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香港教区主教汤汉枢机表示「在主教任命这问题上，中梵可能提出修正建议」，顿时给大家带来了新的希望。
他在2月11日香港的英文公教报（The Sunday Examiner）撰文作出这表白，也为他在2016年8月之文章作跟进，他最新的文章给人某程度的振奋。
文中汤汉枢机表示，在任命主教问题上达成协议是「问题的症结；双方关系正常化这过程中的重要里程碑」，但「绝未能把问题划上句号，冀望这分歧能在一夜之间化解，想法是：不现实，也没可能」。
总结时，汤汉枢机仍坚守信念，认为中国政府是将会承认教宗为圣教会最高首领；如有任何他认为不合适的主教候选人，他是有最终否决权。枢机解释：中国天主教爱国会，也即是官方控制的教会，将变成一个志愿团体，主教们是可以作紧密联系的。他更说出梵蒂冈最后会原谅中国非法任命七位主教，对这事他表乐观。同时枢机亦希望未来「地下天主教会」的主教也被中方政府承认。
尽管汤汉枢机的话如何乐观，有对中梵谈判甚为熟悉的某位人士，在匿名条件下向中央通讯社（CNA）透露：最后协议仍未有定数。
消息来源更指出：「中国政府仍要操纵任命主教权，而罗马教廷对削弱教宗的最高主权亦表示不能让步，双方正陷于僵持状态。」
唯一可能导致妥协的方案便是「教廷接受通过选举产生的主教。但教廷也明白这选举全都是受国家控制，而天主教中国主教团的主教亦全属于中国政府掌控的天主教爱国会。」
另一方面，这消息来源人士补充说：中国政府会接受选举产生的主教，但这主教也须得教宗认可，即使主教是不应从选举中产生。
这人士还用了大家所熟悉的三只猴子来比喻现时互相协议的情况：「我没看到、我没听到、我没说话。」他继续：「虽然教廷意识到这选举并不自由，是个假选举」，但负责梵蒂冈谈判的人员会倾向于「默默地接受，以便日后的主教能忠于罗马，打从开始便能与教宗共融。」
汤汉枢机最近的文章，指出天主教教义说明教宗「在任命主教上是有最终、最高的权力。」意思是「既然教宗对主教候选人的配称度和合适度是有最终否决权，那么，不论是当地教会推选出来的，或是天主教中国主教团推荐的，也只不过是一种表达建议的方式而已。」
汤汉枢机此举是对前任香港主教陈日君枢机的挂虑，作出的回应。陈枢机在他的公开演讲、书信、文章，均对该协议条款，强烈表示他反对的立场，更指出此举有损教廷的权威，他要求教廷在未确保全面宗教自由之前，不要达成任何协议。
据汤枢机透露，现在有三大问题是受到威胁的：一、如何应付中国天主教爱国会；二、怎去处理那七位非法任命的主教，因根据天主教法典，他们己因违反「自科」而被「绝罚」；三、如何处理现在「地下天主教会」但不获中国政府承认的30位主教。
枢机表示：爱国会的「独立、自主、自办教会」和他们的自选主教、自晋升主教的概念，也仅仅是「理论与实践的关系」，这些做法也是在「独特的政治环境和政治压力下产生出来的」。
香港主教表示，就这未落实的协议，「教宗在提名或晋升中国主教这议题上，将会扮演关键角色」，加上「北京将会承认教宗的否决权和在选择主教候选人时，他是有最高、最终的权力」。
据汤枢机指出，在这情况下，中梵协议将会把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变为「不论在严格意义上或字面意义上，一爱国组织」；也就是说：「它纯粹是一个志愿、非牟利、爱国家、爱教会的机构，成员是全国的神职人员及教友。」
可是，实际情况却复杂得多，因在「执行上」，每个获北京认可的「官方」主教，必须是爱国会成员。结果这有可能达成的协议，立即受批评，并拿出当年被任命为上海副主教的马达钦，在2012年的晋升弥撒仪式上，竟然宣布与天主教爱国会脱离关系。随后立即被软禁。虽然他在2016年中曾作出放弃背离天主教爱国会的立场，他现仍在上海佘山神学院，过着孤立的生活，无法行使主教的任务。
除上述情况之外，天亚社（UCA News）曾报导国家宗教事务局于1月26日公布一新决策：通过一修订法规，行使共产党员的严格管理，去维护责任，即「将会提升政府对宗教工作的法律权力」。
倘若最终在任命主教这问题上能找到一个解决方案，但中国非法任命七位主教这事件又怎去处理呢？因「事实上」，他们已被绝罚。
撇开非法任命这问题，这七位主教其中更被指控道德行为不当，须再作衡量。
正如汤枢机所说，困难是由于中国和教廷之间的不稳定关系，教廷是不能直接调查，所以，若是由中方去调查，更需要一段颇长的时间。
教宗是唯一能解除此类绝罚的人，被非法祝圣的人可向宗座寻求大赦，「但他们『必须证明忏悔』」，汤枢机说，任何非法任命的主教亦须「甘于服从教宗」。
据中央通讯社驻梵蒂冈的数据源透露：教廷正为任命主教上，正物色中间点；而现行「由教区爱国委员会选拔候选人的制度」，应改为「合力找一位地下教会也欣赏和接受的」。
数据源更指出「无疑，这样的协议，未必能满足所有的要求」，但我们并未满意。来源又说，「每次要达成协议，代价可能便是失去一些自由。这便是我们的困难，但也明白，在现阶段，我们并没有什么可以做的了。」
这协议能做到的，便是任命一些主教，以解决现有空置的教区。中国政府取消了几个教区，而教廷也可解散一些教区，以处理目前的情况。
数据源继续说：「教区曾经交托了一些教区给传教会，但现在这些传教会已全部撤退，再没有外方传教会在中国大陆。
在任命主教上，「越南方案」也曾被考虑为可行的办法。
这协议或许会参照伯多禄.帕罗林枢机（Cardinal Pietro Parolin）在1996年对越南的建议：教廷提名三位主教给河内政府，河内再作决定。然而，中央通讯社数据源指出，「中方一直拒绝越南方案」；他们认为越南是一个「截然不同」的情况。
纵使起步时遇到有些困难……如河内的缓慢回应，导致有些教区长时间空置……但越南的情况也算不错，双方已建立互信的关系。
教廷委派了一位非驻地特使到河内，成为建立邦交的第一阶段。
中国的情况更复杂，并暗指中国政府有须要承认地下教会的30位主教。
照汤枢机的看法，问题并未陷入僵局，他认为地下教会是在特殊政治和历史时期下产生，当时「教廷和北京还未建立互信，间接影响到政府与非官方主教们的互信」。
汤枢机更指出：「倘若教廷和中国是达成协议，那么便意味着双方的相互信任大增；而且非官方主教再不会被看作只懂坚持宗教原则的反对派。」这显示政府对他们的观感会好转。
汤枢机多次强调，这些中国的地下主教，实际上是「爱国人士的典范。」
提到那些非官方社群，汤枢机说近年政府对他们的态度已改变了很多；继罗马与北京建立互信，接着一定是平稳与力量。
现时的协议谈判并不包括建立外交关系，据中央通讯社，熟谙中梵对话的数据源指出：这议题稍后再作处理。
目前教廷对华的教廷大使馆，是设在台湾的首府台北市，一个只被中华人民共和国视为反叛的省份。
说到与中国建交，教廷与台湾的关系，一直是最大的障碍。
近几十年来，教廷大使馆已再没有教廷大使，使馆只由职级较低的外交官负责，职位为代办。最后驻台代办为陆思道蒙席（Msgr. Paul Fitzpatrick Russell），但已于2016年3月被调派往土耳其，为当地教廷大使，现时台湾职位悬空。
至于职位悬空，有说是为了缓和教廷与中国大陆之间的关系，但事实上，这职位并不是真的空置，新的代办为高德隆蒙席（Msgr. Sladan Cosic）。没有公开宣布这委任，背后也有原因。
据中央通讯社驻梵蒂冈的数据源透露，教廷会随时放弃台湾的外交存在，但此举并不会破坏与当地的关系；教廷甚至可以加强在台湾领域的存在，可于牧民上，作更具体的关注。
译：何绍玲
原文网址：http://www.catholicnewsagency.com/is-a-vatican-china-agreement-close-what-could-happen-97774/
【注】原文将香港写为「总教区」，但实为香港并非总教区，只属地方教区。（参阅《香港天主教传教史1841-1894》夏其龙神父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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