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亚社．香港讯】四位华人学者以两年多的时间合力研究天主教会在大中华地区四个城市的社会及政治影响力，并于上月在美国举行的一个宗教社会学会议上发表结果。
据宗教新闻网站《Religioscope》日前报道，国际学者组织“宗教社会学学会”八月在纽约举行周年学术会议，其中一篇论文研究香港、上海、台北及澳门四地，探讨天主教会在这个亚洲地域的不同社会影响。
参与研究的社会学家包括澳门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郝志东、香港浸会大学宗教及哲学系副教授陈慎庆及讲师谭翼辉，以及国立台北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郭文般。他们发现，天主教会在四地都提供大量社会服务如医疗及教育，尽管各有不同之处。在社会运动及政治参与方面，天主教会唯独在香港一直积极参与这类活动。
报道指，他们向四个城市共二百九十九个有代表性的堂区及教会相关机构进行调查，并深入访问四十九位主教、神父、修女及教友。他们发现，香港有百分之九十七的教会或教会相关机构有提供社会服务，澳门有近百分之七十九，台北百分之七十五，上海有百分之七十八。
表示有参与公民社会活动的香港教会机构高达百分之四十七，但其他三个城市却相当低：澳门有百分之廿四，台北有百分之十二，上海有百分之八。中国共产党政权限制宗教组织提供社会服务，尤其是教会参与公民活动，或许解释这类活动在上海比率较低的原因，但却未能解释澳门及台北的情况。
该研究从二零一零年底开始，用了二年多的时间完成。
这些研究员指出，香港天主教会参与政治事务及支持民主，乃源自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的影响及当地的公民社会文化。教会领袖如陈日君枢机及教友们亦推动香港教区参与社会运动。
澳门及台北两地教会虽然处于开放的社会环境，拥有同样的机会和工具，却没有在相同程度上加以利用，这是由于个别教会领袖的作风或其他文化因素。
有份研究澳门部分的谭翼辉九月廿七日向天亚社指出，当地教会较少参与公民社会活动是基于好几个原因。
他表示，一九六六年的“一二．三”事件后，“澳葡政府基本上放弃了对澳门的管治，由中葡双方共治，以致亲中势力兴起。由于天主教是葡国国教，那时起澳门教会亦开始被边缘化”。
“一二．三事件”源于一学校需扩充校舍，六月份申请工程准照，久未获批覆。校方代表多次交涉也不得要领，于是依惯例在等候许可的同时，先行搭棚施工。
至十一月十五日，当局发现学校搭起棚架，于是派员警阻止，警民发生冲突，造成廿四人受伤。民间代表派员与当局联络，其中四人却被拘押后获保释。当时的澳门华人领袖何贤请求护理总督施维纳谨慎处理，但被拒绝。六日后，亲北京社团代表谴责事件，威胁进行斗争。
此时，新任总督嘉乐庇表示动用警察处理建校一事失当，承诺成立调查委员会。但是亲北京社团的抗议行动继续，终至十二月三日，在总督府外发生冲突。警察以武力驱散。消息传出后，更多示威者结集令抗议升级。防暴警察开枪武力驱散。总督随后颁令戒严并实行宵禁，当天共有八人被打死，二百多人受伤。
此外，谭翼辉说，澳门教会本身的结构明显分开了葡人教会和华人教会，“澳葡撤退时没有刻意也没有能力帮助华人教会在社会上扮演积极的角色”。相反地，工联、妇联和街坊会等亲中团体在社会上已占据了重要位置和资源，加上澳门教会人数从来不是很多，故此“影响力非常有限”。
谭翼辉表示，领导澳门教会的主教也是一个因素，“主教从来在政治参与上不是一个积极的角色，这可能是受葡国天主教文化影响”。
他又以社会学角度来解释，指出澳门是一个很小的社区，“人际网络很复杂的纠缠在一起，如某位神父的表哥可能是工联会成员，这种密切的关系导致做任何事都牵涉到其他人的利益，而这些利益又未必跟教会、工联会和澳门政府有关，可能祇是亲戚关系的层次已经制约了个人的政治参与”。
【完】综合天亚社及《Religioscope》。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