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类思·金鲁贤主教在中国天主教的历史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过去的30年，4月27日在与教宗的共融中去世。
天主教在线据梵蒂冈内幕网的报道：
上海的类思·金鲁贤主教因患癌症于4月27日（星期六）下午在医院去世，享年96岁。
1949年共产党在中国大陆取得政权后，他与上海的主教（后来被擢升为枢机主教）龚品梅因在20世纪50年代拒绝跟随共产党的路线而被逮捕，并被判多年徒刑，他们中的四人被单独禁闭。这个事件在中国的天主教教会历史上占据重要的一页。
他于1973年从监狱中获释，但事实上在1982年才完全重获自由。随后，他决定与中国当局合作(这项决定引发当时许多天主教徒对他的严重质疑。）。在1985年，他接受了主教祝圣，但是没有教宗的任命，这个抉择却不被中国的天主教徒或罗马认可。他也接受并任职于国家组织的爱国会。
在那个新的历史时期这样做的目的使金鲁贤主教确信，他能有这个机会为了教会更好的发展，尽管他的决定引发了上海教区的分裂。历史表明，在过去的30年里，金鲁贤主教在上海重建教会作出了决定性的贡献，重新开办佘山修院，在全国宗教层面上发挥了显著作用。
在1985年非法祝圣20年后，他与圣座和解，在与教会历史上第一位耶稣会教宗完全共融的情况下在2013年4月27日下午去世。
类思·金鲁贤1916年6月20日出生于上海一个教友世家。“在我断奶前我就成了一名天主教徒”，他曾经说过。他幼年时失去双亲：他10岁时母亲去世了，4年后，他的父亲也去世了。他18岁时，他唯一的姐姐也去世了。
他的父母送他到那时声望很高的上海一所耶稣会学校就读。他在22岁时加入了耶稣会，1945年晋铎。1947年，已经才华横溢的他被送到法国留学，师从著名的耶稣会学者亨利·吕巴克教授。1949年，他被送到罗马宗座额我略大学深造，在那里他获得了神学博士学位。在大学里，他与未来的法国天主教大主教阿尔伯特·德古特雷成为朋友，在以后的岁月里，是他利用他与罗马的关系帮住他。
1949年共产党在中国掌权并开始驱逐外国传教士，他要求回到上海。他的耶稣会上司同意他返国，1951年1月，他被任命为上海修院院长。那时，共产党开始镇压在上海的天主教会，1955年9月8日的晚上，与他同时被捕的还有上海教区主教龚品梅，以及300位神父，修士和修女，以及许多平信徒。不久，更多的人被逮捕。金鲁贤被单独关押了4年，判处有期徒刑18年。后来，他被指控在监狱里“说的太多”，涉嫌出卖教会人员，但该指控仍有待证明，虽然在1973年从监狱中获释，他实际上仍由当局控制多年并担任他们的翻译。在1982年，受益于邓小平所采用的新的开放政策，他获得了完全的自由。
那些年，新的宗教政策出台，北京当局打算在大陆重新开办修院。金鲁贤被赋予的任务是重新开办佘山修院。他愿意承担这个职责，他更有争议的决定是在1985年在没有教宗批准的情况下被祝圣为主教，这一步引发许多中国天主教徒以及罗马的激烈争论。
后来，他辩称，他考虑到在中国历史上新的政治时刻重建教会的一种方式，以这种方式在上海向前迈进。在2010年的一次采访中，他试图对他的行为给予进一步的解释。（Ignatius Insight，美国耶稣会刊物）。他说：“当我走出监狱，教会已是一片废墟，在我接替了我的前任（类思·张家树主教，耶稣会士，系非法祝圣）后，我写了数百封信给世界各地的天主教徒为重建上海教区募捐。我的钱大部分来自德国，另外一些来自美国和其他欧洲国家。我没有从梵蒂冈得到一分钱。”“我试图恢复在弥撒中为教宗祈祷”，他补充说。“当时政府禁止我们做两件事情：我们无法落实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的礼仪改革——这将被视为屈从于梵蒂冈——我们被禁止在弥撒中为教宗祈祷，政府关心的是在中国的教会是一个完全独立于罗马的教会。”
他去了北京10次游说，他说，“要求当局允许我们在弥撒中为教宗祈祷，但他们反对。所以，我们不得不使用老式弥撒，我联系了一位德国朋友，请求他把他们不用的罗马弥撒经书尽可能多的留下来，他给我发来超过400本不用的书以及每本随附的为教宗祈祷词让我来分发。我在上海复印了一批把他们分发到各地使用。我成功了。这是教宗的名字再次公开的在弥撒中提到。”
说起在上海和全国那些艰难的岁月里，金鲁贤主教在2010年的一次采访中说：“这里是非常复杂的，我不得不考虑在蛇和鸽子二者中怎么去做。我是蛇也是鸽子。政府认为我太靠近梵蒂冈，梵蒂冈认为我太接近政府。我是一条被挤压在政府控制和梵蒂冈要求之间的泥鳅。”
多年来，金鲁贤主教在爱国会担任要职并广泛出访，如同中国宗教政策的一名亲善大使。面对诸多的批评，他不为所动，他有自己的目标，并非经过北京当局的批准，包括与罗马和解。
中国当局认可他作为上海的官方主教。圣座将他列为助理主教，因为有另一位耶稣会士范忠良主教领导着上海教区。
2005年，鉴于两人已经年事已高，圣座帮助他们达成一致，选择一位新主教接替他们两个，即若瑟·邢文之。北京也予以同意，金鲁贤主教在2005年祝圣若瑟·邢文之为主教。2012年，邢文之主教秘密辞职，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他与北京当局关系紧张。
两位老主教再次就他们的最终继承人达成一致并取得圣座的任命，即达陡·马达钦，北京当局也再次予以同意，2012年7月7日，金鲁贤老主教在上海主教座堂祝圣他为主教。然而，在祝圣礼末尾，马达钦主教的讲话恰似“一声惊雷”，他向大家宣布，他将不再担任在爱国会里的任何职务——爱国会是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由北京当局设立的机构，以控制中国天主教。马达钦主教的决定对于中国当局来说是完全不能接受的，在中国当局看来，马主教的声明对中国当局控制教会是一个严重的挑战，中国当局立刻将他软禁在佘山修院，并剥夺了他的言论和行动自由。后来，中国当局罢免了马达钦主教的上海主教职位。
两周前，在4月14日，金鲁贤主教的病情恶化和死亡似乎一触即发，中国当局将马达钦主教带离佘山修院到一个秘密的地方。北京当局应该为金鲁贤主教举行一个庄严的葬礼，但谁将主持，什么时候举行，尚未宣布。
一个更大的问题是，谁将会接替金鲁贤作为上海主教。
梵蒂冈尚未就金鲁贤主教的去世发表看法，但有消息称，其官方报纸罗马观察家报，很可能在未来的日子里发布他的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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