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2016年10月耶稣会第36届大会期间结识了周守仁主教。当时，本人正在物色能够藉亲身经历为《公教文明》（La Civiltà Cattolica）撰写中国主题文章的耶稣会士，我于是接触他，向他询问相关的联系人信息。此后不久，他上任耶稣会中华省省会长，我们继续保持联系。他认识中国内情，总会给我一些考虑周全的明见，这些建议展现着他对教会和祖国的挚爱。无论是他的多次罗马之行，还是我在“北京中国学中心”和“社会科学院”作为发言人的北京之行，都为我们增进对话提供了良机。即使在他被任命为香港主教之后，这种关系也从未中断。在其最近走访北京之后，我希望向他提出几个问题。
应兼任”中国天主教爱国会”主席李山主教的邀请，您于4月17日至21日前往北京进行访问。这一邀请早在2022年便已向您发出，但直到新冠防疫限制解除之后方可成行。这个邀请的由来何在？是否源于某一特殊原因？
北京教区通过第三方向我发出了这一邀请。我们需要一些时间来商讨，与此同时，由于2022年是我上任主教的第一年，我也需要时间来熟悉香港教区。不过，两个教区在此前即有所往来，例如，他们的两个修生被派往香港进修神学，而一位香港教区的神父则担任北京教区修生的灵修导师。可见，他们希望在新冠大流行之后恢复联系并非偶然。
如果我没有搞错的话，这是自1997年前英国殖民地回归中国以来的首次（香港）主教访京。《环球时报》称其为“破冰之旅”。您身在其中，感受如何呢？这次访问的主要收获是什么？
这不是我的首次北京之行，而是我作为香港主教的第一次访问。以前，无论是作为“北京中国学中心”委员会成员，还是后来作为耶稣会中华省省长，我每年都至少要对中心进行一次访问。
我真切地认为，本人此行并不是什么“破冰之旅”，而是时任香港主教的胡振中枢机1994年访京之后的延续。正如我在不同场合所反复强调的，我们教区被已故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委以作“桥梁教会”之重任。充当桥梁是可敬者利玛窦首次提出的一个想法。
虽然自临时协议签订以来，梵蒂冈及中国双方的国务院之间已经建立了一个官方渠道，但我们认为此次4月17日之行于教区层面上在北京和香港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此行尤为突出的成果包括两个教区领导层之间的个人联系，以及在不同领域重新开启的合作。双方殷切期望合作的意向带给了我们携手共进的希望和决心。
圣座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关于任命主教的“临时协议”自2018年以来一直生效。虽然有教区，但并不是所有教区都有各自的主教。
在大陆的所有教区中，大约三分之一的教区仍在等候各自的主教任命。
沈斌主教从海门调任上海及此前余江教区彭卫照主教被任命为江西教区辅理主教之事引起某些人的担心，说该协议在中国方面将不再成立。您对此有何见解？
我的理解是，该协议并不像某些人所推测的那样已然道尽途穷。然而，双方在委派主教到其他教区那方面的理解存在差异，这可能是一个需要增进理解的因素。因此，定期进行更多的深入对话有助于尽可能减少日后的混乱。
金鲁贤主教留下了怎样的记忆？于今，对他的追思是否仍然有意义？作为一位牧者，他的牧职训导如何能够赋予当今教会生活以启示？
上海教区刚刚于4月27日为金鲁贤主教逝世十周年举行了纪念活动，对他在中国教会中的巨大贡献和影响表示感恩之情。参加感恩圣祭的有60余位共祭、70余位修女和近千名教友。可以说，离世十年的金主教对中国教会的意义由此可见。
金主教也受到中国政府的极大尊重。由于愿意与政府合作，擅长多种语言，并具有国门以外的联系，他能够将政府认可的教会与普世教会和整个世界连接起来。他的牧灵活动也为当时的中国教会注入了活力，有助于其发展和繁荣。
如何理解教会的“中国化”（sinicization）？
我的印象是，在大陆的教会仍在探索“中国化”所应有的涵义。这是一个至今仍未得出最终结论的探寻。因此，我们通过研讨会与他们进行对话实属意义深长，这样我们也可以与他们分享“本土化”的含义及其蕴涵，这当然可以反映他们对于中国化的某些考量。而与此同时，我们也从他们那里了解到中国化对于他们的含义。
根据我们在此行中遇到的一位政府官员的说法，中国化是类似于我们的本土化理念。因此，我认为现在最好不要急于一蹴而成地对“中国化”盖棺定论。就这个问题进行更深入的对话应当更为有所帮助。
时任枢机主教的约瑟夫·拉青格在其《大地之盐》（The Salt of the Earth）一书的中文译本序言中问道：“在未来的某一天，会不会如同在犹太教到异教的转型中所产生的希腊及拉丁基督信仰一样，出现一个亚洲或中国的基督信仰？”。请问您有何见解？对于基督信仰之体现于世界天主教中，中国思想及文化有哪些具体贡献？
与其是专注于“权利”词令，我们更愿意关注的是培养“尊严”以及有益于团体、社会和国家的健康的“责任”意识。我们的职责是促进和确保他人尊严，而不仅限于自身的尊严。言至于此，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一样，也需要学习在促进国家及世界上所有人的尊严方面更进一步，尽管它在消除国家物质贫困和扫盲方面取得了极好的成绩。
目前世界各地的地缘政治，特别是西方和中国之间的地缘政治，好人坏人二分法世界观似乎是现行模式。那么，多元合一，以及教宗方济各所提倡的“对话”呢？
恕我冒昧而言：应就各方于对话过程中的理解和假设进行沟通。江西和上海的案例便可证明在对话的基础上进行交流的合理性。
为中国人所珍视的另一个价值是“和谐”。不同利益、各方、利益持分者之间的和谐正要成为一个和平共处和相互支持的共同体。这与我们对多元合一的理解有所不同。这种多元合一虽然允许不同个体某程度的独特性和独立性，但它们在共同利益及关注下联为一体。然而，和谐与团结肯定与似乎为当今政界所独钟的支配及超级大国文化背道而驰。
您在抵达北京后于西什库救主堂（北堂）与李山主教一同举行了晚祷。耶稣会士利玛窦神父的一副画像被放置在祭坛前，他是16和17世纪之间在中国传教的传教士。他仍然活在中国人的心中吗？他对当今中国教会的教诲何在？
利玛窦不仅仍然广为中国人所知，而且无论在教会内外皆深受敬仰。他广受中国天主教信友的尊重，也深为中国知识分子所推崇。甚至习主席也在他对国际社会的一次讲话中对利玛窦给予了赞誉。显然，宣布利玛窦为“可敬者”受到了广泛的欢迎。我们正在为他被列真福品和圣品而祈祷，这在中国无疑将会使人心大快。
利玛窦关于友情、基督信仰本地化、与相关各方进行交流并搭桥通道的教导，即使在今天的中国仍为人们深切怀念。
一个人是否可以同时充当一个好公民和一个好基督徒？基督徒是否应该是热恋祖国的爱国者？
正如我在最近文章《爱我们的国家还是…？》中所言，爱自己的国家，实属天主教会训导的一部分。这始自为人熟知的耶稣圣言：“「凯撒的就应归还凯撒，天主的就应归还天主。」”（谷12：17）。 这表明对我们公民和基督徒来说两个领域是需要兼顾的，二者并不相互排斥。此外，《天主教要理》第2239段中亦言：“公民的义务是与政府合作，在真理、正义、连带责任和自由的气氛下，给社会的福利作出贡献。爱国及服务国家是基于感恩责任，并由爱德而来。顺从合法当局和为公益服务，要求公民在政治团体生活里克尽己职。”
国家最大的资源是什么？毫无疑问，是其国民。因此，爱自己的国家意味着去爱生活在这个国家的人，尤其是其公民及居民。至于教会，她在这个世界上最大的资源不应该是教堂建筑物，而是天主子民。爱要有具体的对象，而不是驻足于观念之上。因此，爱我们的国家意味着要把国民的尊严放在首位。我相信任何一个负责任的政府都必须牢记同样的使命，尽管可能会由于不同外在因素的需要而采取不同的方法。
故此，当政府恪守其使命时，人们便可以享受“美好”的生活。反之亦然。因此，政府和教会之间最好能有对话的机会。为了国家，我们应该帮助政府变得更好。
香港教会面临怎样的挑战？您和帕罗林（Pietro Parolin）枢机都称其为“桥梁教会”。请问您如何解释？
我已在多种场合表示，充当桥梁并非诗情画意之事。如果一座桥要达到其预期目的，就必须让人们能够在桥上踏过，让汽车能够在其上辗过。否则就根本不必建桥。因此，挑战在于需要面对来自各个方面的抨击和批评。他们也许恐怕自己的利益和关注点会因桥的结连作用而受到危害。当然，我既能理解也能感受他们的顾虑。另一个选择是无所事事，维持现状，不求任何相互聆听和理解的机会，而是抱着满腹狐疑，对他们心中的邪恶者采取打击性行动。
因此，就桥梁教会而言，最大的挑战是将不同的和相反的各方联系起来，帮助他们视对方为渴望被聆听和理解的人，协助他们以尊重和同理的心态聆听对方，并希望能治愈他们的旧创，促进协作。
教宗方济各多次表达了他对中国的热爱，以及访问中国的强烈愿望。他在中国被视为怎样的一个人物？
许多天主教教友照旧尊称他为圣父，并赞赏他为中国教会所做的一切。我在此行中幸会的主教们对他持肯定态度。至于那些反对（中梵）临时协议的人，他们似乎对教宗方济各不太接受。
关于喜欢和不喜欢的点击率，并不存在统计数据。但根据我看到的和读到的，再加上我在旅途中遇到的天主教信友的态度，我认为，中国的大多数天主教信友都忠于教宗方济各，他们也希望临时协议能给他们的教会带来可喜的变化，包括教宗方济各与习主席的会晤。
中国政府对教宗方济各亦是极为敬重。他们特别欣赏教宗的开放思想和包容精神。他对整个人类的热爱被认为与习主席所倡导的价值观相吻合，这些价值集中体现于习主席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注。在教宗方济各早已表明自己对中国人民的热爱以及访问中国的期待之时，中国政府亦愿意看到这一心愿的实现并不应是一件令人称奇之事。让我们祈祷这一心愿能够实现，这不仅是为教宗方济各或是中国，而是为整个世界的。
教宗方济各正在教会中推动一条共议的道路，期望教会的所有成员不仅要相互聆听，而且更要学会聆听引导我们前行的圣神。您在圣救主主教座堂的讲道中表示，圣神是团结的神，而不是分裂的神。这一见解如何能促进中国教会内部在爱的共融方面进行更紧密的合作和交流？
我的讲道会如何促进中国教会内部在爱的共融方面更密切的合作和交流尚有待观察。然而，“共议同行”或“同道偕行”的主题已在我们整个行程中与各教会领袖及机构会晤中有了明确的表达，而且也似乎得到了良好的回应。然而，如何付之于实践将取决于各自所处的当地环境。我们所有人都必须在各自的文化及社会政治背景中学习和理解共议同行或同道偕行对我们意味着什么。
无论如何，我仍可满怀信心地说，北京教区与香港教区之间的合作和交流不仅会继续下去，而且将不断深化。既然主教和政府鼓励我访问大陆其他教区，我深信这是对我们与在大陆的教会进一步拓展同道偕行关系的盛情邀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