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观察报》上发表的长篇采访中，圣座万民福音传播部部长费尔南多∙斐洛尼枢机还以十分有效的方式回答了对中国和圣座就主教任命达成的临时协议的误导性批评和诠释
gianni valente
梵蒂冈城
在中国的教会因着中国天主教徒的“信仰意识”才幸免于裂教。中国和梵蒂冈关于主教任命达成的协议“承认教宗的特殊角色”。在此背景下“现在也应该重新理解所谓的‘独立原则’”。但不应该利用这一协议强迫人们在“爱国会注册”。诚然，“只有心灵肤浅或恶意的人才会想象到教宗方济各和圣座会抛弃世界上在任何地方和在任何条件下的基督羊群”。《罗马观察报》上发表的对圣座万民福音传播部部长费尔南多∙斐洛尼枢机的长篇采访中，充满了对中国天主教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富有成效的想法和见解。
早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当还是圣座设在香港的“办事处”负责人时，斐洛尼枢机就开始密切关注中国天主教会的历程。这一圣座及时关注中国天主教徒状况的办事处，同圣座驻菲律宾大使馆正式联系在一起。
协议的“牧灵价值”
斐洛尼枢机引用了九月二十六日发表的《教宗方济各致中国天主教信友及普世教会文告》阐述了圣座为“推动福传事业，并实现和保持在中国的天主教团体的圆满与有形可见的合一”而与北京政府就主教任命问题签署的协议所具有的牧灵价值。传信部长完全理解“困难依然存在”；“以后的旅程中出现别的困难”。但强调协议回应了“修和、合一、更新的巨大期待，以便更加果断地重启福传”；“重返正常状态”。这也是枢机本人在和“中国教会人士”的“书信往来”；“和中国主教、司铎、修女和教友的接触”中感受到的。
漫长历程中的重要一步
斐洛尼枢机的文章中阐明了协议并非从天降下的晴天霹雳，而是在长达几十年的进程中逐渐成熟起来的临时着陆。本着明确的意识和有机的方式勾勒出的道路，特别是在二OO七年教宗本笃十六世给中国教徒的信。传信部长强调，二OO七年的这份权威文件中，“主要肯定两件事：第一件事是，只要在不利的环境中需要保护生命及捍卫信仰时，比如说在还被要求强加与良心和天主教教义不可调和的意识形态的地方，秘密状态都是正当的；第二件事是，即使在困难与复杂的状况下，鉴于自己教区团体的更大益处，在不缺少牧灵分辨能力的情况下，并在主教的领导下，人们可以做决定和选择”。
斐洛尼枢机还指出，早在本笃十六世的信中，就“已经直观到历史在前进和发展，人与人、民众与民众之间相互作用的历史背景在改变，思想组织也确实在改变，作为我们生活构成基础的概念阐述和社会形式的解释也在改变”。传信部长还提供了另一个充满了积极发展可能的参考，提醒人们注意，与北京政府达成的有关主教任命问题协议本身以新的方式确定和展示了处理全部中梵问题中爱国和所谓“独立”机构组织的作用所代表的最复杂和争议性问题的背景。按照中国官员的观点，“独立”是天主教会在社会秩序中所应体现的特点。
斐洛尼枢机还指出，另一方面，恰恰在“承认教宗的特殊角色”的临时协议光照下，“在中国教会的合法牧灵自主和不可或缺的与伯多禄继承人共融关系前景中，现在也应该重新理解所谓的‘独立原则’”。
传信部长继续表示，另一方面，“我希望不再听说或阅读到‘地方政府’官员将主教任命临时性协议作为工具，以强迫人们做那些连中国法律自身都不要求的事情，比如在爱国会注册”（按照其本身的章程，这种注册只能是自愿的）。斐洛尼枢机指出“教会反对意味着自私、封闭或控制的‘爱国主义’，却赞成意味着对文化和知识根源的尊重，促进公益，以及政权机构对自己公民信任的‘爱国’”。传信部长还透露，就这几个方面，“我们正在以尊重的态度具体地和中国当局一起努力工作”。
在教会内没有“胜利者”和“失败者”
斐洛尼枢机承认因宗教政策导致的天主教会内的创伤和分裂需要时间去治愈，不能无视冲突和误解的年头，信心还有待重生。唯一正确的道路是正视教会自身的本质，从而摆脱世俗的逻辑，后者还能将教会生活缩减成权势帮派和团体冲突的领域。斐洛尼枢机采用了形象化的比喻，指出在中国也同样，教会起源于基督信仰的宣讲，“通过福传而在中国诞生的天主教会是独一无二的；它犹如一个涌流活水的泉源，其踪迹显而易见。之后，由于历史事件就好像一块巨石从山上坠落而堵住水流；一部分水下沉流入地下，另一部分迂回曲折，继续流于地面”。近三十年来，圣座竭尽了各种努力去推动这一“让两股水流恢复合一”的进程。
为此，圣座从不赞同流传的对中国天主教会状况的摩尼教式表达方式；历来拒绝在中国“爱国教会”和“忠贞教会”对立的常见说法。为此，先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就早已经将那些迫于政府压力未经教宗任命而祝圣的中国主教重新纳入了完全共融，但也是在他们本人坦诚地表达了对伯多禄宗座的忠诚、要求教宗承认他们是中国天主教会主教之后。斐洛尼枢机重申，“在中国，教会是唯一的，它所受的创伤源于自身内部及其外部。天主子民信仰意识挽救了在中国的教会免于裂教”。同样的“信仰的本能”以及忠实于教会真正本性的标准，也提醒人们在目前情况下“并不是确定谁赢谁输、谁对谁错”的问题。
在促成最终达成协议的谈判背景下，教宗将那些非法祝圣的中国主教们重新纳入了完全共融，承认他们为各自教区的正权主教。传信部长承认，现在“有人可能会认为，在这个阶段，好像宗座只要求单方面的牺牲，即非官方团体成员的牺牲，可以这么说，即他们该 官方化”。斐洛尼枢机表示，但在教会的视角下，“其实不该用上述的言辞阐述这个问题；虽然表象上似乎是‘非官方的’ 向‘官方的’ 或向民政当局投降”。而是，“在信仰内的兄弟姐妹，所有人都在同一的教会大家庭里”。传信部长还引用了魏景仪主教的话，齐齐哈尔教区主教在接受《梵蒂冈内部通讯》采访时强调，“在教会的历程中没有失败者或被抛弃的。大家一起前进，手牵着手、和圣母玛利亚一起……，我们也会看到在这条道路上的许多痛苦并非是徒劳的”。
要拥抱而不是利用“地下的”教友们
接受《罗马观察家报》采访时，斐洛尼枢机还回答了关于有人坚称圣座签署的临时协议抛弃、“背叛”了“地下”天主教会团体的问题。这些“地下的”教友们以忠实于教宗的名义抵制政府的宗教政策。传信部长满怀感激地拥抱“地下”团体的教友们，感谢“他们在考验中的坚定与忠贞，即使在逆境与困难中他们也保持对天主上智安排的信任”。还谈到了无数在几十年的时间里“曾是真正的殉道者或信仰的宣认者”。并补充，“只有心灵肤浅或恶意的人才会想象到教宗方济各和圣座会抛弃世界上在任何地方和在任何条件下的基督羊群”。也承认，教友的这种概念“常常被不太正确或有失公允的媒体消息所左右”。所以要抵制各种利用操纵，强调“这些兄弟姊妹们需要更多的尊重；任何人都不要滥用他们的情感”。
圣座万民福音传播部部长表示理解，有时甚至赞同一些疑惑和困惑。但“我不赞同谁在维持其合法保留意见的同时，不仅没有试图理解他人的观点，而且最重要的是冒着在伯多禄之船里不一致划桨的危险态度。教宗协同他的合作者过去做了，现在在做，并将会尽其所能使自己与在中国的教会靠近；在方式上我们不是无误的，可是我们真爱在中国的教会与中国人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