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届天主教国际学术研讨会于五月廿九至三十日，在天主教辅仁大学圣保禄厅举办，是次研讨会主题为“梵二以来的教会本地化”。今年亦适逢辅仁大学创立九十周年（1925-2015），及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结束五十周年（1962-1965）。
梵二为当时整个天主教教会开拓了崭新的方向及道路，协助教会与现代社会融合，并借着不同的文化、传统以及宗教，丰富了教会本身。梵二至今已有半个世纪，研讨会中二十六位学者就着教会过去五十年的成就、过失、以及未来的挑战，进行研讨与演讲。以下为澳门《号角报》访问是次会议的主讲嘉宾韩大辉总主教的内容。
号角报：现在我们可以足不出户，已经可以透过互联网知道很多资讯，例如伊斯兰国逼害基督徒，欧洲教会的空洞化，愈来愈多基督徒没有实践他们的信仰等等。在这样的一个全球化环境之下，教会本地化与全球化社会仍有关联吗？
韩大辉总主教：全球化其实是贸易自由化的结果，所涉及之范围遍布生活很多层面，使得全球化的现象相当普遍；例如大家都喜欢喝的可口可乐，以及能切合不同人需要的互联网便是。
但是全球化也有另外一面──不是每个人都能适应新的环境，当中不乏被边缘化的人。更甚的是，由于消费主义的流行，做事流于表面的现象亦有全球化的趋势，甚至影响了一部分基督徒的生活。他们往往一时又做这事，下一刻又换成另一件事，到头来却无法安静下来，无法深入自己内心的世界。这个现象虽则看似由经济而起，其实已渗透到很多生活层面。
现在让我们回来谈本地化。要谈本地化，需要由神学的角度切入，因为本地化（inculturation）从神学的角度去看，确是指圣言成了人，载有人性；这意味着我们人具有分享天主生命的能力。
所以当我们谈本地化，确要理解当中的“地”一字，不是指一个“地方”，而是指一个“人”；“人”本身才是“本地化”的重心。在我的演讲当中提到“全人为贵”，意在表达整个“人”本身应赋予其最高价值之意。
让我以教廷驻华代表刚恒毅枢机（1876-1958）举例。于辅仁大学创校之时，是他进行了开校演说辞。是他热切爱主的心，驱使他怀着两个目标来华：传扬主的福音，以及建立一个属于中国的在地教会。
刚枢机于一九二七年十月卅一日，自上海乘船到汉口，与船上一名法籍学生对谈。该学生向他表示：“中华文化经已相当丰富，他们仍有信仰基督的需要吗？”
刚枢机认同普世价值（例如中华文化当中所包含的价值）的重要性，但亦指出人需要基督所带来的救赎与恩宠，而这就是神学角度的解答。
由此我们可以从圣言当中，寻找本地化的真正意义。圣保禄于第一封写给得撒洛尼人的书信中提到：“愿赐平安的天主亲自完全圣化你们，将你们整个的神魂、灵魂和肉身，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来临时，保持的无瑕可指。”（得前5:23）
圣保禄当时所言，直至今天仍然切合；为教会来说，本地化意味随着教会在文化之内愈趋成熟，她能更深入的认识自己。
当然，在作为人当中至为崇高的部分，乃是我们被召叫，去分享天主的生命，与主共融。
多个世纪以来，天主教会有非常丰富的宝藏，教父一直以他们西方的文化知识，以文字阐释了信仰，为我们留下了教义与传统；直至今天，仍有天主教学者以此捍卫信仰。由此我们可见翻译之重要性，因为这样能使天主教的宝藏带到中文的世界。有鉴于此，我们应该如何培养译者们，使他们能理解西方的文化背景，并将教会的这些宝藏带到中文读者的世界呢？
我想我们在这方面已经有相当的进步，翻译比以前更加准确，现在也已经有一定数量的专业译者正在接受培训。
梵二强调福传教友化的重要性，平信徒在教会本地化中担当着一个怎样的角色呢？
当平信徒在生活中活出信仰，圣化自己，追随基督，参与各项圣事，勤读圣言，并分担福传的工作。这是一项成圣的工作，当你愈是圣化自己，愈能发现考验自己的地方；反之，若是不去圣化自己，就不能发现那些考验自己的地方。
第二点就是培育的需要；神学的训练有助于理解如何去思考、观察、阅读、明暸、以及表达自己。
第三点就是有勇气去接纳在地的文化以及其方式，例如文学、建筑、音乐、艺术、传教方式等等。在北京，当时的辅仁大学就以其宗教艺术著名；三十年代当刚枢机在罗马工作时，是他策划中国的宗教文物的展出，并借此让意大利人明暸中国的天主教教会。
有中国观察员表示，中国在将来有机会成为拥有最多基督徒的国家。在中国福传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如何避免由西方教会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首先，福传不仅仅是增加信徒的数目，因为福传本身就是让基督引领人灵来归向祂。基督本身就是救主；救人灵本身并不靠我们去说服他人入教，而是让每一个信友自己成为一个传扬福音的平台。借着基督徒自身的榜样，让他人接触天主。最重要就是，让其他人透过我们认识天主，而不是盲目追求信徒的数字。
【完】来源：《号角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