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亚社．香港讯】中国内外的上海天主教徒纪念六十年前遭受的大教难，有老教友指，纪念的目的不是悲伤，不是仇恨，而是感恩和祈求。
一九五五年九月八日晚上，中共以“反革命”的罪名，大规模地拘捕上海教会的成员，包括当时的上海教区龚品梅主教（后获擢升为枢机），以及耶稣会士范忠良神父和金鲁贤神父等逾五十位修道人。
据苏若裔的《中国近代教难史》，至少有三百名教友中坚份子也在当晚被捕，大部分是圣母军成员。其时的《新闻日报》翌日报道公安局破获以龚品梅为首的“反革命集团”，并公布他的“罪状”包括抗拒取缔圣母军、有计划散布反革命谣言、打击爱国教徒等。在整个九月，据报有逾千名教友被捕入狱。
根据龚品梅枢机基金会的资料，数月后，龚主教被命令公开承认其“罪行”。双手被绑在身后的龚主教却大声说出：“基督君王万岁！教宗万岁！”接着，他被迅速带走，失踪多年，直到一九六零年出庭受审。他被判无期徒刑，并被关押在单独囚室。
上海老教友若望对天亚社说，在去年的九八纪念时，已经听说要在今年举行隆重的感谢天主纪念活动，“目的不是悲伤，不是仇恨，而是感恩和祈求”。
这位八十岁老人指出，有神父在教难纪念日之前主持弥撒时说，九月八日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因为“六十年前是我们的主教和一大批神父、修士修女和教友被抓被关，吃了许多苦”。他说：“神父的讲道获满堂教友的鼓掌”。
若望又说，不管面对怎样的景况“我们相信我们的教区、中国的教会六十年来的痛苦经历，和一直保持着的坚定信念，借着我们中国教友特别敬重的无玷童贞圣母玛利亚的转祷，一定会得到广扬”。
与此同时，香港教区荣休主教陈日君枢机与在台湾居住的朱立德神父及一些原籍上海的教友，于九月八日圣母诞辰瞻礼在罗马举行弥撒，纪念这场教难及受难者。
这活动由上海籍耶稣会士朱立德神父筹办。他的兄长、上海教区副主教朱育德神父则未能获准离境出席。
陈枢机早前对天亚社说：“我希望更多当年在上海捍卫信仰的英勇事迹能够早日编辑成书，让更多人知道他们的故事。”这位上海籍慈幼会士说，虽然九八教难的事迹大部分与耶稣会有关，但当时也有慈幼会士因反对“三自运动”而被捕。
据他所知，有年轻慈幼会士代替其他学生，在政府推动“三自运动”的场合，当官员询问有没有人反对时，这位会士站起来大声表示反对当局要求教会“自治、自养、自传”的原则，他随后被当局带走了，最终下落不明。
经历过“九八教难”的陆培源神父，目前仍然在世者。另外，朱育德及朱锡藩两位神父，也是当事人，被捕被劳改，回上海后才晋铎，现已八十多岁。
教友保禄对天亚社说，今年九十三岁的陆神父目前身体状况“挺好的”，能够一天举行三台弥撒，而且“坚持站着做弥撒的”。
他曾听陆神父忆述，当晚被抓后就关进监狱里，但狱中的人实在太多，一年后便放了出来，然后被安排到虹口圣心堂又待了一年。好景不常，一年后又被打成右派，再次被抓，之后去过窑厂搬砖，最后判刑去白湖农场劳改。当时法院是判七年有期徒刑，结果在农场里一呆就是廿五个年头。
陆神父在五三年由龚主教祝圣，虽然他被判到农场劳改，但仍坚持信仰。
保禄说，陆神父在农场插秧、学习等工作后，会躲在房子的蚊帐里偷偷做弥撒，常用经文都靠背诵出来，而饼酒都靠自己造，后来外面的人能去探望，教友也就带一点饼酒给他。
虽然陆神父劳改的经历相当刻苦，但保禄认为：“其实这些没签字（加入爱国会）的神父，天主还是保护他们的，早十来年去农场，文革时造反派是不能进去的，那些签字的倒是文革时被搞的惨。”
教友若望也指出：“当年未被抓的也没有好日子过，开会、学习丶洗脑，但大家仍同过去一样照常进堂，直到两年后成立了爱国会，自选自圣主教开始，‘不听话’的神父被隔离或集中在某个地方不得行使司铎职责，进堂的人数便大大减少。”
他续说，八十年代教堂逐步恢复运作，神父也获允许进行宗教活动，但进堂的教友仍不多，直至“九八教难”被捕的神父陆续回来，反而形成了“地下”教会的要主力量。 |
耶稣于是开始教训门徒：人子必须受许多苦，被长老、司祭长和经师弃绝，且要被杀害；但三天以后，必要复活。
耶稣坦白地说了这番话。伯多禄便拉耶稣到一边，开始谏责他。耶稣却转过身来，注视着自己的门徒，责斥伯多禄说：“撒旦，退到我后面去！因为你所体会的，不是天主的事，而是人的事。”一一今日弥撒福音
一一按共党的要求参加爱国会走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主教神父是顺从天主旨意还是跟随人的意愿？
如果爱国会主教神父们独立自主自办教会是天主旨意，那么地下教会，教宗说爱国会的独立自主自办教会就应该是:撒旦，退后！
如果地下教会选择的是天主旨意，教宗指出独立自主自办教会不合教义是正确训导，那么爱国会听党的话按党的要求走独立自主自办教会道路就应该是:撒旦，退后！
现在，梵蒂冈教廷倾向爱国会，沉默不语默不作声，更积极主动批准参加爱国会走独立自主自办教会邪路的主教，等于允许或批准它们参加爱国会！
这又是体贴天主的旨意呢还是人的意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