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新闻通讯社与天亚社几乎在同一时间刊登出一篇陈日君枢机回应比利时圣母圣心会会士韩德力神父的《不要杀害在中国的先知们，他们是今日的利玛窦》的文章，我们全文转载如下（个别句子有所屏蔽，望见谅）：
陈日君：哪里有对话？哪里有对立？
我是大罪人，没有资格指责别人。但我不想犯多一个罪，做一只该吠时不吠的狗。
韩德力神父又写文章了，第一句是“中国的开放政策使一个彻底成熟的天主教会有发展的空间”。我读了整篇文章也读了另一篇最近被收集在一本特刊“点一枝蜡烛”里的文章，不难看出韩德力神父所指的先知是那些同政府对话的教徒，而想杀死他们的就是那些主张与政府对立的国内外人士。
我以为韩神父根本在捕风捉影。哪里有对话？那里有对立？
韩神父当然有很多机会对话，和他的中国教会内的朋友，和刘柏年先生，和中国政府人士，和罗马传信部对话（或许也是最后两者之间穿线人）。
但我们的主教们有机会对话吗？和谁呀？他们彼此之间吗？不，政府常监察免得他们彼此商量。与政府对话吗？当然没有机会。在政府前他们只有俯首帖耳，唯命是从。干部抓着机票或车票说“我们去吧！”你也不知道去哪里。“去开会！”，你也不知道开什么会。开会时叫你读一些不是你写的，你也未过目的演词。
韩德力神父岂能不知道我们的主教们（这里我说的是地上主教）是奴隶身份，或简直似被牵着的小狗。正如教宗在他的信中说过：“他们贬抑了……主教的职务”（侮辱我们的主教）。
至于对立。谁搞对立？一头羔羊在狮子面前，不论它怎样反应，都不能用“对立”来形容吧？！如果我们叫小羔羊快快逃避，我们是犯了煽动对立的罪吗？
韩神父知道实情，也承认今日在国内地上地下都仍受到磨难，但他的文章里讲的似乎是另一个世界，真是费解。
当然今天政府难为教会的方法改善了。他们请你吃饭，带你旅游，送礼物，赏荣耀（如捧你为不同级层的人大代表），他们甚至会许诺尊重你信徒的良心，但众所周知，为他们诺言不代表什么，为达到党的目标，谎言绝对合法。
最近他们释放了贾治国主教，听说不久也会释放苏哲明（苏志民 -天主教在线注）主教，但听说计划是这样的：政府甚或可以承认他们的主教地位，但教廷跟着会要他们退休，这样一位“双方接纳的（？！）”接班人就能登位了。总而言之，政府一定要达到它的目的。
我们说“政府的目的不符合教宗的目的”，他们就说我们搞对立。不过，很奇妙，今天政府的目的很容易被传信部认同，那就可以皆大欢喜了，Alleluia。
韩神父所称为“成熟的”天主教徒就如昔日的“宫廷先知”。他们不必勇敢，不必冒险，只要聪明。这些今日的宫廷先知高兴的坐在独立自办教会的马车上，不时叫一声“教宗万岁”！
正的先知令人讨厌（不只敌人讨厌他们），人们以消除他们为快，“消除”也就是韩神父说的“杀害”。不过他们不怕，他们是准备舍身的。但痛心的是敌人长期的磨难未能消灭他们，现在却要死在兄弟手中。
韩神父终算坦白，他说在国内的信友应该“按今日中国的制度”度他们的信仰生活，应该“好好配合今日遵循社会主义的社会”。我希望韩神父意识到他这样就是说大家应该参与“独立自办的教会”！
韩神父提起利玛窦，但利氏面对的是一个能容忍他的皇帝，今天我们的兄弟面对的是一个要控制你良心的政权。
韩神父多次拖教宗落水，好像他拥护教宗或教宗支持他。我不怕犯毁谤的罪，他这样做法是假善，是不义。
“假善”。在“点一枝蜡烛”文集的文章里韩神父毫不犹疑严厉批评所有近代的教宗，我不相信他真正重视教宗的身份。
“不义”。因为他要教宗成为他的同谋。其实他很选择性地引用教宗的说话：
－ 他说教宗让个别地下主教决定是否要获取政府的认可，但他没有说教宗要他们多么谨慎，教宗说“在获得认可过程中，有为数不少的具体桉例，若不说是经常地发生，某些机构的干预迫使有关人士作出有违他们的天主教良知的表态行为和承诺”（第七章第八节）
－ 他引用教宗在第四章最后一节所说的“与合法的政权持续冲突并不能解决现存的问题”，但他没有提教宗接着所讲的：“但同时，当政权不恰当地干涉教会的信仰和教律时，我们也不能就此屈从”。
－ 我不明白韩神父怎么能没有注意到教宗也说了一句特别为韩神父的朋友们适用的话：第八章，十一节：“可惜……有些主教……没有明显作出已获得合法身份的表示，为了相关教区团体的神益，（他们）必须……不断地表现出与伯多禄继承人完全共融的明显行为”。
最后，在这里我想请问所有真正认识国内教会现况的兄弟姊妹，答覆我这个问题：“开放政策”有否真正改变了宗教政策？我怕韩德力神父的答覆是“是”，我不得不说是“否”。
在这个重要的问题上，我不能与我的老朋友（也是一位热爱中国的传教士）同意，实在太可惜。我敢点出韩神父的问题：是他太爱上了他的成就。他当然成功地为中国教会做了很多好事，我们那时也都拍手赞赏。但现在我们看到那些活动也带来了很严重的副作用，刘柏年先生的地位越来越巩固，我们的主教们越来越成了他的奴隶。亲爱的韩神父，请停下来，听听你许多兄弟的呼吁，他们一向欣赏过你的努力，但现在是时候改变政策了。
教宗给中国教会的信是划分时代的：现在大家要以“真诚”为政策：真诚地，按教会的教会观，努力使情形正常化，回到普世教会的传统里！
五十五年前（那是1955年9月8日 ，圣母圣诞瞻礼的夜里）************，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拘捕了上海教区一千多位神长、信徒。但我们今天还充满希望圣母玛利亚会援救我们的教会。但我们该准备为信仰牺牲一切。德肋撒修女说：“天主并不要我们成功，要我们忠信”。教宗本笃十六世多次对国内教难中的兄弟姊妹说“虽然眼前看来，你们是彻底失败，但你们要坚信！你们为信仰所受的苦一定会为教会带来真正的胜利。”希望韩神父在这一点上和我同意。
天亚社发布的韩德力神父的文章：
韩德力神父：不要扼杀中国的先知！他们是今日的利玛窦！
中国的开放政策促使天主教会得以成熟发展
邓小平于一九七八年启动开放政策，已经把“宗教信仰自由”重新放入八二年的中国宪法里，结果使中国天主教会在文化大革命的迫害之后，得以重建。
过去二十五年里，全国约有三千三百九十七名年轻司铎在十二所大修院受培育，超过五千四百五十一名修女在一百所初学院发愿。在河北、西安、上海、沈阳等地以及其他教区，教会的三十五个慈善单位纷纷经营起社会发展计划。当中国有灾难发生，教会就出现了，修女们照顾痲疯和爱滋病患，教会在特殊教育方面的启智中心以及养老院回应了中国社会的需求。
过去二十年来三个教会出版社也出版了约一千种基督信仰书籍和几十万册《圣经》，教会期刊也不少，其中最大的《信德报》每两星期在全中国发送六万份给读者。每主日，成千上万的教友在全中国五千九百六十七座教堂举行弥撒圣祭。如果问他们属于哪个团体，是官方的还是非官方的？他们定会不以为然，而会只单纯地表示“我们就是中国天主教会”。这些正面的事实，都说明了一个成熟的天主教会已然在中国之内成长。
但是，也有一些负面的事实，令我们困惑。虽然所有中国天主教的教友都忠于罗马，但中国政府却未正式准予教会与圣座连结。当局对神父、教友的攻击甚至迫害，仍在地方上时有所闻。这类事件持续震惊世界，有些主教、神父还被监禁，教会本身仍有内部分歧，这一切问题可能解决吗？
中国与梵蒂冈双方都正式表示对话的意愿
此事件本身就是一种历史上突破。中国这个大帝国曾经封闭达两千年之久，其皇帝也有如教宗一般，决定一切与宗教相关的事物。鸦片战争（一八四零年）后，中国历经一百五十年，力图摆脱其孤立状态。今天，中国成为世界领导国家之一、公开与其他的国家对话，皆归功于其开放政策。
在法国大革命之后，直到梵二大公会议（一九六二至六五年），同样也大约一百五十年，教会脱离中古进入近代，中古时期的教宗也常有如皇帝般的作风，但梵二后，普世教会开放为穷人服务、与世界对话、尊重不同的宗教、生命态度及生活哲学。昔日中国为了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的一员，同意提出一些与马克斯思想背道而驰的政策，现在中国面临了修正其宗教政策的挑战。梵蒂冈也给了清楚的讯息，要与中国对话。教宗若望保禄二世也不惜为教会过去十九世纪可能犯的过失而致歉。这些事实在在说明了历史的演进，中国与普世教会都展现出愿意对话的态度，这也是前所未有的。
中国教会面临成为一个“对话的教会”的挑战
这样明显的、历史性的演变结果，使过去与其社会对立的中国教会，正面临与中国社会对话的挑战。教宗鼓励对话，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放政策也欢迎对话。假如教会接受这挑战，就能导向历史上全新的一次：就是让福音在中国成功地本位化。
中国会不会允许并给予尊重？教会是否准备好与中国当局从事真诚的对话？在中国教会里有些先知已经在这样做了，他们就是“今日的利玛窦”。普世教会是否会鼓励这些先知？或者某些批评是否会阻碍他们的努力？从前，利玛窦提倡本位化的先驱性的努力，曾因遭到批判而不得不停摆，结果衍生出“礼仪之争”。今天我们所耳闻的这类反对与当局对话的批评，是否会造成历史上的“对话之争”？
教宗本笃十六世带领对话之路
教宗在致中国教会的牧函中（二零零七年六月），对教友、以及对当局说话时，都以慈爱宽厚的口吻讲述真理。教宗清楚地表明：中国只有一个教会，但也遗憾地指出：现存的两个团体内部明显分歧的实况。可是，事实上他亦表达对双方皆能理解。教宗十分了解有些教友过去所受的苦，但是他亦毫不犹豫地呼吁所有的人，要共同努力、促进合一，以成就一个的教会。而这个教会将不再被称为“官方”、或“非官方”的教会团体，而将只是单纯的“在中国的天主教会”。该牧函邀请全体中国教友，超越他们目前内部的分歧。教宗并不是要勉强任何事，而是期待每位教会领袖，在带领教友时，能清楚指出方向，就是：修和与合一之路。
教宗本笃十六世的牧函清楚指出中国教会不合法的部分，乃是由于五十年代的共产党政府建立的制度所致，直到今天还无法让人接受，而且也持续阻碍着目前教会的正常化。但是，教宗牧函接着也有这么一段，却被许多读者忽略了，就是：教宗对于国内深受煎熬的主教、以及在自由极度受限之下、却尽最大努力以忠于教廷的主教们，他都表达了对他们完全的信任，相信他们在面对当局颇具争议的要求时，做了符合自己良知的判断或抉择。
教宗在牧函第七章中这样写道：
“为此，我充分理解在此条件和情况下，要作出正确的抉择是困难的。所以，圣座在再次重申了基本原则后，认为该让每一位主教做决定，因为他在听取了司铎们的意见后，能更了解当地的情况、权衡具体的选择、评估给教区团体内部可能带来的后果。”
教宗的信教导我们要信任中国的主教们，而非批评他们。
在中国，教会与政府之间也必须有对话
传福音的效应常缘起且表达于一个国家特有的文化、历史、思想、经济与政治系统等脉络中。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现代社会，正合于中国教会要重建、要传福音的环境。首要的任务是中国教会必须与政府对话。关于这点，教宗本笃十六世也提供了方法，且清楚指出阻碍之所在，并引用耶稣的话，来说明大方向：
“承认国家的职权及其权利，命令给凯撒纳税，但也明白地教训人该保持天主的至高权利：‘凯撒的，就应该归还凯撒；天主的，就应归还天主’（玛二十21）。”
我们的信仰并没有阻止我们与政府对话，教宗这样说：
“就此问题，我首先强调的是要义不容辞地、勇敢地维护信仰和圣事的共融。就其本身而言，圣统制不反对同政权就教会团体生活中涉及民事的问题进行对话。在不违背不可放弃的信仰原则及教会共融的前提下，教会接受政权当局的认可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困难。”
教宗让中国主教决定如何进行与政府的对话，而且他明确地呼吁所有司铎、教友与主教团结一致：
“最终的决定，也可能无法得到全体司铎和教友的同意。总之，我希望大家都能接受，即便是很痛苦的，也要接受。从而维护教区团体与其牧者的合一。”
教宗本笃十六世与时俱进
教宗在牧函中显示他是与时俱进。他明白我们今天所来往的，已经不再是五十年代或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共产中国”了。教宗是向（一九七八年）开放政策下的中国对话，想讨论适用于天主教会的宗教自由。
我们可以从教宗的牧函中体会到教宗告诉中国主教们：我了解并信任你们，一如我信任其他每一位个别教会的主教。要避免对立，多寻求对话，但也要坚定、坚持我们认为神圣而不可妥协的事，也就是“唯一、至圣、至公，从宗徒传下来的中国教会”。如果执意散播对中国的仇恨，反而亦会造成对天主教会以及对教宗的忠贞负面的标记。中国教友必须学会在中国现有的制度下，如何实践信仰，同时也得要求并坚持其天主教信仰身份受到充分的认同和尊重，因为，设若缺乏这样的尊重，在中国就没有对天主教的宗教自由可言。
中国天主教会的领导人受到召唤，要诚心戮力，建立成熟的天主教会团体，并与今日社会主义的中国社会密切整合。所有牧者、神父、修女及教友都必须经过灵修培育，准备好接受教宗所说的挑战，也就是：促进教会内部修和的牧职，并回应中国开放政策的挑战，也就是，以开放、坦诚的对话，与有关当局沟通，这才是中国教会当前的挑战。
不要扼杀中国的先知！他们是今日的利玛窦！
在中国教会的官方与非官方两个团体中，有些主教神父已经在实践先知的角色，他们勇气十足地走在坦诚对话的路上。圣座的领导与他们亦步亦趋，密切同行。他们都在实验性地找寻一条新出路，是前人不曾走过的路。他们的唯一目标是：在今日中国，为福音找到一个家。他们的路既不安全也不牢靠，甚至危机重重。他们是开路先锋，冒着被拒绝、甚至被中国海内外朋友批斗的风险。
普世教会以及中国教会事实上应该肯定这些先知。他们可能带领走向长久以来所期待的、让福音能够成功地在中国本位化生根之路。只有像利玛窦这样的先知，才能走那样的路。利玛窦在他的年代，也曾饱受批判，直到几世纪之后，才大放光明，因他在对话方面表现的远见与果敢的努力，才受到肯定与赞扬。最重要的是，我们目前应避免先扼杀今日的先知、而等到日后才向他们的坟墓致敬。
多年来，圣座致力与北京协议主教任命之事。据报导，直至最近数月数周内，都曾做过协商，并产生些效益。数月来中国教会祝圣的几位主教，就都经过教宗的任命及政府的认可。这益发凸显了近年来不为我们所知的进步。有几个信息说明今年有更多的圣职任命会跟进。我们祈盼这样勇敢而微妙的对话可以持续下去。
我们从中国得到的这些好消息，正是来自官方与非官方两个教会团体的也自圣座的先知，他们回应了教宗本笃十六世呼吁的对话。透过且肯定他们开创性的工作，更落实且有助于促进中国教会内部的合一，重新建立中国教会与圣座及普世教会之间的连结。这么一来，一个完全成熟的中国教会的成长茁壮才会彻底实现，中国教友才会受到更大的鼓舞，且更有勇气在自己的社会里为福音作见证。
圣母圣心会 韩德力神父
观察家对中国教会的路线再现分歧
【天亚社．香港讯】两位资深中国教会观察家陈日君枢机和韩德力（Jeroom Heyndrickx）神父对中国教会的政教关系何去何从，有不同见解。
比利时鲁汶大学南怀仁文化协会主任韩神父认为，中国与普世教会都展现出愿意对话的态度，是前所未有的；而中国教会里，有些“先知”亦已经在跟中国当局对话。
已退休的香港教区主教陈枢机九月八日撰文《哪里有对话？哪里有对立？》回应，不同意中国教会与当局有真正的对话，指出大陆的主教没有机会与政府对话，只有俯首贴耳。
枢机也不认同韩神父指中国的宗教政策正在改变的观点。
韩神父撰写《不要扼杀中国的先知！他们是今日的利玛窦！》一文中，表达他对中国自一九七八年改革开放至今，中国教会改变的意见。这篇文章刚于南怀仁文化协会九月号的英文通讯里发表，中文版本由韩神父提供给天亚社。
韩神父将今天的先知与耶稣会士利玛窦神父相比，指出利氏提倡本地化最终衍生“礼仪之争”。他疑惑“今日的利玛窦”会否因与当局对话而被批评，造成历史上的“对话之争”。
陈枢机则希望韩神父能认清，若中国教友“必须学会在中国现有制度下如何实践生活”，那就是一个“独立自办的教会”。
声声吠吠为主叫？
——回应陈日君枢机
尊敬的陈枢机：
您称自己为狗，又说自己没有资格指责别人。但看了您的文章后，给人的第一直觉您满嘴的火药味儿，的确有狗血喷人之嫌。您又称自己为一个不愿意多犯一个罪的狗，其实衡量一个人标准不是“犯不犯罪”，而是“心中是否充满爱德”。您肯定知道苏东坡和佛印的故事，它给人们的启示是：一个内心没有充满牛粪的人，永远不会视别人为牛粪。
神职人员不应该学狗叫，应该学先知叫。因为先知虽然叫得不多，但很会叫；狗叫得很多，但叫而不实，时而不叫。您第一句话就先承认自己是大罪人，您是学哲学出身，懂得什么叫先入为主。其实为了（天）主者，未必先入。先入者，必有其谋。必须承认，您的确很聪明，我们在您的哲学课上已经领“叫”过了。但我个人觉得，您不是很会叫。您被老人提升为枢机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一直都在叫。向柏年叫，向中共叫，向北京独裁政府叫，也向大陆主教叫。您向柏年叫，其实有失身份，他不值得您去折了阳寿，何苦又何必呢？至于向中共，其实我们连同几乎整个世界都在叫，只有天主在沉默。97年以前，未曾闻您向港英殖民独裁政府叫一声；97年以后，您开始叫个不停，究竟为哪“班”？其实“共独”与“英独”都是西洋制造，前者产自老德国，后者出自“日不落”。您刚开始叫的时候，我没有吝惜过自己的巴掌，拍得手疼，但心爽，快感十足。但随着您不停地、声声高涨的叫声。您很兴奋、很爽，但我不拍了，就是不拍了，说什么也不拍了！手，曾为您而拍，但不知：您现在为何而叫？您在向大陆那些于逆境中坚守阵地的主教们叫吗？您在外面站着叫可以，怎么叫都可以，只要你健康，能叫就可以叫，但不要将触角伸得过长了。您有资格当枢机，但没有资格向他们叫，即“没有资格指责别人”，当然按您的话讲了。您向韩神父叫（骂）吗？宁可湿衣，不可失体也。虽是异水，却是同根。您的文章里在质问：对话吗？和谁呀？枢机就不能掉个价儿，去和神父对话吗？看您们的文章，真有礼仪之争倒流的感觉，不爽。对话未曾尝试，何必相吠？
自喻为狗，不要认为人人为狗。枢机可以为狗，地上主教未必全是狗。地上有狗，地下亦有。狗有走狗、加尾巴狗和牧羊狗之分。政府有政策，大陆的主教们有对策，这种智慧不是通过学哲学就能搞来的。政府送礼请客去溜狗，地上之“狗”未必是走狗。地上之狗（主教）亦未必为奴，他们在豺狼面前英勇战斗保护羔羊，只做不叫，却在内狗外狗的声声吠吠之中，忍气吞声。地下之狗（主教），奉献狗的忠诚，甘拜下风，但其中不少的狗也上了“贼船”，不知陈枢机也感觉“真实费解” 否？
政府承认的主教被传信部认同，本来是风雨中逾半个世纪之久中国教会的一大幸事，枢机叫一声“Alleluia”为哪般？坐在“独立自办马车”上的人，未必全是清一色的红，远在大特区之内的人，未必不红的发紫。莲，出于污泥而不染；染者，未必出于污泥。此逻辑虽然简单，搞哲学的人未必能搞懂。试问：坐在车上的宫廷先知们叫一声“教宗万岁！”错了吗？
即使韩神父说了“好好配合今日遵循社会主义的社会”，这样的前提对于从未搞过哲学的人来说，也不能得出：“这样就是说大家应该参与独立自办的教会”的结论。“社会主义的社会”不等于“独立自办的教会”，前提之间没有共相，何以得出此种风牛谬论？枢机阁下的文章，开宗明义“我是大罪人，没有资格指责别人，但我不想犯多一个罪”，后面却说“我不怕犯毁谤的罪”。好一个不想犯罪的大罪人，“毁谤罪”就不是罪了吗？先入为主，要讲究技巧，不要顾了脑袋，忘了屁股。
阅韩神父的文章，并不是一味“鼓吹”中国教会内外面对歌舞升平的景象。既有鞭笞，又有鼓励。用事实说话，以理交心，大有学者风范。作为洋老，其支持中梵建交对话之远见，可配享受中国教会先知之荣！
览枢机阁下文章，行文中充满了“拖教宗下水”、“假善”、“不义”等等既非儒又不雅的词汇，时而“老朋友”、“亲爱的韩神父”，转而又“是他太爱上了他的成就”—— 此话何意？醋意否？文笔中似以兄弟之情规劝，又似敌对者在讥讽。但让人感觉更刺激的是，您在跳着脚挑战。一个人的写作缺陷本无可厚非，但中国人的传统美德非儒既雅，值得提倡。西方野蛮民族之一 —— “大鹰”帝国的好斗遗风，笔者实在不敢苟同。
按照您的文章，韩神父曾经为中国教会做了贡献，但副作用“刘柏年先生的地位越来越巩固，我们的主教们越来越成了他的奴隶”—— 这是韩神父能够 “贡献”的吗？您高估了他的本事。给人戴绿帽，为非；给人戴红帽（副作用），亦不是为善。
“亲爱的韩神父，请停下来，听听你许多兄弟的呼吁”—— 是枢机大人在叫吗？现在，您除了有机会（但在80岁之前）代表您自己在选教宗时投上一票外，一位被荣休的教区主教没有任何权利和名义代表任何人来呼吁什么事情，不是吗？
希望枢机阁下作为国人，做一个有助于中国教会正常化的神职人员，也为中梵建交叫一声。
您的学生 薛静萍神父
也谈教会教长
-----回应薛静萍薛仁兄：看到你对陈日君枢机的回应，一下子觉得十年“文革”的“遗风”，竟在其结束后的三十多年之后倒刮！在当今知识倡明的时代，你给人的印象大有当年“红卫兵”踢开“党委”闹革命的味道。其实你压根就没读懂陈枢机的文章，却口口声声叫个不停。陈枢机身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唯一的枢机主教，他若不发言，“石头就要喊叫了”！在中国教会处于复杂局面的今天，枢机力辞教宗挽留，从香港主教职位上荣休，不顾年迈之躯，把自己的全副精力奉献于中国的天主教会；并且不仅为教会，也为整个中华民族的进步呐喊。尊师重教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陈枢机既然是自己的老师，你若不思回报，最少当予以尊敬。而你的口气，却徒以“老子”的姿态自居！你说你是“神父”，但我却看不出一位司铎弟兄应有的谦卑与修养；你说你是陈枢机的学生，我却为这样的“学生”而汗颜！中国教会往古来今，历尽劫难，时至今日仍未能安享太平。我们自己若不追求正义，到头来只能被自己的不义所毁。同样，目下中国教会有挂名“教友”高高在上，瞒天过海，不思悔悟。中国古训：“多行不义必自毙。”耶稣基督论及这种人曾说：“他若不出生，为他更好！”国有元首，教有教长。要对话，须是立足于平等关系之上的对话。诸端不合理的限制举措，都容易导致不和谐和对立。这并不符合国家提倡的“与时俱进”构建“和谐社会”的理想。亦唯有各司其职，方能共享和平。在此，祈愿国运昌隆，教会早享天伦！
冯 澳
陈日君枢机在出席2010年9月份的德国弗赖辛召开的欧中宗教讨论会议期间，接受了德国天主教新闻通讯社(KNA)的采访，再次表达了他对中国宗教政策的立场。
KNA： 陈日君主教，天主教澳门教区主教黎鸿升希望教宗本笃十六世能尽快访问中国，最好是2011年就能成行。您觉得教宗访华的时机成熟了么？
陈日君： 中国首先要全面承认天主教会。
KNA： 中国1982年就将宗教信仰自由写进了宪法。中国的宗教自由状况如何呢？
陈日君： 中国的教堂、清真寺、寺庙都可以进行祈祷等宗教仪式。但我觉得，中国政府恐怕将宗教信仰自由单纯理解为可以参加宗教仪式。国际上对宗教信仰自由的惯用理解还包括，可以自由地按照本宗教教义组织从事宗教活动。也就是，天主教教宗有权自由任命主教。
KNA： 目前，大部分中国自主任命的主教也获得了梵蒂冈的承认。
陈日君： 是的，在这点上，梵蒂冈很宽容。不过这不像一些人认为的，北京政府接受教宗的主教人选。北京当局仍然想按照自己的意愿自主任命主教。许多之后被教宗承认的中国主教心中一直是忠于梵蒂冈教宗的。但现在有些主教要为中国能有一个独立的天主教会做贡献。
KNA： 具体是指什么呢？
陈日君： 比如，被教宗承认的中国主教应该拒绝同由中国政府任命的主教一起主持弥撒，也拒绝参加中国官方任命主教的仪式以及相关宗教活动。
KNA： 教宗的对华外交攻势没有成功么？
陈日君： 教宗是向北京发出了对话的邀请，但至今没有得到回应。对话的时机已经成熟。但我担心，中国天主教爱国会的成员中有太多人不愿失去自己已经获得的各类好处。这些人其实是中国天主教会得到自由的障碍。
KNA： 也就是说，中国天主教爱国会不是一个合适的对话伙伴？
陈日君： 绝对不是，这爱国会只是个幌子，他们打着在中国代表天主教徒的旗号。教宗的对话对象应该是中国政府。中国政府一直要求地下教会也加入爱国会，这个前提是不能接受的，也绝非教宗的意愿。
KNA： 自教宗向中国教徒致公开信以来，天主教会获得了一些谈判的余地么？
陈日君： 我看不到情况的明显改善。
KNA： 中国当局表示要重新与梵蒂冈建立外交关系，北京方面是严肃地提出这一想法么？
陈日君： 目前我还不能确认有迹象显示北京方面有真诚愿望。共产党希望继续掌握控制权，主教们遭到操控，就像奴隶一样。
KNA： 此话怎讲？
陈日君： 如果中国主教们聚在一起，那肯定是被政府召集，为了听取政府的某些指示。如果外宾被邀请和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副主席刘柏年及数位主教们吃饭，那刘是饭桌上唯一讲话的人。已故主教宗怀德生前是中国天主教爱国会主席、主教团团长及全国修院院长，他的办公室电话不能打国外，要打国外电话得去刘柏年的办公室。主教们发表讲话的发言稿多次是别人写好的，他们事先未必能看，只能照读。这是很辱人的做法。
（德国之声 2010年9月21日）
本文转载自德国之声，10月初经陈枢机亲自修订后由本网发布。
陈日君枢机和韩德力神父的对话
九月十二日澳门观察报，在没有导读的情况下，登了陈日君枢机和韩德力神父“对话”的两篇文章。这两篇有关中国教会的文章，为一般对中国天主教会、北京、和教廷错综复杂的三边关系不太熟悉、且对中梵关系一知半解的信友，以为这两个重量级人物在文字上的对话是公开火爆，使我们的教会分裂了，非也，请放心。相反这正是我们胸襟广阔的普世教会能容多元见解的表现，值得眼光较短小的地方教会去学习和包容的地方。
其实陈韩二人是中国教会的问题专家，是罗马教廷对中国教会决策最有影响力的殿堂级人物。过去三四十年来，自从中国在邓小平的开放政策推出后，陈韩二人开始马不停蹄地为中国教会而努力，二人响应先教宗若望保禄二世的呼吁，四处奔走扮演桥梁的角色，目的是使中国教会与普世教会共融，免中国教会成为分裂于普世教会之外的裂教。他们对中国教会协助之多，是局外人想像不到的，两人对中国教会在不同领域上的贡献，是不同凡响的。
在沟通大陆教会与政府的桥梁上，陈韩两人站着的位置显然很不相同，陈枢机站在稍近教会的立场，从教会的角度，以据理力争的手法，主张大陆教会向政府取教会应有的权益，为沉默的忠贞的地下教会发言。韩神父因为是比利时圣母圣心会的传教士，所以用欧洲人的眼光看共产主义，站在稍近政府的立场，从合作和妥协的角度出发，藉着沟通、对话、和合作发展一个较为和缓的政教关系，取空间以利国内的天主教会发展。陈韩二人怀着不同的理念，尽心尽力的帮助国内教会的建立，今日大陆的教会能蓬勃生长欣欣向荣，陈韩二人功不可没。
况且陈韩二人代表着中国与梵蒂冈的关系上，两派不同的主张，多年以来，二人不同的意见在教会内都有市场，在教廷对中国教会的政策上，因时度势为教会高层轮流采用，或混合使用，二者缺一不可。从宏观的角度去看，陈韩二人的主张，像一个人要用两条腿走路，要两腿轮流的落地，轮流的抬起，身体才可以前进。
其实陈韩二人的不同意见，对熟悉中国教会问题的人，已是司空见惯，不足为奇，他们二人在文章上对话，似乎有点火药味，但基本上句句都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话语。
陈韩二人在桥梁工作上的造诣各有千秋，其精采之处，与金庸武侠小说中的“南帝”段王爷和“北丐”丐帮帮主洪七公，有多少类似。“南帝”和“北丐”是分属不同派别的高手，但是武术造诣同样的高强，不分伯仲但互不相让。陈韩二人与“南帝”和“北丐”一样基本上是为国为民的大英雄，相信他们心胸内定必有“历尽劫灾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的英雄气度，在吵闹后又可以在相见的场合上在耶稣基督内称兄道弟，共同为中国教会继续努力。这是我们关心中国教会人士的祝祷。
撰稿人梁洁芬修女为中国教会观察员
“天行健”的陈枢机与“地势坤”的韩神父
(转自 修公爵的博客 http://blog.sina.com.cn/)
9月8日夜，“天主教在线”刊出了陈枢机的《哪里有对话？哪里有对立？》及韩德力神父的《不要杀害在中国的先知们，他们是今日的利玛窦》。不出所料，教会里的“红卫兵” 们随即分成两派，在“天主教在线”展开“文攻武斗”， “上纲上线”地互相攻击，扣大帽子。期间也有“五毛党人”和“裂教分子”趁乱起哄，混淆视听。
教会里的“红卫兵”和毛左派的“红卫兵”、满清的“义和团”、及到家乐福门前示威的“爱国粪青”一样，头脑简单、不懂逻辑，有热情而无理性，他们的世界永远是非黑即白，只要不“臭味相投”，那肯定“不共戴天”。主导他们思维的不是大脑，而是肾上腺。指引他们的不是天主的圣神，而是肾上腺激素。
教会里的“红卫兵”始终重复一句车轱辘话：“某某主教是爱国会主任（席）、某某神父加入爱国会了，这样的教会不完蛋了吗？”完全无视圣教会当今所处的环境及现状，“直把杭州作汴州”，把中国大陆当成港、台、美利坚帝国。
当今的中国教会如同一锅熬了三天三夜的八宝粥，都不能用一个“乱”字可以总结的。简单如1+1=2的问题，如中国有多少教区、几位主教都没人能答上来。又怎能达到的“水至清”、“人至察”的水平？在这个乱象纷呈的教会中，有的教区一分为三；有的教友竟几十年见不到神父；有的省市的教务常年掌控在俗人之手；有的神长、修女多年没有避静。
这样的教会还有希望了吗？是否会像叶帆老先生说的那样“教会正在走向衰落”。
我不由得想起电影《大决战.辽沈战役》中的一个情节，林彪将军率领的第四野战军将锦州城团团围住，坐拥35万大军的卫立煌将军“管谁横刀立马，我自岿然不动”，不从沈阳发兵驰援。于是四野在帽山上架起九百多门大炮向锦州猛轰，这座千年古城顿成火海，随即被攻克。在歼灭锦州守将范汉杰将军的十万大军后，林彪命令部队不做休整，即刻向沈阳进发。在进军途中，部队就乱了套，纵队联系不上下属师（旅）部，师（旅）又联系不上团。但这支劲旅在混乱状态下，竟歼灭了廖耀湘将军的援军并攻克了沈阳。
我们当今的中国天主教就如同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秋天进军沈阳的第四野战军。虽乱，但并没散架。道理极其简单，这两只队伍都有明确的目标（愿景）、严明的纪律、高素质的指战员。即便无法与自己的统帅、长上、兄弟（部队）有效沟通，也会按照既定的目标向前行进。
说到这里，教会里的红卫兵又会抛出那句车轱辘话：主教、神父都加入爱国会了，这教会已经变质了，还谈什么向前行进。我只得一点点的给普及一下常识，先从与教会看似无关的“管理学“入手，论证教会为什么不能完蛋。
我粗略地将世界上各种组织的管理模式分为四种：其一是欧美国家的那种契约关系，选举能人管理，靠法律制约。其二是“谁有道理听谁的”，一般的宗教采用这种模式，不用暴力、金钱维系，只靠精神指引。其三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一些国家、政权、军阀、黑帮遵循此法则，靠暴力维护统治，谁不听话就死了死了地干活！其四是“谁给钱、我替谁卖命”，这是一般的企业的管理模式。
以上四种管理模式，第一种与中国传统的“官本位”思想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水火不容，很少有机关、学校、企事业单位及NGO组织采用这种管理模式。第二种模式既“谁有道理听谁的”是人类管理的最高境界。这种管理模式的特点是惯性极大，“撼山易，撼人心难”。一些传销组织、政党、邪教便模仿这种管理模式，将其信徒的钱袋和脑袋洗得雪白。
中国的教友不傻，能听出谁说的话有道理。这也是为什么“独立自主自办”50多年仍未将中国教会办成裂教的原因。往高处说，这是天主圣神护慰着圣教会！想在教会里混或者想管理教会，必须深谙“谁有道理大伙听谁的”这条基本原则。即便位高权重如马英林神长，讲道时也得专讲吾主的福音，我听过他老人家的几次讲道，没讲杂七杂八的东西。
上世纪50年代，当局在“左“的思想指引下，试图用“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办法管理教会。但显然宗教团体不同于其他组织，“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法宝在这里就不怎么灵验。改革开放后，宗教自由政策相对得到贯彻，教会恢复到了“谁有道理听谁的”的管理模式。纵然有爱国会的存在，教会还是宣扬福音的团体。
至于说主教、神父如安树新他老人家加入爱国会，是否就丧失了与普世教会的共融。这本是一个伪问题，不值一驳。但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精神。我还是想给教会里的“红卫兵”普及一下常识性的道理：
在中国只要城市里面的教堂的教区一定有爱国会组织。虽然大部分不挂牌，但不排除这个组织的存在。我国的《宗教事务条例》及其他相关政策、法规明确规定：坚持爱国、爱教，独立自主自办教会和民主办教的原则。这就要求教会在组织上有具体的机构与这些宗教管理理念相适应，这是靠法律的强制力作为保证的。如无爱国会，整个中国天主教就会成为非法组织，当年外国修会留下的大量教产会继续被别人侵占，教会组织将会被法律的名义弹压，后果将不堪设想。
在乡野山区和城市里的犄角旮旯办“忠贞教会”是可行的，但在位置如秃头上的虱子的圣堂里，根本办不了游离于爱国会的“忠贞教会”。那么，是否主教、神父一加入爱国会就变“封、资、修“了呢？我看未必。
我绝不排除个别神长抱着投机的目的加入神职界，这种情况在老一辈的神职界中更多一些。在万恶的旧社会，我们国家积贫积弱、民生凋敝、战乱频仍，而外国修会在我国经营的教会通常经济富足且享受超国民待遇。于是会有个别破落户的子弟混进教会，他们的到来恐怕圣召的成分少些，《红与黑》里面于连的那种想法“一个四十岁的神父收入和将军一样多”，多一些。几年后，雄鸡一唱天下白！翻天覆地凯而慷！外国主教、神父、修士、修女被当成帝国主义打跑了，开始搞“三自革新运动了”。他们一看“换了人间”，赶紧投入到“轰轰烈烈”运动中去，混个主任、副主任，甚至代主教当当。没想到风云变幻，几年后自己也被当成“牛鬼蛇神”扫地出门，整个教会关门大吉。于是，赶紧回家娶妻生子，还来得及！又过十几年，教会竟然又开放了，那还得回去啊，不但要回去，还得弄顶主教高帽戴戴！他们心中，根本不是什么“谁有道理听谁的”，而是“谁给钱多，我给谁卖命”。耶稣哪里是他们的主。
我说的是老一辈中有这种情况，但新一辈中的概率应极低。因为当个神职人员牺牲极大，而现如今我国经济形势和解放前是天壤之别，人们生活水平普遍提高。从西方经济学中“经济人”的观点来衡量，当神父是很不划算的人生规划，恐怕还不如到歌厅当个保安。神父所付出的牺牲恐怕不是一个什么“代表”、“委员”的空头衔，一次旅游、一件礼品可以弥补的。能支撑他们走圣召之路的，只能是吾主耶稣。教会里的“红卫兵”如果不服，可找个修会当几年会士体验一下。
所以，绝大部分主教、神父还是本着“谁说的有道理听谁的”原则，那当然是耶稣和他在世的代表了。
教宗对中国国内的教会形势洞若观火，甘保禄神父在解读教宗牧函时指出：
…至于如何去做和做到什么程度，深明中国教会所处特殊环境的教宗把主动权留给了每一位主教，并要求全体司铎及教友们，即使有难处，也该为“维护教区团体与其牧者的合一”而予以接受，“一切的一切以生活共融、友爱谅解为准则，避开批判以及彼此指控”…
…仅此一点，我就已经感受到教宗的信充分体现了对中国教会神长教友们的理解和信任，他是在告诉我们这样一个事实：你们是你们自己教会团体的主人，没有其他人和团体能够替你们解决问题，只有你们自己才可以，所以你们需要做出合乎实际情况的明智选择；而我相信你们能够做到，不需要我把你们当小孩子那样来手把手的教导。（上海教区《忠仆》2010年4月总第110期，P30、31）
在中国教会的乱世江湖中，有两位老人始终关心着我们。一位是陈枢机，他始终是黄钟大吕、震耳发聩，告诫自己的铎兄铎第、徒子徒孙（陈枢机曾在大陆多家修院讲学，桃李满门），不要偏离了“谁有道理听谁的”方向。而韩神父则人心宅厚，有容乃大，他想尽一切办法促进中国教会的合一共融。他们二位都是中国教会的导师，只是风格不同而已。
陈枢机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而韩神父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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