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一年来国际媒体频频报道教廷与中共密切协商，特别是今年初开始，双方的谈判小组已进行了数次的会谈，已传出双方似乎以就最重要的主教任命问题达成协议。
纵然协议内容始终未公布，国际媒体大多预测双方建交之日已近。香港汤汉枢机主教二零一六年八月四日亲自撰文《中国教会与普世教会的共融合一》中表示：“天主教会在此（主教任命）问题的多年努力，终于逐渐取得中国政府的改观，愿意就中国天主教会的主教任命问题与圣座达成谅解，共同寻求双方可以接受的方案……几代教宗的努力终于有了初步结果”。更使许多人相信教廷与中国政府已经达成最关键的协议，双方建交之日似乎已近。
为了观察中梵是否已接近建交之阶段，本文讨论的三大主轴为一、中国目前政教关系、内政与宗教政策；二、分析中国对台湾的政策考量；以及三、探讨教廷对中国的立场。
一、中国政教关系、内政与宗教政策：
中共在各方面的管控并无出现放松的情况，甚至有更严厉的倾向，这可由今年五月习近平的人大演讲内容中察觉。如果双方谈判建交需有较佳的缓和气氛，则此间中共方面并无营造较好的条件，如许多地下教会人士依旧被关押牢中、政府下令拆除基督宗教教堂、政府许多内政管控措施依旧进行等等。
此外，中国天主教会内部问题复杂，最为瞩目的是主教任命的问题。就目前的情况看来，较有问题的八位非法主教中，有两位最具争议。如要解决此问题，最好的方法可能是这两位非法主教自行退让，如果不愿意妥协，教廷和中国政府也很难再找到解决之道。
另外，外界在谈论的“越南模式”就是教廷的政教协定（Concordat），在历史上教廷曾与许多国家政府就各国国情之特殊性所达成的协议，主教任命常是主题之一。谈判，就是谈判双方有所退让，并找到双方可接受的方式，但无论方式为何，教廷的角色与参与是无可避免的。双方要达成协议并不容易，首先必须是中国政府要愿意放弃某些权力，教廷也要坚守某些重要的原则。中国政府能否接受“越南模式”，完全要视中国方面是否愿意改变以往由政府和爱国会主导的主教提名与任命之方式。
由主教任命问题衍生出另一个问题，那就是有关地下教会的争议。教廷与中共是否已就此敏感议题讨论过？非法主教获承认了，地下教会的主教与其成员的活动是否同样也获政府的允许可自由公开呢？
如果非法主教和地下主教的问题解决了，则地上与地下教会合一共融，自然是一件普世天主教会大事。如真是如此，以马英林为主席的中国天主教主教团应可获教廷承认，教区调整之问题也可解决。
然而，政府可否保证不再为难以往地下教会的成员呢？从最近这几年中国政府的宗教政策走向看来，吾人不得不打上问号。这也可从陈日君枢机的声明中看出他忧虑之事，他呼吁教廷在与中国政府谈判时，不能忘却地下教会对教宗的忠诚与数十年来的磨难。
一般媒体只注意到主教任命问题，事实上爱国会问题也一样重要，或许双方谈判也触及此问题，只是在媒体上透露的并不多。爱国会可以视为中国政府直接对天主教会的控制，爱国会存废或角色调整的问题应是极为关键的议题。一旦天主教爱国会的角色与职权有了调整，是否将影响到其他宗教的爱国会？在此，也牵连到中国政府整体的宗教政策之调整，影响层面极大。
二、中国对台湾的政策考量：
从去年（二零一五年）开始，两岸人士即猜测台湾今年总统大选中，如果民进党蔡英文当选总统，中共将以外交拔桩的方式对蔡政府给予“惩罚”，而中梵建交将是重要的第一幕戏码。
以本人的观察，到目前为止，蔡政府执政仅满三个月，并无明确地对外表明放弃“九二共识”，且尚未完全施展外交政策，外交走向也不明显，如果中共政府欲“惩罚”蔡政府，也将师出无名。是以，本人认为中共尚在观察台湾政局之发展。如果说中梵建交是中共外交的一项筹码，中共将会选择一适当时机打出手中这张牌，只是目前时机未到。
三、 教廷对中国的立场：
教廷与中共卅年来即偶或传出双方接触协商之消息，但最密集、最具成效的应属这波的谈判成果。从一九四九年以后的历史中可知，中国政府紧紧地掌控，并左右大陆教会的命运与发展。因此，教廷的立场是明确的，那就是尝试与中国政府沟通，传达教廷友善的讯息。
是以，教廷寻求以会谈的方式，使双方在重要议题中找到共识，目的是将中国教会一些不符合普世教会原则之运作方式和现象，以双方可接受的方式谋求改善，并加以管理，使中国教会得以重新进入普世教会大家庭。
以目前情况来看，虽然双方谈判已获某程度的进展，但本人认为中国方面尚有许多问题待解决，双方对一些关键性的问题，如主教任命、爱国会、地下教会、修院培育制度、中国教会与教廷和普世教会关系之定位等等，尚未完全达成共识。这些问题均有待中国政府愿意放出已掌控多年的权力，甚至中国内部与对外的许多问题也非政府可一手操控。中国政府最大的顾虑是一旦让教廷参与管理中国教会，或与教廷建交，中国政府再无法完全掌控天主教会。
虽然双方协议内容至目前为止并无公开，个人认为此番教廷与中国的谈判应属于“建交前期协议”，也符合汤汉枢机的用语，目前双方以最关键棘手的主教任命之问题开场，尚有不少难关待进一步协商，所谓的“前期协议”，在本人看来，距离正式宣布建交应还有一段距离，只是需多久期间却未可知。
如果双方只就主教任命一项议题就达成协议建交，这或许并非完全不可能，但可预见的是因双方在许多问题并无共识，无可避免的是未来政教冲突将更加剧烈。更何况教廷对外并无正式表明这波的协商是以建交为目的，协商产生的效应是促进双方互相理解交流，也为往后进一步的接触铺路，故此次协商具有历史性的意义。
无论如何，此“前期协议”的重要性是无可置疑的，因为目前已获致的谈判成果将成为往后谈判的基础，如果中国政府不再坚持某些政治意识型态的原则，双方正式建交应是往后趋势使然。
事实上，教廷始终为重返中国大陆做好准备，这可从在台北的教廷驻华大使馆的拉丁文名称看出来：Nuntiatura Apostolica in Sinis，意指“中国”，这是自一九四六年在南京首任驻华公使（internuncio）黎培理（Antonio Riberi）以来沿用至今的方式。
一旦北京政府与教廷同意建立正式关系，极可能就如一九九九年国务卿苏达诺（Angelo Sodano）枢机所说，将台北的大使馆“搬迁”到北京。这对台北的中华民国而言，就避开了教廷对一般国家不主动断交之原则，也回避了敏感的“两个中国”之政治问题。究竟，此一历史难题如何与何时解决，仍有待进一步观察整体局势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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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陈聪铭，台湾高雄市人，法国里昂第二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为比利时鲁汶大学南怀仁研究中心研究主任，着有《中梵外交史—两岸与教廷关系 (1912-1978) 》，于二零一六年一月由台北光启文化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