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梵蒂冈新闻网）今天，“我们绝不忽视地方天主教团体的精神宝藏，愿意分担中国天主教徒多年来所受的重大痛苦和不被理解，因此感到必须唤起记忆，一起为在中国教会的未来书写新篇章”。这是帕罗林枢机为将于3月19日出版的新书《在中国的教会：一个有待书写的未来》撰写的序言中所表达的思想。
新书由《公教文明》期刊总编斯帕达罗（Antonio Spadaro）神父负责编辑，在时间顺序上是以在中国的教会为主题的第二篇作品。《公教文明》期刊和乔治城大学联手开启“中国文明对话论坛”活动，新书属于这个范畴，其中汇集了近两年来在这个耶稣会期刊上发表的文章。这部作品在圣座与中国的关系，尤其在签署了主教任命的临时性协议后的一个“特殊的历史性时刻”发表，因此具有重大意义。
《夫至大》宗座牧函：传教使命表达了一个真正的普世教会
帕罗林枢机强调，这部作品适逢本笃十五世教宗公布《夫至大》宗座牧函百年之际出版，意义重大。这封牧函论述传教使命，提出应“重返向万民传教的灵性和牧灵根源”。除了一系列叮嘱外，牧函也含有“一个强烈和确切的讯息：传教使命不是西方基督信仰的扩张，而是一个愿意真正成为普世性教会的表达”。
枢机解释道，“这讯息首先针对中国的情况”，正是在来自于这个庞大国家的一些传教士的催促下写成。大战结束后，圣座觉悟到急需让教会的传教使命远离欧洲国家主义之间的争端，其负面影响在中国也很明显。藉著《夫至大》宗座牧函，“中国成了传教‘实验室’，并由此开始对在全世界的福传工作予以重新思考和更新”。
因此，“依照教会普世性的强烈意识，在中国趋于成熟的传教新方案也向全世界推展，借此间接地承认福音所到之处的所有民族和所有国家的同等尊严”。帕罗林枢机称《夫至大》宗座牧函是一个转折点，它也指明一种“训练有素和相称于自己圣召”的本地圣职的重要性，教会因此才能基础牢固，才能不屈服于可能会遭受的迫害。这位教宗“以惊人的方式预见了随后于20世纪在中国发生的一切”，“尽管许多考验和困难，在那里建立的教会如今仍然充满生气，因为本地圣职所打下的根基经受住了考验”。
取得的进展和尚待解决的问题
这段历史行程促使我们再次省思“天主教在中国临在的现实意义”。从那时到今天，这一百年来的许多事物在教会内也发生了变化，梵二大公会议就是一例。“然而，目前尽管是中国信友照料他们的教会，中国的福传对整个至公性而言，如今仍是一项决定性的挑战。正如一百年前那样，中国的情况今天也显示出，为面对福传的挑战首先需要创建教会的合一”。
在这层意义上，最近取得了重要进展。“正是为了使福音的宣讲在中国得以贯彻，教宗方济各2018年9月8日接纳了7位未经宗座任命而被祝圣的‘官方’主教与教会完全共融。枢机强调，经过数十年的历史后，今天所有在中国的主教都与教宗共融”。他也提到，随后两位中国大陆的主教首次出席了去年10月召开的世界主教会议。
在中国的教会需要“合一”、“信赖”和“新的牧灵冲力”。教宗方济各在2018年9月《致中国天主教信友及普世教会文告》中提醒道，他们需要“热衷于传递真实生命的传教士”（7号），这绝非偶然。还有一些问题尚未解决，主教任命的临时性协议只是一个起点。帕罗林枢机特别提到尚未完全走完的合一行程，而中国天主教徒及其所属团体之间的完全修和应是一个首要目标。因此，在中国也急需开启“净化记忆的重要旅程”。
教会与人民
圣座正是在教会普世性的推动下，不对任何一个国家怀有不信任和敌对的态度，而是走上对话之路，以能克服彼此间的距离。帕罗林枢机表示，“在中国的福音宣讲不能离开对中国人民及合法当局的尊敬、重视和信任的态度”，“圣座希望也能与中国在和平、环境和文化相遇的主题上合作，促进和平及谋求人类的福祉”。
此外，教会“没有忘记她在中国的许多子女的牺牲，但正是在看著他们的榜样的同时，也省思哪些是更恰当的方式，好能接触那些尚未认识福音喜讯并期待基督徒作出更高见证的人”。“福传的迫切性也提供一个能克服许多特殊问题的远景，将它们引向一种整体的方案，使神学、法律和牧灵，以及外交建立在具有创造力和建设性的基础上”。
帕罗林枢机写道，众所周知，教宗对中国教会和人民的关怀在今天仍然受到阻力和对立。因此，正如《公教文明》期刊这些年所推动的那些深入研究能有助于克服容易形成的对立，为仍在阻止“一种富有成果的相遇的喜乐”解开绳结。
教宗的祈愿
帕罗林枢机最后强调，“在中国特定的背景下，圣座行动的目的仍旧同往常一样：‘人灵之得救’和‘教会自由’。对在中国的教会而言，就是能够以更大的自由宣讲基督的福音，在一种更有信赖的社会、文化和政治环境中进行宣讲”。另一方面，在中国的天主教会并非一个“外来”的团体，而是完整和活跃的一部分，能对“一个更为和谐和更尊重每个人的社会”作出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