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利亚姆．泽尔兹－索林斯基（Myriam Selz-Solinski）是圣母升天修会的修女。
她神色坦然，说话充满信心。尽管她现在有点驼背，但仍然有着灵敏的身影。八十六高龄的玛利亚姆修女以她的朝气让人震撼。
听她述说她身为犹太人-天主教徒的故事是一种享受，就如她在自传中谈到的。
她说：「一九四一年，是我母亲希望我和两个弟弟接受洗礼，她希望这将给我们一个逃过纳粹迫害的良机。」
十岁的玛利亚姆真的得救了！
她回想起自己于四二年在坎城初领圣体时说：「在我幼小的心灵中，我感到我之所以免于死亡，与耶稣的死而复活有着一种关联。」
对一个幼小的犹太女孩来说，那也是一个逃离与躲藏的时期。因此，她发现自己接连不断地以假名在坎城、蒙特卡洛、旺代地区的佩赖尔与沙瓦格等一系列天主教学校内登记入学。
她说：「我从来没觉得自己在说谎，因我知道我的生命危在旦夕，而在犹太教中，生命是最基本的价值。」
后来，她得知了外祖父——一位巴黎珠宝商，死在奥斯威辛集中营内。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玛利亚姆回到了巴黎，就读于吕贝克学校，这是圣母升天会于一八八二年在巴黎吕贝克街上所创立的第一所学校。
经历了之前多年的艰困岁月，她难以适应新的学习环境。
尽管如此，她对宗教课程充满热情，并继续参与弥撒；这让她的母亲感到惊惶不安，母亲觉得她不必再保持天主教徒身分了。
玛利亚姆修女微笑着说：「在她的脑海中，犹太人站在一边，基督徒站在另一边，而我们是犹太人。」
然而，在四七年，当她和朋友一起在比利时蒙斯参与圣诞子夜弥撒时，她领悟到天主在召叫她。
她解释：「我明白祂已拯救了我，我可以自由地说『不』；但由于爱，我必须说『是』。就在那一天，我决定要成为修女。这是我人生中最自由的行为。」
因而，一九五零年，玛利亚姆进了圣母升天会的初学院。两年后，她被送到丹麦的哥本哈根，在那里她一直呆到六九年；她在修会旗下的学校教法语，并在自己创立的一个教理讲授中心担任主任。
从七二至七六年，她被调到印度，在马哈拉斯特拉邦的普纳创建了一所会院。在这里，她确定修会的方向为「全球妇女的发展」服务，她支援印度修女穿「纱丽」服，并鼓励她们成为护士、教师或律师……
当她重返法国后，玛利亚姆修女与蒂埃里．德莱皮纳（Thierry de l’Epine）及雅各伯．佩雷耶（Jacques Perrier）两位神父一起致力于巴黎教区的教理教学服务。
「是时候来规划教理教学之道了。我的任务是发展该规划，让人们了解它们，并帮助堂区贯彻之。」
在这段时期，她遇见了吕斯蒂热（Lustiger）枢机，他也是犹太人后裔，常出入犹太基督徒与基督徒相聚的尼亚大楼。
结果是，她获邀去管理主教团「与犹太教关系服务部」的秘书处，当时该部的主任是奥拉托利修会若望．迪雅尔丹（Jean Dujardin）神父。
玛利亚姆修女在该部服务了三年，从九零年直至九三年，她致力于在奥斯威辛集中营附近建一座加尔默罗女修院的「事件」，以及关于天主教徒依撒伯尔的封圣问题，这些问题引起了国际犹太人团体与天主教会之间的张力。
尽管当时她满怀热情地投身其中，但现在回顾起来，她感到「若当初少花些时间在这些问题上会更好，因它们本身并不很重要；而更应从神学与礼仪角度去反省以色列与天主教会之间的关联」。
尤其是对以色列，因为修会要求她到耶路撒冷去帮助一个基金会，她满怀热情地接受了这个职位。
在「鸡鸣堂」的至圣所里——「鸡鸣堂」是圣母升天女修会的团体中心，她管理购物店，以促进游客与以巴勒斯坦人为主体的工作人员之间的沟通。
一九九三至二零零二年这九年中，玛利亚姆修女在ulpan（这是一所给新来者传授课程的学院）学习了现代希伯来语后，就特别投身于讲希伯来语的堂区服务中，她成了若翰．古里翁（Jean-Baptised Gourion）的朋友。
二零零三年，古里翁被任命为耶路撒冷的辅理主教，他邀请玛利亚姆修女管理他的秘书处；主教于零五年过世。
对于玛利亚姆修女来说，这就是把她的基督宗教信仰与她的犹太人根源在以色列这片土地上连接的一种方式。
【完】来源：《十字架报国际版》，天亚社编译。
Straddling the worlds of Judaism and Christia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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