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之声中文网）梵蒂冈希望能与中国政府在近期内重新开始对话。梵蒂冈国务卿帕罗林主教（Pietro Parolin）在接受意大利天主教媒体《前途日报》（Avvenire）采访时表示， 方济各教宗上任之后，近段时间以来北京多次释放出"关注"的讯号。他表示，梵蒂冈非常期待与中国之间的互信和理解能够通过重新开始具有建设性的对话而得到加强。帕罗林去年10月出任梵蒂冈国务卿，2002年至2009年之间他曾担任梵蒂冈副外长。
罗马教廷与北京之间关系紧张。中国政府只承认国家控制的"爱国天主教会"。拒绝北京干涉教会内部事务、忠于教皇的中国教会只能处于地下活动状态。过去几年里，中国政府多次强行在没有得到梵蒂冈认可的情况下任命神职人员。
德国之声就此话题采访了香港圣神研究中心研究员林瑞琪博士。
德国之声：梵蒂冈国务卿帕罗林主教提出希望可以尽快和中国恢复对话，双方之间加强互信和理解。您认为这是不是方济各教宗上任之后，梵蒂冈方面对于与中国关系的一个新的态度？
林瑞琪：其实一直以来，教宗对中梵关系都保持一个开放的态度，盼望有对话。让大家可以交流，双方起码有机会交流意见，尽管有些意见是不同的。
德国之声：但是我们观察道，梵中之间的对话一直没有太大的实质性进展。双方之间最大障碍在那里？主要责任是否在北京一边？
林瑞琪：将北京看作是一个整体，当然是可以这么说的。不过在中国也有许多不同的层次。比如，中国政府本身也有一个善意，要建立中梵关系。不过可能下面的宗教事务局一直到那些爱国教会，他们在对天主教会的操控方面已经超过了一般正常的情况，就产生困难。这些困难不一定是中国中央政府所愿意看到的。而且你可以看到，那些事情对中国政府产生麻烦，在中国社会和对中国的国际形象都造成破坏。双方建立外交联络是一个好事情，可以解决这些问题。
中国家庭教会成员在举行宗教活动（资料图片）
德国之声：您刚才提到的对中国社会和国际形象造成破坏的事情具体都指哪些？
林瑞琪：对 “地下教会”的压迫当然是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事情。还有一些包括非法的祝圣主教问题。2010年在河北承德，2011年在四川乐山和 广东汕头，2012年7月份在哈尔滨，那些案例构成双方面的困难。
德国之声：梵蒂冈与中国政府之间的巨大分歧之一就在于“非法祝圣”，按照教会规定是不可能由政府越过梵蒂冈来任命主教，而这种事情在中国屡屡发生。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展开对话，双方在这样的问题上如何达成一致？
林瑞琪：这个困难也不太大的，因为中国政府本身一直不承认有操控主教选举，一直都强调国家没有插手。所以从另一个角度看，宗教事务官员插手到主教选举本身在国家政策方面就是非法的。我们从另一个角度看，将来双方讨论怎么达成到一个好的共同理解，这个有一定的空间在。
德国之声：似乎曾有一段时间，梵蒂冈和中国政府双方在任命神职人员方面有过一种“默契”的状态？
林瑞琪：曾经有一点点大家在理解方面有默契。差不多可以这么说，但（主教人选）不是双方共同讨论出来的。是在1990年代中期到2005年之前，除了2000年有一个意外，大家有很巧妙的互动。
德国之声：那后来为什么这样的互动会打破了呢？
林瑞琪：原因有很多，可能是大家在理解方面的不同，也可能是在下层官员有操控。您要知道，那个时候很多下层政府官员有很多违法行为，包括纵容一些单位或利益团体霸占土地，不光是教会的。土地分赃，也有很多其他利益方面的分赃，这很多其实是违法的，国家政府也不愿意看到。
德国之声：接下来如果梵蒂冈与中国政府之间展开对话，您觉得中国家庭教会在其中扮演怎样的角色？在未来中国家庭教会和“爱国教会”之间又是怎样一种关系？
林瑞琪：将来如果中梵关系得以正常化，中国政府对普世天主教会在每个地方发展教务有一个好的理解，那个时候“地下教会”的问题就不困难了。因为现在是政府将很多不必要的困难加在教会身上。所以才有“地下教会”的情况。
德国之声：您指的“不必要的困难”具体指的是？
林瑞琪：比如他们不允许他们不愿意看到的人当神父、主教。我们也感觉很痛心的是，政府不太了解教会的事情。他们施加自己的压力下来，对教会很不公平。比如可能地方官员个人对某些人有偏见，认为有些人可以当朋友，其他人不能当朋友，这是他个人的事情。但在国家层面，他强迫宗教团体如何挑选自己合法的宗教领袖，这个就很痛心。
与梵蒂冈拥有外交关系的台湾也有许多天主教徒（资料图片）
德国之声：我们都知道，在中梵关系之中，台湾其实一直是一个难点。梵蒂冈与台湾有外交关系，而中国是不会接受一个与自己有外交关系的国家同时承认台湾。在这个问题上，梵蒂冈会如何处理？
林瑞琪：（梵台）外交关系肯定要中断的。梵蒂冈与台湾的外交关系在梵中建交后就会自动中断，就像其他国家的例子一样。但是这个不表示教廷本身和天主教会和台湾在将来不可以发展友好合作。我举一个例子，美国跟北京建交是1979年1月1日，当天美国就和台湾断交。但直到今天美国还是台湾最重要的国际伙伴，也是最重要的贸易伙伴和文化伙伴。台湾一直有学生到美国去，老师也从美国来，美国学生也去台湾念书。国家与国家之间，民众与民众之间，这些关系是很多层次的。外交层次只是所有层次其中一环，是很重要，但不是全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