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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梵协议:测试变革之风

时间:2018-10-02  来源:亚洲新闻社  作者:沙百里 (Jean Charbonnier) 点击:

中国媒体对该《协议》的签署几乎没有共鸣。这似乎是北京对梵蒂冈在赛事中先取一分。有人质疑教会站在强者一方。但教宗方济各说协议的目的是本着福音的精神。那么30余位地下主教怎样呢?地下神父是否有自由不加入爱国会?新的教区分布可能进一步控制教会的生活,甚至为地下团体制造更多困难。中国不想介入中断梵蒂冈与台湾的关系。

巴黎(亚洲新闻) -《Eglises d'Asie》(巴黎外方传教会建立的新闻社)9月27日发布了一篇关于中国与教廷就主教任命的协议的分析。《亚洲新闻》得到该社同意转载并翻译该文。

以下是汉学家巴黎外方传教会士沙百里神父(Jean Charbonnier)的观点。

骤眼看来,《协议》最触目的是其方式: 在北京签署,中方似乎占了上风。中国政府的签署代表来自外交部,传统上被视为较自由的部门,相对内部政治架构而言。该《协议》的签署,并不意味着对今年二月生效的严厉的《宗教事务条例》会有所改变。与此同时,中国政府与罗马达成正式协议,迫使天主教徒进入官方党政管理的「爱国」框架,地下团体因而弱化。然而,教廷国务卿帕罗林枢机(Pietro Parolin)宣称《协议》为一胜利,并邀请全世界一起欢欣。这份罗马和北京签署的协议,无疑是期待已久,但是否真的如此重要?中国媒体本身,并没有特别关注此事。

我们对此《协议》了解多少?

协议》明确表达了三个要素:

1. 未经罗马批准任命的七位非法主教,当中三人被绝罚,在正式请求宽恕后与教廷和解。这是中国政府的胜利。这对那几位主教们来说是一种安慰。对于地下天主教徒,他们不大了解教廷此举的意义何在,认为是削弱了罗马的权威。从中国人的心态来看,它代表着失面子和担忧会有更多限制。如果梵蒂冈与北京的对话是一场足球比赛,那么教宗的白队就已经给北京红队占了上风,甚至入了一球。

2. 教宗接受了中国选举主教的「民主」进程。教区的神父、修会人士和平信徒有份参加选举投票。然后候选人名字提交给中国主教议会。当选的候选人名字提交教廷,由教宗最终批准。如果候选人不合适,教宗可以行使否决权。如果这提名在实践中得到确认,那将是教宗的胜利。不过,当教廷表示会承认那七位未经教宗批准的主教时,差不多立时有人表示应该取消协议,尽管教宗有所解释。这种内部矛盾说明了协议触及的真实范畴。中国队所入的第一球效果显著,它弱化了白队的防卫能力。事实上,在教会眼中,这不是一场斗争,而是一种友好和尊重的姿态。

3. 河北省承德宗座监牧区被提升为北京总教区的属管教区。此举是否意味1946年成立的圣统教会总教区会恢复使用?承德的领土辽阔。协议显示这项改变是教宗的意愿。这是历任教宗在几十年来对中国的教区的第一次干预......这对于郭金才主教是一次胜利,他是那七位修和主教的其中之一,他的主教座堂华丽耗费不菲。对于承德主教的新声望是否有政治规划意味?承德是中国清朝康熙皇帝建的避暑山庄的所在地。正是在这座山庄,康熙在十七世纪初欢迎教宗特使铎罗主教(Charles Maillard de Tournon)。康熙不理解教廷代表的要求。他发现「天主教教皇」侵入了中国的内政。在会面之后不久,铎罗主教正式传递了教宗法令,禁止中国基督徒敬拜祖先,认为是迷信。根据儒家的三纲规范,仪式意味着对主权绝对服从。铎罗主教立即被驱逐到澳门,他在那里收到了教宗擢升他为枢机。

今天给予承德主教的荣誉,是否可以解释为中国对罗马一种历史性的报复?其实应该是个积极的报复:在郭金才主教身上爱国与爱教打成一片。

另一方面,罗马具体说明,该协议之目的主要是牧民性质,并希望促进中国所有天主教徒的团结。鉴于教宗方济各在强烈要求达成这项协议,大家相信教宗面对富裕强大的中国时,正在邀请教会采取谦卑态度面对。教会有时被谴责支持强势一方。梵蒂冈的政治情况仍然如此,必须考虑到中国在当今世界生活中的作用。但教宗方济各的目的是本着福音的精神。这是为了让所有在中国的天主教徒以服务和爱的精神,为国家的利益而团结起来。

《协议》没披露的部分。

目前,双方向我们揭示的协议只不过是事实的点滴,内里还有甚么内容? 根据宣布的措施的逻辑,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教廷会承认中国主教会议的合法地位,因为它将要考核地方教区提交的主教候选人。因此,我们是否可以得出结论,大约30位地下主教将被邀请参加这个主教会议,尽管实际上仍然是由中国天主教爱国会控制?他们有权拒绝被认可吗?否则,就国家和教会而言,风险将是地下的变成「双重地下」。那么,为最忠贞于教会的天主教徒会有分裂的风险。其实教宗是凭地下信友的忠孝才请他门这个非常辛苦的合作。该协议有没有包含一项规范爱国会作用的条款?这是否平信徒积极参与教区和教堂的实际管理方式?不过,主教在宗教事务的权威有没有得到尊重?

另一个重要方面是认可新的承德教区。根据《协议》的公布数据,教宗是这个新教区的创立者。这是否反映教廷开始对各教区有新行政划分?根据《宗座年鉴》,由教廷创建的中国教区有144个。在中国爱国会实施的教区按行政划分,把教区数目减少到96个。在中国的演变过程,这次改组似乎很合理。但教廷维持传统教区,这样使得地下主教能够与新认可教区的主教们有联系。神父们可以为教区和更适合他们的主教服务。《协议》是否涉及这些问题?

总的来说,新的行政划分以一种相当合理的方式,响应新行政中心的发展和神父人数减少。自1950年以来,大多数由外国主教和传教士经营的教区,面对神父人数减少了三分之二。直到1966 - 197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的镇压时期进一步减少了神父的人数。继1978年邓小平实施新的现代化政策之后,能够离开强迫劳改营或监狱的中国神父能够恢复他们的事工。他们首先关心的是为一些年轻人教授拉丁语以保证承传。这些神学院于1982年开放。可喜的是,直到二十世纪末,中国的圣召很多。但在一些教区,只剩下两三个神父。在湖南省,七个教区被分组成为该省首府长沙的单一教区。长沙的主教大约有二十位神父。

目前的协议可能包含一项条款,承认中国教区的新划分。但是这意味着可以更好地控制教会的生活,甚至为地下制造更多困难的生活条件。

丝绸之路上的实验

构成协议一部分的一个关键问题仍然存在。中国政府一再重申,任何与罗马的协议都表明梵蒂冈首先中断了与台湾的外交关系。一些梵蒂冈官员经常表示,教廷毫无困难地将其代表从台北转移到北京。对教廷而言,只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提出恢复外交关系的要求时,才能展开与台北决裂。

教廷于1942年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宗座代表驻于南京,当时是国民政府在中国的首都。 黎培里总主教 (Antonio Riberi) 留在南京,没有跟随蒋介石到台湾,等待新政府的成立。新政府于1952年曾把他赶到香港羞辱他,称他为梵蒂冈帝国主义的代表。

五十年后,在2000年,梵蒂冈再次受到严厉侮辱,因为他们已经宣告了120名中国圣人,其中有些被指宣扬法国帝国主义。中国在1919年的《凡尔赛条约》中遭受羞辱,这记忆在中国领导人心目中仍然存在。目前的中国政府虽然对教宗比较尊敬,但是不是在寻求与梵蒂冈的外交关系,但如果你细心思量,这可能符合他的利益。

中华人民共和国可能满足于不再要求梵蒂冈打破与台湾的关系。台湾教会的自由,确保了与大陆天主教徒的具体联系,有利于岛屿与祖国的结合。台湾天主教徒的文化和社会服务见证了教会对中国人民的爱和尊重。

自60年前的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以来,台湾教会一直致力于将教会本地化,以中国语言和文化来表达信仰。在与北京没有外交关系的情况下,台湾是中国的领土,教会可以充分证明其对中国人民的爱。与台湾断交将成为中国教会的自毁灭亡。

当我们想要乘坐热气球飞行时,首先会释放一个小的「测试气球」以检查风向和风的强度。也许这就是北京现在的情况。我们希望该协议的少数发表文章,不会引发教会的破坏性的台风,这将延误飞行旅程延迟数十年。我们希望这个气球能够升空,开往中国各地的和平飞行,从广州到哈尔滨,从台湾到喀什,继续沿着整个丝绸之路,从北京到罗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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