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苏联还是东欧诸社会主义国家，后来在处理宗教问题上都不太成功，给我们留下了很深刻的教训。由此，“社会主义与宗教”就成为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必须面对的一道政治难题。
北京后海北沿毗邻宋庆龄故居，清朝醇亲王府原址，一座五进的院子，是国家宗教事务局办公所在地。作为国务院负责宗教事务方面的职能部门，这里的气氛忙碌而有序。
1月5日下午，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兼党组书记王作安，在他的办公室接受了《望东方周刊》专访，这也是他自2009年9月上任以来首次在国内接受媒体专访。
据资料显示，王作安毕业于南京大学哲学系，1983年至1987年在中央统战部工作，1987年至今在国家宗教局工作。出任局长之前，王作安长期负责宗教政策法规等方面的工作，发表过数十篇宗教理论文章，并出版了专着。
在他的办公室，座椅后的书橱里整齐摆放着一套《大藏经》，右手书橱里则随意摆放着大量文史哲类书籍，显然是经常翻看的。
“社会主义与宗教”是一道政治难题
《望东方周刊》：你有20多年宗教工作方面的经验，在宗教问题上有着深入思考。你感觉在中国从事宗教工作，最大的难点是什么？
王作安：在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主张无神论，同时又实行宗教信仰自由，两者关系如何协调，使之具有内在的统一性，需要高超的政治智慧。列宁在十月革命前（1905年）就注意到了这一问题，写了一篇题为《社会主义和宗教》的文章，论述无产阶级政党如何对待宗教的问题。事实上，无论是苏联还是东欧诸社会主义国家，后来在处理宗教问题上都不太成功，给我们留下了很深刻的教训。由此，“社会主义与宗教”就成为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必须面对的一道政治难题。
相形之下，我国在处理宗教问题上虽然也经历过曲折，但找到了破解这一政治难题的正确路径。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逐步学会用科学、客观、理性的态度看待宗教问题，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观点和政策，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开拓了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新境界。
最重要的有这样三条：在处理同宗教界的关系上，坚持“信仰上互相尊重、政治上团结合作”，结成了爱国统一战线；在具体处理宗教问题上，推进宗教法制建设，制定宗教方面的法律法规，规范政府管理宗教事务的行为，确保宗教在法律、法规和政策范围内开展正常活动；在工作导向上，提出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发挥宗教在社会生活中的积极作用，抑制消极作用，使宗教跟上时代发展和社会进步。
当今世界上一些地区宗教冲突不断，而我国宗教领域能够始终保持团结稳定的局面，说明我们处理宗教问题是正确的，而且是有成效的。
当然，也不是说没有问题。随着我国社会发生深刻变化，加上受国际复杂因素影响，宗教领域出现了许多新的情况和问题，需要我们深入研究和妥善处理。宗教问题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以及民族等问题交织在一起，就宗教而论宗教没有出路，单靠宗教事务部门的工作也不够，需要在改革和发展中综合施策，需要全党、各级人民政府以及社会各个方面都来关心和支持做好宗教工作。要说我们工作中最大的难点，也就在这里。
我从事宗教工作20多年，经历了宗教工作从“冷”到“热”的转变，宗教工作的社会氛围有了极大改观。但是，如何让各级党政干部真正重视宗教工作、正确看待宗教问题、准确把握宗教政策、妥善处理宗教问题，从而使中央关于宗教工作的方针政策得到有效贯彻，仍然是我们面临的最大挑战。
《望东方周刊》：在当代中国政教关系上，一些西方研究者认定中国宗教是“官办宗教”，或者叫“国家控制宗教”，并把此作为他们攻击中国政府“压制宗教信仰自由”的一个重要依据。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王作安：主要还是出于意识形态偏见。他们的立论前提，就是认定中国是一个专制国家，专制国家的重要特征就是国家控制一切，包括控制宗教。既然是专制国家，当然就没有宗教信仰自由，也不可能实行政教分离。只要留意一下西方媒体舆论，你就会发现，他们把中国的宗教划分为“官方宗教”和“非官方宗教”（也叫“体制外宗教”），对那些与政府不合作的宗教组织，称作“真正的宗教”，并鼓励他们成长为“民间民主力量”，只要中国政府依法管理，他们就大喊“迫害宗教”。其实，在任何一个国家包括西方国家，都要求宗教组织遵守国家法律，要求宗教信仰者做个好公民，但他们却对中国拿出另一种标准，只要宗教组织在“体制外”活动，不受法律约束，就是民主的象征，就应当给予各种方式的扶持。
当然，并不是所有西方研究者都如此，随着对中国实际情况有了更多了解，有些西方研究者的看法正在发生变化，越来越趋于冷静和客观。
比如，以前美国媒体上一直说中国控制印刷圣经，基督徒手上没有圣经可读，一些组织以此募集捐款向中国偷运圣经。2006年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中国基督教协会到美国纽约、洛杉矶、亚特兰大巡回举办“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中国教会圣经事工展”，对圣经的出版、印刷、分送以及教徒读经进行全景式展示，在美国观众中引起很大震动，主流媒体上有关这方面的指责由此退潮，偷运圣经活动也开始难以为继。
政教关系是宗教关系中最重要的关系
《望东方周刊》：你在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谈到，中国当代政教关系为“新型政教关系，以政教分离原则为基础，以政教和谐为价值取向”。能否具体谈一谈？
王作安：在党的十七大上，胡锦涛总书记提出要正确处理我国政治和社会生活领域中的五大关系，即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这对做好新形势下的宗教工作提出了新要求。大家也许对民族关系耳熟能详，但宗教关系是一个新概念。我理解，我国的宗教关系包括信教与不信教群众之间的关系、宗教与宗教之间的关系、宗教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宗教组织与执政党和政府之间的关系等等，后者实际上就是政教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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