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政府主持下将召开的中国天主教全国代表大会中，各教区代表准备分配领导教会团队的官方机构职务，有的连任、有新人进入。圣座没有要求主教们缺席或者抵制大会。同时，许多中国教友希望能够更加明确地定义要求中国教会“独立”原则的概念。强调其政治和经济-管理方面的意义，不涉及教义和神学-教会学问题。为什么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都不存在一个“自给自足的”天主教会
GIANNI VALENTE梵蒂冈城
如果最后时刻没有出现特殊情况，即将于圣诞节后召开的第九届中国天主教全国代表大会日益突显出是一个重要时刻，从而衡量中梵就中国天主教现状问题恢复接触后的初步成效。中国天主教全国代表大会是中国政府管理地方天主教会的最高权力机构、也是由在政府管理部门登记的教区代表组成的。中国教会内盛传一些人将在大会期间担任监督中国天主教会生活的官方机构（爱国会、圣座不承认的‘中国主教团’）的重要职务。可以肯定的是（圣座不承认的）马英林和房兴耀将连任“中国主教团”主席和爱国会主席。此外，二O一O年祝圣的、圣座任命和政府承认的海门教区四十六岁的沈斌主教将进入领导层。也就是说，与教宗完全共融的主教即将被增选为“爱国”机构管理层：因为北京政府官员们很清楚，一名未经教宗任命或者授权的主教是不会被教会视为团体领导人的。而在九大即将召开之际，圣座新闻发布中心主任格里格·伯克于星期一就此发表的声明无疑进一步加剧了气氛。声明中表示“圣座将根据确凿的事实来做出评判”。暂缓做出评判，尽管强调了圣座对此类“涉及教会教义和教会纪律方面问题”的立场“早已十分明确”，但没有做出明确要求中国主教不得参加全国代表大会的表示。事实上，圣座所表达的态度完全延续了此前历届全国代表大会期间的路线。只有二O一O年除外，改变了梵蒂冈对这一中国宗教政治组织定期召集的会议的一贯传统模式。当时，教宗本笃十六世成立的研究中国天主教问题的、从没有正式承担以圣座名义行事职能的咨询机构——中国天主教会事务委员会发表声明，要求中国主教不要参与大会，还隐含了不得参与“违背与教宗共融的行为（例如，举行圣事、祝圣主教、参与会议）”。 而伯克星期一发表的这份声明则表示，成都和西昌“两次主教祝圣中出现了一位因其非法祝圣而导致其在教会内的法律地位仍在宗座研究之中的主教参与，给相关人士造成尴尬、给中国天主教友造成了混乱。圣座理解和分担他们的这些痛苦”。这里所指的就是非法祝圣的雷世银。圣座声明中说“其在教会内的法律地位仍在宗座研究之中”；避免了谈及因其未经教宗批准非法祝圣而招致的教会法律的处罚。梵蒂冈声明就这一点的表达方式是十分清楚的，只有雷世银承认其接受非法祝圣的错误，才能启动其与宗座修和的程序。 声明的另一段中，“圣座坚信全体中国天主教徒都在忐忑不安地期待着积极迹象，从而帮助他们对政府和圣座对话保持信心、期盼一个合一与和谐的未来”。而梵蒂冈声明中提到的部分“积极迹象”可能恰恰就来自天主教全国代表大会。中国司铎甘保禄神父在播客中十分明确地指出了，他写道“据近期一些政府相关部门的官员和学者在不同场合中的放风，在处理天主教事务方面，中国政府将强调和坚持在’政治、外交和经济’领域中的’独立’，但会尊重天主教会的教规教义。也就是说，中国政府也正在将作为‘主权国家’的梵蒂冈和作为天主教会最高’精神领袖’的教宗及圣座区别对待。在即将召开的‘九大’期间，如果也能有这样的明确表示，那将是一大进步和改变：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在政治、经济和外交方面寻求’独立‘乃其立国之本，但尊重一个有两千年历史的教会的圣事和内部管理制度亦是政教分开的具体要求和表现”。 甘保禄神父为九大提出的建议触及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圣座和中国天主教会关系整个棘手事件的神经中枢。中国官员们坚持的“独立的”中国天主教会的表达形式，如果坚持要在中国天主教团体的纯教会事务中落实这一独立，其本身就是矛盾的。这不仅是对中国：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都不可能存在一个“自给自足的”教会，罗马也不例外。因为在罗马，教会也总是依赖基督恩宠的。但从可怕的暴力教难兴起的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起，在中国教会内落实的“独立”类别就已经出现了波动，似乎常有不同的解释。 最初，有一个“独立的”中国天主教会的要求在宗教方面意味着迎合普遍重视的共产党政权的反帝国主义：只有否定其以往与殖民主义和西方帝国主义强权的关系，中国天主教会才能享有公民权。而梵蒂冈以前也与殖民主义和西方帝国主义强权“相互勾结”。而早在五十年代时，就有人坚持指出了强加给教会的独立的“政治”性，而非教义-神学性。例如一些未经教宗任命而接受祝圣、后来被圣座“合法化”的主教，就像董光清。 近期，包括中国天主教代表大会工作期间也出现了似乎是倾向于更加明确地承认教会自身本质的轻微变化，这些教会的本质与“自给自足”以及圣事方面和纯粹教会方面的“独立”是无法调和的。就连令人遗憾的八大也是这样，当时一些主教令人痛心地被武力强迫参与：那时，大会重新审议了《中国天主教主教团章程》第九条，明确纳入了圣座不承认的中国主教的机构“在当信当行的教义教规上，与宗徒之长伯多禄的继承人保持共融”。 这一段尽管不必高估，但总之应予以关注。按照中国官员的逻辑，在落实一个新进程之前理论方面的变化为之开道是必不可少的。包括近来中国政治领导人坚持的国内宗教团体“中国化”的必要性也应从这个角度加以审视，应视之为是一个要求符合这样的要求、不直接挑战中华人民共和国现行的政治和社会规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