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大陆网上一些评论认为,陈枢机到访上海时曾建议当地主教参加天主教代表大会。该会议是教宗认为“不符合天主教信仰”的组织。陈枢机就此回应。
荣休的香港教区陈日君枢机主教,十月十一至十二日被邀请访问上海,这是他六年来首次踏足大陆。他在这次受监控的访问中,会晤了金鲁贤主教及邢文之辅理主教。尽管在不自由气氛下见面,枢机仍然对见到两位牧者感到“莫大喜悦”。
然而,最近几天,在《天主教在线》网站(www.chinacath.org)上,有人张贴了对他访沪的意见。其中某些意见以“义峰”等名字发表,指邢文之与陈枢机会面后决定参加第八届中国天主教代表大会。教宗拒绝这会议,因为它不是天主教信仰的组织。陈枢机与梵蒂冈多次劝告内地主教不参加此大会。
义峰(可能是官方之代笔)的评论,似乎暗示邢文之受陈枢机的劝告所致。《亚洲新闻通讯社》发表陈枢机题为《猜错,误会,还是有不可告人的目的?》对此事的回应。
二十日从菲律宾回来后,看到《天主教在线》网上又为了我热闹起来。原来是“义峰”(我该称他“先生”吧!他不是兄弟,是背教的,更做了为政府写文章的师爷)和另一位附和他的网友发表了一些言论。我很信任人民的智慧,本来不必出来作任何澄清;可是那些出于猜测,又出于曲解的言论,对我和我的许多朋友实在太不公道,我也只好在百忙中抽空写几句话,希望我的兄弟们不用再受那些混淆是非的胡言乱语困扰。
我的访沪和回来后的言论
我去了上海(不是两天半,是两个半天)是为了见见我的老朋友;九十五岁的金鲁贤主教和我的老同事邢文之主教。参观世博是个好机会。我的一些朋友为我作了安排我是感激的,我说他们待我无微不至绝不是讽刺。我在博客及讲道时批评的不是这些朋友,而是国内的“制度”。我没有说过“受到严密监控”,在那制度里那是理所当然的。我也没有要求见见地下的兄弟,因为这更是制度不容许的。有些网友说我应该到佘山顶上大声疾呼,叫大家退出爱国会。我对爱国会的看法大家是知道的,但我以为在我绝无许诺不再批评政府的条件下,那些朋友还是成功取得批准让我去上海走一趟,我是不应该使他们为难的。
我觉得没有能和两位主教谈谈教会的前景,很是可惜。我当然事前是知道的,可是我还是珍惜重见这两位朋友,他们也一定珍惜能和我见一面,其实许多话是不用说的(真如这几天我常引用真福纽曼的话Heart to heart speaks心对心讲话)。我送了一个主教权介给金主教,我们道别时他说:“陈枢机,我们毕竟是一国两制。”我说:“当然,我们各人在自己的制度里为教会服务,天主会把一切带到好的结局。”我送了一个主教胸前十字架给邢主教,我说:‘这个十字架很轻,你背上的那个才沉重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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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有跟金主教谈红烧肉,那是在“世博会事务协调局局长”宴待我的酒席上谈的,他让我了解了世博的主题和很多细节,在红烧肉上台的时候,我俩分享了烹煮红烧肉的心得。我抱怨的不是局长不和我谈国家大事。我回来后说了“我们都是有学问的,爱国的成年人,可是‘制度’不准许我们谈国家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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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峰先生觉得最有趣的是那些“巧合”。
(一)他说: “每次”我都是在全国教友大会前去沪。
事实: 这次我是知道恐怕会开那大会,上次我根本不记得我意识到这件事,我清楚记得的是:那正是国务院第二次释法,而我们在香港公教报上强烈提出抗议的日子。
(二)义峰说: “邢主教以前坚决说不会去参加八大,陈枢机来沪后,他马上说会去参加”。
事实: 我没有听过邢主教说他决不会去参加(虽然我一向以为他不会去),我也不知道我走后他有否说会去【我以为天主教在线先应该澄清这一点才登出义峰的文章】我们一句也没有提过八大的问题。
我更不会传达任何“教廷”的示意。大家已知道按教宗的信和教廷中国事务委员会公报(在教宗面前读了而由他批的)这大会是不应该开的。如有任何“教廷”不知谁的另类示意我是绝对不会赞同的。
义峰对我的猜测是侮辱,他或是完全不认识我,或是有意为了一些不可告人的目的而做谣言。
(三) 义峰对邢主教的恶意批评,不只侮辱了邢主教,也得罪了上海的神父、教友;地上地下都尊重这位信德坚强的主教。
(四) 附和义峰先生的那位朋友提出了“金助理”,明明是在干离间的能事。我从来没有用这名字。教廷是在法律的约束下称金主教为助理,邢主教为辅理。但很明显的:教宗把地上教区交给金主教全权管理,而邢主教是金主教和范主教的接班人。
(五) 最使我反感的是这位叛教者对天主圣名的不敬,他多次用讥讽的口调搬出“天主他老人家”来取笑,我想《天主教在线》至少应该删去那些亵渎的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