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月14日意大利《新闻报》（La Stampa）旗下网络媒体 Vatican Insider(《梵蒂冈内部通讯》)刊出了该媒体意大利记者嘉尼(GIANNI VALENTE)针对本人有关中梵《临时协议》的采访内容,文章先以意大利文、英文、西班牙文三种语言同时发表。
此次采访内容旨在强调中梵双方2018年9月22日签署的《临时协议》所取得的历史性突破来之不易，并详及中国方面对于教宗首席权的承认，中国天主教会与普世天主教会的共融等。孰料，台湾中央社驻罗马记者黄雅诗蓄意肢解、移花接木、张冠李戴，添加了诸多基于主观臆测的子虚乌有的内容，诸如，“刘国鹏院士宣称中国独立自办教会原则已走入历史”，或“刘国鹏宣示独立自办教会原则已作废,与先前中共官方立场截然不同”之类荒诞不经的表述，其后，这一不实报道接连被香港《明报》、多维网、法新社、联合早报、路透社、法广等多家海外中文媒体或国际媒体的中文版面所转载，上述媒体中，没有任何一家尊重并采纳Vatican Insider上相关外文稿源（如今已经有了中文翻译）的内容，更有甚者，文中前半部分是本人原名，后面就“瘦身”成了刘鹏，直接让著名学者刘鹏挨砖！
本人在此重申，作为一名学者，本人只关心以客观、理性的眼光，并借助可靠充分的根据对某些专业领域内的问题提出分析和见解，无意也不可能就宗教政策替国家主管部门代言，正所谓“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是也！也不会痴呆到分不清学术与政治的边界！
而对于台湾中央社之始作俑者及香港《明报》、多维网、法新社、联合早报、路透社、法广等媒体不问青红皂白的偷懒引用，本人唯有表示默默的鄙视和深深的遗憾！
http://www.settimananews.it/italia-europa-mondo/important-points-of-the-china-vatican-agreement/
二、采访原文
刘国鹏，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提及上世纪50年代中国政府曾一度试图选举自己的教宗。并解释为什么，随着中梵临时协议的签署，“中国国家教会” 的观念已走入历史。
1951年，中国政府甚至想到过任命一位“中国教宗”。而今，随着2018年9月22日中梵《临时协议》的签署，中国承认，教宗作为伯多禄继承人的角色有权任命中国主教。只需前后比较一下这些信息，就知道期间的变化有多大，就知道《临时协议》已使得缔造一个与教宗和普世天主教会相“分离”的国家教会的观念进入历史。刘国鹏教授将以一流学者特有的清晰思路引经据典阐述上述内容。其论据的权威性也源自其所工作的机构——中国社会科学院，该机构被《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评为亚洲的顶级智库。
刘国鹏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副研究员。其研究的领域和学术贡献主要集中于现当代中国天主教会史。作为中国的研究人员，他曾出版一本有关刚恒毅总主教担任第一任驻华宗座代表时期在华天主教会本地化的专著。在随后的采访中，将涉及任何将中梵临时协议比作中世纪欧洲教宗和神圣罗马帝国之间因“叙爵权之争”而引发的争议事件是何等的张冠李戴和误入歧途。中国社会科学院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哲学和社会科学领域的最高研究机构，直属于中国国务院管辖。
1、作为中国在基督宗教领域的历史学者，您如何评价中梵就中国主教任命所签署的临时协议？
“临时协议对在中国建立一个与普世天主教会相分离的“国家教会”这一观念做出了决定性的超越。上述视野已成为历史，即使在官方的表述中，与该观念有关的某些固定说法仍将在一段时间内被采纳。”
2、在您看来，为什么这一“分离主义”的视野在事实上被超越？
“因为，双方历经差不多70年的艰难关系，中国政府已承认了教宗的首席权，而这一点至关重要。如此以来，就等于承认中国天主教会乃普世天主教会的一份子。也承认全体中国天主教徒同教宗、也同全世界的天主教徒和世界各地的天主教会的保持着充分的共融。而在中国，也开始为“地下”教会和公开教会的充分共融创造条件。这三类共融很重要。尤其是当我们考虑到在上世纪50年代，曾经有人想要创建一个带有分离倾向的中国教会。甚至还就谁该做‘中国教宗’进行过推选……”。
3、这一细节很少有人了解……
“的确发生过。在1951年，南昌总主教周济世受邀担任中国‘教宗’。但他拒绝了。当时的确有人动过这个年头。然而，现如今教宗在任命主教中所扮演的角色和与中国主教在圣统制层面的共融已得到公开肯定。”
4、自选主教是如何体现的？
“在由政府主导的最初几次中国天主教代表大会中，提及中国天主教与教宗应当保持精神上的联系。而后，在1958到1962年间，总共有40余名‘自选’主教在没有得到教宗许可的前提下被祝圣。这么做的目的是割断中国天主教徒和教宗的关系，视之为政治上的敌人。即使口头上依然承认教宗作为普世天主教会精神领袖的地位。”
5、以中世纪的叙爵权之争作类比是否有助于理解临时协议？
“没什么帮助。彼此情形迥然有别。在西方，中世纪的天主教会具有制度化的结构，可以和世俗政权分庭抗礼，同后者保持着同等的地位。而在中国历史上，宗教团体从未和世俗政权平起平坐过，也就没有过类似的分歧。如果选择用政教之争来理解，那么，中国的历代政权总是居于主导地位。也正因为如此，中国政府愿意同圣座签署主教任命协议才显得意义非凡，圣座本质上是一种制度化的宗教实体。此类事件可以说前所未有。”
6、就中国政府当局而言，这一点说明了什么？
“在中国政府当局看来，历经长期艰难的较量之后，如果这一协议只是对于另一个政治实体有利的、纯粹的让步，只是一种叙爵权之争模式上的让步，那么，他们是不会接受这一协议的。圣座和天主教会有着自身不同于政治机构的本质。主教任命就是在这一本质上进行操作的。这些事实慢慢地拓宽了道路，直至最终签署临时协议。事实上，我重申，这是第一次中国政府同一个宗教当局签署了此类协议。史无前例。”
7、临时协议和建立外交关系之间是否存在着某种联系？
“没有任何直接和立竿见影的联系。但是，签署协议，中国政府相当于不言而喻地承认了圣座的独特（sui generis）‘主权’。这一二元主权也包含了梵蒂冈城国的功能。照此发展，就可以隐约预见到未来双方需要相互充分承认的前提，以及外交层面双边关系的确立。”
8、批评攻击临时协议的人士反复提出，中国天主教爱国会（Ap）是与天主教教义不相容的。该如何应对这一问题？
“中国天主教爱国会的角色，在临时协议签署之后，似乎已得到了重新调整。临时协议签署之后，某些针对爱国会的蛮横霸道的说辞也不再有效。临时协议改变了整体框架。”
9、这一改变都包括哪些内容？
“之前，爱国会的工作就是在实际行动中否定教宗的角色。而今，教宗任命主教的角色也得到了中国政府的承认，所以爱国会在实际上就不能再像以前一样。爱国会的功能和目的已发生改变。在爱国会的注册更具象征意义，在爱国会的登记是为了显示主教们和神职人员对于政府的忠诚，和对中国现有秩序的尊重。后一点我认为是非常自然的。”
10、在尚待解决的问题当中，还包括中国主教团，该机构也因为未包含不被政府和世俗当局承认的所谓的“地下”主教而没有被圣座接纳。
“从教会法的角度来看，如果今天所有的中国主教都是合法的，那么中国主教团被圣座接纳的合法化只是一个时间问题。梵蒂冈官方文件中依然载之在册的教区划分体系——对应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的有效的教区划分——和根据中国政府规定，在过去几十年间重新设计的教区划分体系的协调问题，这些都可以在中国和圣座之间的工作委员会中富有成效地加以处理，双方经由细致耐心的工作，并在需要时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必要的调整。
11、所谓的“地下”教会团体是否会受到协议的惩罚？
“对政府和相关机构特别不能容忍的团体，以及依靠对政府的反感而建立自我认同并视之为构成其群体认同的基本特征的团体，对临时协议持拒斥态度。”
12、这种态度普遍吗？
“实际上，在“地下”教会的天主教徒当中，许多人很高兴或者至少期望看到协议的结果。如果他们看到自己不必自我封闭在狭小的团体或不必有所隐藏，就可以体验到在天主教会大家庭中的归属感，那么，与所有其他中国天主教徒的合一就能够给他们带来好处。此外，需要牢记的是，天主教徒只占中国人口中的一小部分。在政治层面，他们没有太多的份量。相反，福音派基督徒却增长迅速，他们当中也包括许多企业家和教授”。
13、齐齐哈尔主教魏景仪未得到中国政府的承认，他说：我们正在经历一个对天主教会而言即将结束地下时代的局面。您怎么看？
“对我来说也是如此。地下状态是与特定历史情境相关的选择，而非缘于某一个人的压力或命令。在上世纪五十年代，谁不想追随自选主教，谁就会被边缘化。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每个教徒都不得不在秘密状态下守护自己的信仰。而今，在新的形势下，已没有必要再继续保持地下状态”。
14、与圣座的临时协议是在以更加严格的管控和立法来规范宗教团体的活动之时签署的。这不是一个矛盾吗？
“看上去似乎的确很矛盾。但是另一方面，人们实际上无法想象，如果中国彻底放弃宗教政策管理体制，该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必须按照规则来处理和解决问题。政府的主要利益仍然是社会稳定。与圣座达成的临时协议也可以被视为对增加社会透明度和加强社会稳定的贡献。政府希望一切都符合秩序和法律，而不希望宗教团体摆脱与政府的关系”。
15、境外团体以以基督徒的名义对中国政府进行攻击会产生什么影响？
“这会激怒中国政府。中国政府也知道有人想利用中国教会的问题向自己施加国际压力。而今，在涉及中国的地缘政治对抗中，一切都可以被加以利用。也正因为如此，中国政府决定直接与圣座展开合作。他们知道每个人都可以利用微妙的状况，而其间仍然存在悬而未决的争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