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皇牧函与中国天主教的发展
6月30日，教皇本笃十六世不顾中国政府的反对，单方面发表了致中国天主教徒的牧函。为了使我省广大神长教友认清牧函的本质和目的，认清中国天主教发展的真实历史面貌，认清牧函在广大神长教友中的负面影响，特就教皇牧函与中国天主教的发展问题，做如下分析和说明。
一、对牧函的基本分析和看法
（一）借用伪善的语言对我国天主教事业进行了全面否定和攻击
牧函总共20条16000余字。尽管通篇使用神学语言进行了巧妙包装，也表示梵蒂冈愿意与我国进行协商和建设性对话，但毫不隐讳梵蒂冈在原则问题上的立场和态度，影射中国政府侵犯宗教信仰自由，指责中国政府干涉教会事务、否认中国天主教根据宪法原则确立的独立自主自办教会原则，妄言独立自主自办教会和民主办教原则与教会道理无法调和、无视中国天主教事业取得的巨大成就，攻击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否认中国天主教自选自圣主教，否认这些主教为教会牧灵福传事业做出的历史性贡献，不承认中国天主教主教团；威逼未经教宗批准任命的主教“悔改”，向教皇表“忠心”，肯定地下主教的所谓“忠贞”，要求政府认可地下主教；强调天主教的宗徒传统，强调教皇在天主教会中绝对的权威和地位，企图在中国恢复教会圣统制，强调中国天主教主教要与普世教会保持共融，要求中国天主教“官方教会”和“地下教会”合一。
（二）罗马教廷心知肚明，故意恶化中梵关系，推卸责任
这些年来，中梵曾就双边关系进行过多次接触。此次牧函中也声称愿意改善双边关系，但另一方面未经中方正式接触，无视中国政府之态度，单方独行；另一方面，又无视中国国情，刻意回避历史上罗马教廷给中国人民造成的伤害和台湾问题，不提梵蒂冈长期坚持的错误对华政策，将中梵关系没有实现正常化，中国天主教会出现分裂的责任，完全归咎于中国政府和中国天主教爱国会。
（三）牧函的实质
牧函以宗教信仰自由和所谓的“圣统制”之名，行干涉中国内政之实，其根本目的是实现罗马教廷对中国天主教的全面控制权，分割国家主权，挑唆信徒群众对中国政府、对中国天主教爱国会的不满情绪。这就严重伤害了中国天主教神长教友的感情，为改革中梵关系设置了新的障碍。
二、中国天主教发展的历史见证
中国天主教真实情况如何？梵蒂冈对中国天主教究竟采取了什么态度？让我们看一看历史的见证。
（一）梵蒂冈对中国教会的严重伤害
中国天主教的诞生不同于欧洲各国情况，她是伴随着帝国主义的入侵而强行大规模传入的。19世纪40年代鸦片战争后，罗马教廷站在帝国主义一边，支持一些修会和传教士以各自帝国主义国家为后盾，在我国各地分疆划界建教区，争夺势力范围，俨然成为“国中之国”。有些外国传教士以传福音为名，充当侵略者的间谍向导，参与不平等条约的制定，任意勒索赔款、霸占田产、包揽诉讼、欺压民众、奸淫妇女、抢掠财物，在中国人民心中留下了很坏的印象。
1931年，日寇侵占我国东北，扶植建立了“伪满洲国”，梵蒂冈第一个承认并与其建交，给在“伪满洲国”担任重要职务的日本人授勋章。
抗日战争时期，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机时刻，梵蒂冈通过宗座代表发出命令，要求中国教徒对日寇的入侵“不偏左，不偏右，保持中立”。不仅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也伤害了中国广大神长教友的感情。
新中国成立后，罗马教廷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专门下达通谕，禁止天主教与中国共产党合作，禁止教徒参加各种爱国活动。1952年10月，梵蒂冈与台湾国民党当局正式建立外交关系。
20世纪80年代，罗马教廷秘密任命地下主教，并授予地下主教任意祝圣主教、神父的特权，致使地下主教、地下神父泛滥，使很多对抗政府、文化素质极低，灵修很差的人当了主教、神父，造成了中国天主教会的严重分裂，影响了正常的宗教活动和教会的发展，也严重影响了天主教在全国人民心目中的形象。
2000年国庆节期间，梵蒂冈在台湾教会的鼓动下，册封了120位“中华圣人”，在这些所谓的“圣人”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劣迹斑斑，曾经对中国人民犯下了累累罪行。这一行径又一次严重伤害了包括中国天主教广大神长教友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的感情。
2005年新老教皇更替，为改善中梵关系提供了机遇。中国政府和中国天主教主教团都明确表示愿意组团参加老教皇葬礼和新教皇加冕仪式。在我方代表即将启程之际，梵蒂冈出尔反尔，却邀请了台独分子陈水扁。此举再次表明，梵蒂冈根本没有改善中梵关系的诚意。
2006年3月，罗马教廷在未和中国政府做出任何沟通的情况下，提升香港教区主教陈日君为枢机主教，而对国内诸多德高望重的主教不予理睬。陈日君反对香港二十三条立法、鼓动民众上街游行，对抗中国政府和特区政府，被人们称为“政治主教”。
大量事实充分证明，罗马教廷对中国极端不友好，而对中国的侵略者却极力支持，对教会分裂、扰乱教会的地下势力和反中乱港的陈日君倍加信任，其政治用心十分明显。
（二）我国天主教事业取得的巨大成就
天主教传入以来，中国天主教会一直被外国传教士操纵，中国神职人员处于受歧视、受侮辱的状态。解放前，全国天主教信教群众有270万人，现在已发展到500多万人，有97个教区、70多位主教、2000多名神父、3000多名修女。全国天主教大修院8所。我省现有信教群众近百万人，有8个教区、9位主教、300多位神父、500多位修女。我省有天主教神哲学院1所、小修院4所。
我省有800多座天主教堂，还有300多处简易固定活动场所，基本满足和方便了信教群众的宗教生活需要，宗教活动正常开展。信教群众与不信教群众政治法律地位平等，和睦相处，共同投身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我省天主教会积极参与社会公益事业，创办了医院、诊所、老人院、孤儿院和残婴院等社会公益机构。救助失学儿童，扶贫济困救灾，在社会上产生了良好影响。省天主教两会出版《信德报》，印发教会书籍、开办信德网站，满足了信教群众的需求。
近年来，我省天主教会加强与兄弟教会的友好交往，每年不仅接待国际宗教友好人士来访，也多次组团出访并派出一定数量的教职人员到国外进修深造。通过多种形式的交往，既宣传了我国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又交流了工作，开拓了思路，拓宽了视野，同时也树立了我天主教会良好的国际形象。
（三）我国天主教发展坚持的正确的道理
自选自圣主教：
20世纪50年代，随着新中国的建立和反帝爱国运动的深入开展，大批外国传教士由于对新生政权采取敌视态度，按照罗马教廷撤退的部署，纷纷离开中国。一些中国籍主教、神父也离开大陆，当时全国100多个教区主教空缺，中国教会出现“群羊无牧”的危机时刻。为了挽救中国教会，一些热心的神长教友尊重普世教会的历史和传统，开始自选自圣主教工作。1952年，成都教区自选自圣主教成功。之后，苏州、昆明、济南、太原、南京等教区也先后选举出主教，1958年，湖北省汉口、武昌教区分别选举董光清和袁文华为本教区主教，并将选举结果报罗马教廷，教廷不但不予批准，反而以“绝罚”相威胁，激起了全国天主教广大神长教友的强烈愤慨，并向罗马教廷按出了抗议书。湖北省的神长教友不顾罗马教廷的威胁，在武汉举行了董光清和袁文华主教祝圣礼。全国23个省、市、自治区的主教、神父、教友代表出席了祝圣典礼。从此，中国天主教走上了独立自主自办教会和自选自圣主教的道路，并先后自选自圣主教170多人，正是这些自选自圣的主教挽救了中国天主教会，才使中国天主教事业得以发展，也才真正使天主教在中国扎下了根。
建立爱国宗教组织：
20世纪50年代，在全国人民反帝爱国运动中，为了坚持爱国主义立场，也为了教会更好的发展，中国天主教广大爱国神长教友自发组织群众性团体，成立了天主教爱国会。50年了，爱国会尊重神长、团结教友、协助教会选圣主教、维护教会合法权益，为天主教事业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20世纪80年代，中国天主教成立了主教团和各级教务机构，专门负责牧灵福传事业。爱国会和主教团同心协力，各司其职。在教会重大问题上共同协商，集体决策，形成了一套适合中国国情和教情的有效地组织管理机制。
美国、比利时的多位枢机主教拜访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和主教团，考察了中国推选主教发展情况，对中国教会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赞不绝口。很多国际友人到我省天主教会参观访问，对我省天主教会取得的成绩十分钦佩。这些成绩都是在天主教爱国会和主教团组织带领下，经过全国广大神长教友的共同努力取得的。牧函无视中国天主教事业巨大成就，不知其用心何在！试问梵蒂冈，中国天主教会是发展好呢，还是不发展好呢？如果完全听命于罗马教廷，可以断言，中国天主教就不可能有今天这样大好局面。
教皇牧函把教会分裂的责任推给天主教爱国会组织根本不符合实际。因为梵蒂冈长期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对广大神长教友不给予支持，反而秘密祝圣地下主教并授予地下主教祝圣特权，极力支持地下活动，反而造成教会的分裂局面。尽管政府和爱国宗教组织为教会的团结做了大量工作，但由于梵蒂冈多次给地下教会下达指令，教会分裂局面一直没有大的改变。由此可见，教会分裂的责任完全在梵蒂冈！教皇牧函不承认中国主教团，是对中国教会的极端不负责任，是对中国广大神长教友的极大伤害。中国主教团是由中国所有的主教组成的，也包括那些从地下转上来，取得合法教职身份的主教。主教团负责人是由主教们民主选举产生的，从程序上是合法合理的。教皇也说这些主教的神权是有效的。有一些地下主教不是主教团成员，那是因为他们的主教身份不符合中国的法律和教会的规定，他们不是神长教友选举的，也没有经过教务组织认定，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备案，他们的教职身份是非法的，怎么能作为主教参加主教团呢？教皇不承认中国主教团，是有意偏袒地下主教，这对中国广大神长是不公平的！
（四）党和政府是中国天主教事业发展的最大支持者
提供法律保护：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宗教工作，把宗教信仰上升到宪法层面予以保护，视信教群众为党的执政基础的一部分，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积极力量。广大信教群众信仰自由，心情舒畅，宗教团体、信教群众的合法权益得到充分保障，宗教生活的宗教活动正常而健康。
提高教会地位：
中国共产党与宗教界的统一战线不断巩固和发展。各级党委、政府于宗教界人士“政治上团结合作、信仰上互相尊重”，对爱国爱教、学识有造诣、品德上能服众的教职人员给予适当的政治安排。近些年，全省各级人大政协共安排宗教界人士300多名，其中有的教职人员成为人大、政协常委，有的担任了领导职务。宗教界人士正切实的行使民主权利，积极参政议政，建言献策。对宗教界人士所提的建议，提案，各级政府及其有关部门认真办理。
支持教会发展：
党和政府对宗教教职人员工作上支持、生活上照顾。为宗教界团体解决人员编制、工作经费、办公地点，改善工作条件。各级财政每年拿出专款，资助宗教团体开展工作，对省天主教神职学院，省政府每年给予资金支持。安排专款培训教职人员，提高他们的整体素质和工作能力。帮助教会维修教堂，改善宗教活动场所环境。“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灾难，也给宗教事业的发展带来一定的影响。“文革”以后，中国共产党拨乱反正，也纠正了宗教方面的冤案错案，帮助宗教团体落实了宗教房产，支持教会开办自养事业。对一些年老多病、生活困难的教职人员，给予适当的医疗和生活补助。
依法管理宗教事务：
保障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全面落实，保证宗教活动的有序开展，保护宗教团体的合法权益，是世界各国的普遍做法，哪一个国家对社会团体包括宗教团体都有专门的法律规定。国家依法管理社会公共事务，包括对宗教事务的依法管理，这是国家的职能，中国也不例外。牧函指责中国政府干涉教会事务是毫无道理的。
三、我国政府的一贯态度
（一）全面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
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是我国宪法规定的，是党和政府对待宗教问题的基本政策，是我们党维护人民利益、尊重和保护人权的重要体现。不论中梵关系如何变化，我国政府都会依法保护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权利，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维护教会的合法权益。
（二）坚持独立自主自办教会原则
我国《宪法》第三十六条明确规定：“宗教团体和宗教事务不受外国势力的支配。”根据宪法规定，我国规定宗教在处理对外关系上都要坚持独立自主自办原则。独立自主自办教会是指在政治上、经济上合教会事务管理上，由中国信徒独立自主自办，不受境外势力的利用和支配，而不是指当信当行的教义教规，中国政府尊重天主教徒的宗教信仰，但绝不会听任外国势力在政治上遥控、指挥天主教会，为其反华反共的政治目的服务。不论中梵关系如何发展，中国政府都将一如既往地坚持中国天主教走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道路。
梵蒂冈不顾中国天主教的历史和现实，完全否认中国天主教独立自主自办教会原则，宣称独立自主自办教会原则与天主教道理不可调和。梵蒂冈的这一立场，将中国天主教置于与《宪法》公开对立的地位，使天主教徒重新陷入政治与信仰的对立，进而从根本上动摇天主教在中国生存发展的根基，这是对中国教会的极端不负责任。
（三）坚持适合中国国情的教会管理方式
中国天主教爱国会是中国天主教广大神长教友自发组成的群众性团体，中国天主教主教团是中国天主教全国性教务领导机构，是在中国政府民政部门注册等级的合法宗教团体。天主教爱国会在中国已有50年历史，主教团也已成立30年，他们是党和政府联系信教群众的桥梁和纽带。目前中国天主教绝大多数主教和相当一部分神父、修女和教友代表都被推选到各级天主教爱国会担任领导职务，所有的合法主教都是主教团的当然成员。他们是中国天主教会的当然代表，为维护天主教界合法权益、推进教会事业健康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受到广大天主教徒的拥护和爱戴。我国政府将继续保护和支持各级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和主教团及地方教务组织开展工作。
（四）坚持推进自选自圣主教
历史证明，自选自圣主教挽救了中国教会，使天主教在中国得以生存和发展。自选自圣的主教的历史功绩是不能否认和抹杀，这一点也得到世界上许多国家天主教会的理解和支持，为了中国天主教会的发展，在中梵关系实现正常化之前，我国政府将一如既往的支持自选自圣主教。
（五）坚持民主办教
民主办教是教会管理的有效措施。天主教爱国组织及广大爱国神长教友，依靠自己的力量，根据本国的国情和教情，通过民主协商决定教会内部的重大事情是当今教会普遍的办教特征。“梵二会议”以后，教会提倡发挥神长教友的作用，是实现教会的“共同管理”和“本土化”。民主办教不仅没有削弱主教履行圣化和治理教会的权力，而是更好的维护了主教的地位，也没有摈弃天主教教规教义。中国教会民主办教完全符合当今世界天主教的发展潮流，应该坚持。
（六）坚持对宗教事务的依法管理
中国政府尊重天主教的宗教信仰，但任何宗教都没有超过宪法、法律的特权，都不能干预国家行政，司法和教育等国家职能的实施。各种宗教有关活动，涉及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时，政府就必须将其纳入依法管理的范围，任何宗教都不能以宗教信仰自由和政教分离为借口，摆脱国家对宗教事务的管理。
（七）坚持改善中梵关系的两条基本原则
中梵关系首先是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我国政府处理中梵关系的基本原则是：1、梵蒂冈必须断绝同台湾的所谓“外交关系”，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2、梵蒂冈不得干涉我国内政，包括不以宗教为名干涉我国的内部事务。这两条原则自1981年提出至今，是一贯的。两条基本原则是我国同梵蒂冈关系实现正常化的底线，没有任何商量余地。中国政府一直主张改善中梵关系，并为此做出积极努力。中国政府愿意与梵蒂冈进行坦诚的、富有建设性的对话。但梵蒂冈刻意回避“两条原则”，不尊重中国主权，单方面发出具有明显政治立场的牧函，公然干涉中国内部事务，对中国教会和天主教徒发号施令，只会给改善中梵关系设置新的障碍。尽管牧函中有很多贬损、诽谤的内容，对我国政府和中国天主教徒造成了很大伤害，但中国政府依然希望与梵蒂冈改善关系，为了500多万天主教徒的切身利益，我们希望梵蒂冈在改善中梵关系中拿出实际行动，迈出实质性步伐。
（八）坚持高举爱国爱教旗帜
爱国是关系到天主教存在和发展的根基。爱国是天主的诫命。真正的教友必然真诚的爱国，天主教若想在中国立住脚跟并健康发展，必然依存于国家，必须服从国家的最高利益和民族的整体利益，必须适应赖以生存的社会。如果挟洋自重，与国家对抗，损害民族和国家的利益，那就必然要遭到人民的唾弃，社会的排斥。如果因罗马教廷的误导而使自己与国家离心离德，神职敌视自己的祖国，那就是自己对自己不负责任，对中国天主教会发展前途不负责任。在今天，中国各宗教都在考虑这样为建设和谐社会的时候，天主教如果仍纠缠于“是服从教廷、还是服从政府”的困惑，背离几十年来，选择的正确道路，是十分危险的，也是非常可悲的，是与中国人民共建和谐社会的时代潮流格格不入的。
我省天主教广大神长教友与全国天主教广大神长教友一样是热爱自己祖国的。过去广大神长教友为国家建设和天主教事业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今后，中国天主教的事业仍然寄托在广大神长教友身上，要发扬老一代神长教友爱国爱教的优良传统，做一个爱国守法的好公民、爱国爱教的好教徒。
希望天主教界广大神长教友正确把握牧函的内容，加强理性思考，不要盲目跟从，要永远和全国人民站在一起，为祖国的统一、富强、和谐，多做贡献！也希望广大神长教友积极参加正在全省宗教界开展的“爱家乡、做贡献、促和谐”活动和五好宗教活动场所、五好信教群众“双五好”创建活动，努力为建设沿海经济社会、发展强省和构建和谐河北做出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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