有的诚意，团结工会学习做政治反对派，政府学习真诚地互相对待，但不成为敌人的共处方式。这样做的结果“成果是共同的”，“胜利者只有一个——人民，我们的祖国”。
1990年在马佐维耶夫政府邀请教宗再次访波时，若望·保禄二世间接表示，波兰需要一个在普遍选举中产生的总统，这将有利于在国际舆论中塑造新波兰的形象，为了打破政治舞台上的垄断，必须尽快走上政治多元化的道路，进行政治体制改革，1990年12月9日，瓦文萨在第二轮总统选举中获得74.7%的选票，当选为波兰总统。所以有人说，教会既是推动改革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也是压垮前体制的最后一根稻草。瓦文萨后来说，波兰剧变的功劳50%归教宗，20%归里根、撒切尔夫人、戈尔巴乔夫，30%归波兰人民。这种说法可能有些夸张，但无疑反映了波兰在政治民主化道路上，宗教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因数。戈尔巴乔夫后来也承认，没有教宗的努力和超越的角色，东欧的变化是不可能的。
经济转型中的社会整合作用
1990年初，瓦文萨在格但斯克的教堂前对居民们说，“45年来波兰的经济车轮一直向左转，现在我们想把它转到右边去”，7月波兰议会通过了《国营企业私有化法》，从此波兰开始了“后团结工会”时代的经济转轨之路。
一般来讲，东欧国家旧体制垮台后的空间会被传统文化、民族主义、天主教文化、社团主义以及新社会运动所填补。这些社会力量是否会演变成民粹主义思潮或黑社会势力，主要取决于社会整合力量的基础是什么？在这方面中欧国家做得要比俄罗斯好，这是由各种因素所导致的。第一，由于中欧被苏维埃帝国统治时间短，原来社会的有机构没有被完全破坏，重构起来相对容易。第二，它们自身具有强大的内在动力，在中欧，民主化、市场化与第三种转轨的“社会自我建构”的公民社会是同步进行。他们已经从“社会-国家一体化”的意识形态下脱离出来，从转轨初期的工会不像工会、政党不像政党、公益组织不像公益组织发展到现在明确的“三分天下”，一部分政治化走向公共权力的政党，另一部分则倾向市场选择，其余的则由公民组织的社会承担，变政治化国家为社会化国家。第三，宗教的整合能力功不可没，它是社会凝聚力关键所在。剧变后国家社会往往处在易散不宜合的状态下，由“破”转为“立”的过程中，原来反体制的聚合力量的矛盾在对立面消失以后便会突然加大，呈现出一种“互不服气”的“诸侯争霸”的局面，而这时曾经在政治和解过程中发挥作用的宗教，依然能够延续它的超越能力，为各方提供互动联系，比较容易达成共识，当然一般而言，大多数教会都会回落到原来职能上，不再介入世俗政治。第四，对前体制的反感程度预示着经济转轨的承受能力，
一般来讲，中欧国家在宗教与转型过程中，政治上的契合程度要高于经济上。因为宗教向来与充满物欲的市场经济不睦，后东欧时代的民选政权可以认同宗教与前政权之恶作斗争，却未必认同宗教与他们欢迎的市场经济作斗争。对于在经济大潮中体现着物质之外对彼岸世界追求的教会来说，它体现着一种反对物质化和功利化的价值目标。于是政府会通过立法或谈判的方式，寻求宗教不再介入现实问题。但面对转轨的艰难和市场经济本身的缺陷，批评现实和怀旧的情绪就会上升。在“休克疗法”最艰难时时候，又是教宗出面要求人们支持团结工会政府，说共产党搞了40年，现在新政府上台不到四年，大家应该团结一致共渡难关，隧道的尽头就是曙光。
虽然整体而言在经济转型过程中，宗教的回归作用不像政治转轨时那么显著。但能够抵御社会的浮躁情绪。宗教的反腐败、平衡、心理医治、疏导、诚信、慈善作用仍然能够看到。波兰人的宗教在转轨时期提供了社会伦理规范与精神秩序的来源，而宗教宽容传统又使宗教极端势力与教权主义难成气候，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宗教保守倾向对政治民主和和经济市场化的不利影响。
当然，教会毕竟是教会，即便现代教会不会强烈对抗世俗化，但也不会鼓励世俗化。对于波兰走向市场经济中必然会加深的世俗化趋势，教会也免不了有“人心不古，世风日下”式的抱怨。波兰人对教会的敬仰多半是由于教会历来抵抗强权，为波兰民族保存了可贵的自由意志和自由空间。现在波兰已经没有强权了，教会的功能主要已转向了抵抗世俗。尽管现代社会也需要精神寄托与心灵救赎，但是在自由的现代社会不仅世俗化的程度会加深，精神寄托的对象也必然会逐渐多元化。因此与过去天主教屡遭打压而威望越压越高相对而言，如今的天主教，尤其是天主教会不再受打压，其威望却也不如以前了。
如果说过去的波兰很大程度上以对苏联的态度分“左右”——苏联支持的是左派而苏联敌视的是右派，那么最近20多年来很大程度上就是以对教会的态度分“左右”，教会支持的是右派，而教会不支持的是左派。剧变后波兰在宪政民主体制下已经很多次地出现政党轮替，但是20多年来整体而言，还是“左派”胜选的时间多，而教会支持的“右派”胜选的时间少。左派报刊不时揭露神职人员腐败的丑闻，甚至比过去更无所顾忌（当年他们要是发表这种言论，马上就会被认为是“苏联人授意的谣言”而使自己更加被动，所以那时虽有秘密警察暗杀波比什乌神父这样的事，官方报刊公开指责神职人员倒是很少的）。这也使人对波兰有信心：波兰人有信仰，但他们绝不可能搞出个神权国家。而由有信仰的人们建立的世俗国家（信仰自由、政教分离的国家）难道不是现实中“最不坏”的选择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