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东尼奥∙斯巴达罗神父（图左）专访施省三神父。
：《天主教文明》采访上海籍耶稣会士，常年担任梵蒂冈广播电台中文部主任的施省三神父。施神父指出：教会当局和政府最好尝试走“彼此容忍”的道路
在中国，天主教会“存在且有作为”。恰恰是为了其宗徒使命，最好认清“中国政府是共产党政府”，总之需要和这一政府打交道，协调教会和中国政权关系的最恰当模式不是“对抗”、更不是“妥协”，而是“健康的务实主义”和“彼此容忍”。这是最新一期耶稣会杂志《天主教文明》上发表的长篇采访中耶稣会士施省三神父指出的。九十高龄的中国上海籍耶稣会士接受了《天主教文明》主编，耶稣会士安东尼奥∙斯巴达罗神父的采访。梵蒂冈过目了草稿。
施神父对相关问题具有深入的认识：他那睿智和谨慎的漫长铎职生涯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天主教会的情感、磨难和问题交织在一起。他出生在一个十个子女的上海公教家庭，一九四四年在圣依纳爵公学毕业加入耶稣会；一九五七年离开了变成了共产党政权的中国前往菲律宾并在那里晋铎。施神父在罗马宗座额我略大学执教三十五年、在梵蒂冈广播电台工作二十五年，并负责中文部。现在，他每年大半年的时间在上海度过，继续密切关注中国天主教会团体在当今时代的真实现状与发展进程。
“教友村”的消失
施神父指出，“教会生活也像社会那样改变了。简而言之老教友失散了、新教友增加了。老教友的失散：中国天主教徒向来多集中在农村。现在，农村里的年轻人纷纷到都市里去找工作，老年人也往往跟着子女到都市里去帮助他们做家务。农村空了，农村堂口的教友都失散了”。但另一方面，恰恰是正在上演的社会变革也带来了新的焦虑和新的问题。施神父认为，近几十年来许多地区的宗教信徒增加并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就连圣伊纳爵堂所在的上海徐家汇也同样，徐家汇原来是教友村，教堂四周都是教友人家。现在，徐家汇成了上海的商业中心，教堂四周的房子都被拆掉，居民都被迁走。但是，徐家汇圣依纳爵堂星期六晚上和星期天的七台弥撒中中每一台都挤满了教友，特别是来自国内各地的新教友，其中“不少是年轻人和知识份子”。
煽动的分裂和懂得“区分”的信仰
采访中，施神父恰如其分地阐述了造成至今仍然困扰中国教会的“官方”和所谓“地下”教会团体分裂的起源和真实本质。施神父指出，此类分裂首先是政府宗教政策造成的结果。这一政策如同对其它信仰团体一样，也强迫教会接受其控制组织。但天主教会内，并非人人都接受这状况。所以，对中国政府来说，“在我们国内的天主教会有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它所承认的、另一部分是其不承认的”。但是，“生活在中国国内的天主教徒也知道这样的称呼，但是他们懂得区分中国政府的宗教政策和天主教的宗教信仰。即使接受中国政府的宗教政策，内心依旧保持天主教的宗教信仰。在他们的心目中，中国国内只有一个天主教会，就是那至圣、至一、至公、从宗徒传下来的教会”。“在我们国内虽然只有一个天主教会，在一个天主教会里面，的确有两个不同的信友团体。一个可以称作官方教会，另一个可以称作地下教会。两个团体各有其领导神职班；它们之间也的确曾有争论。但是，那并非由于信仰的不同，更多的是宗教利益冲突的表现。此外，在先教宗圣若望∙保禄二世的不断呼吁下，在中国国内的所谓官方和地下教会早已开始彼此修和了”。
上海籍耶稣会士继续指出，不同于这一修和进程，的确有一些势力一味夸张和利用“官方教会”和“地下教会”的不同，其目的主要是为了抵制中国和圣座之间恢复对话。施神父强调，这种反对派——主要是海外煽动的——“无助于中国教会的生活和使命”。而恰恰是信仰的视野也指出了处理与政府关系时可遵循的准则和方式。
一个没有“挑战”任何人任务的教会
施神父告诉我们，信仰的务实主义使人认识到“中国政府是共产党政府”。而这一现实“在可以预料的许多年里不太可能会改变”；“我们天主教会在中国国内不能不与中国政府有一种关系”。回答斯巴达罗神父的问题时，施神父进一步分析指出，“对抗”的关系“是自取灭亡”。但施神父同样不赞成妥协让步。因为一旦这样，“教会便会丧失本色”。中国耶稣会士主张的模式是“彼此容忍”。强调“容忍和妥协不同。妥协是向对方让步，让到对方可以接受的地步；容忍是不向对方让步，但是也不要求对方让步”。鉴于中国天主教会“存在且作为”，也就意味着“就某种方式而言，这种容忍已经在尝试中了”。
施神父的建议也要求圣座做出努力：如果真的希望帮助中国天主教徒的生活，就要首先顶住那些要与北京政府对着干势力施加的压力和指责。“因为如果圣座与中国政府对抗了，那么我们在中国的天主教会必然要在圣座和政府之间有所选择，而且必然要选择圣座。由此，中国政府便不会看好教会”。本笃十六世在二OO七年给中国天主教徒的信中已经写到，中国天主教会“没有改变国家结构和管理的任务”。十年后，施神父祝愿中国天主教徒能在今天的中国善度真正的基督信仰生活。为此，也希望圣座“不要抱着过高且不现实的理想去挑战中国政府，一旦那样将迫使我们在教会和中国政府之间做出抉择”。施神父建议中国教友不要听信那些身在海外的人“以不合时宜的方式”干预中国教会的事务和问题，他们的做法“损害教会”。
马达钦事件
长篇采访中，中国耶稣会士本着信仰的意义所教导的“健康的务实主义”重新审视马达钦主教事件。他本人十分熟悉马主教，更关心这起事件。
二O一二年七月七日，经教宗批准、中国政府承认，马达钦主教祝圣为上海教区辅理主教。但在祝圣仪式的最后，马主教公开声明放弃为政府宗教政策服务的“爱国”组织的职务，以便专心牧灵职责。这一声明立即招致政府官员的反应，强迫马主教隐退佘山修道院、阻挠其行使牧职。二O一六年六月，上海被禁足主教在博客上发表长篇文章表示对退出爱国会感到后悔。四月，又到福建与未经圣座批准的“非法”主教詹思禄公开共祭。西方媒体立即将马达钦主教扣上了“变脸”的帽子。施神父指出，“我认识马达钦主教，他既没有变脸也没有投降：我认为：他是‘觉悟’了。许多人说爱中国，但他们对中国的概念是抽象的。或许，他们爱的是孔夫子的中国或者蒋介石的中国。对马达钦来说，爱国意味着爱实实在在的中国，也就是现在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而且，他不再相信教会一定要与中国政府对抗。相反，他认识到教会要在今天的中国生存和行动，那么就必须要做到至少在政府的眼中是可以容忍的。总之，马达钦主教是一位有着健康的务实主义的中国主教。至于他到闽东教区、同非法的詹思禄主教公开共祭，事实上，其目的是与中国政府修和”。施神父希望“圣座支持他、让他去尝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