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10年5月11日，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在北京安息主怀。他将自己后半生26年的时间全部奉献给中国，自踏上中国这片土地之后，就再没有回过自己的故乡。26年的传教实践，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经验遗产。
2010年为利玛窦逝世四百周年，罗马、台湾、中国内地等都举行了国际研讨会。特别是在中国内地藉着上海世博会期间对中西文明交流探讨的推动，其一系列纪念利玛窦逝世四百周年的活动也达到了高潮。同时，内地主流媒体亦对利玛窦本人所折射出的信仰与坚韧的精神、中西文明的碰撞与融合等众多方面表现关注，纷纷以深度长篇报道与解读的方式来回顾利玛窦四百年前的来华传教、利玛窦的贡献，以及对于今天中西交流的启迪。
这些文章包括：《光明日报》全文刊载了社科院教授杨义上个月在澳门大会的演讲《西学东渐400年祭：从利玛窦、到上海世博会》，《南方人物周刊》最近有一期以利玛窦作为封面人物，《利玛窦：四百年前的远征》长篇回顾了他当年艰难环境中的开荒与播种以及带给中国人的丰富遗产，《南风窗》的《利玛窦与晚明的辛苦遭逢》再次肯定他是“有史以来中国和西方之间最杰出的文化桥梁”，《科技日报》一篇《有一种力量叫“利玛窦精神”》称，利玛窦的信仰、坚韧、友善、博学和融合形成了“利玛窦精神”，以及《东方早报》的评论《利玛窦的能量》、《新京报》的评论《聆听利玛窦穿越400年的回声》、《华尔街日报》的观点《利玛窦在华传教方式启迪后人》等，都多方位的回顾了利玛窦在华事工的曲折历史，并对他的人格、精神以及贡献予以敬意。
透过这些文章，让人看到不少利玛窦当年传教时所留下来的一些感受与经验、以及对当年他的传教方式的探讨。
谦虚态度对融入中国帮助甚大
不少评论认为，如《新京报》的资深媒体人陈季冰在《聆听利玛窦穿越400年的回声》中说到：“从个人的角度来看，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耶稣会教士们在中国传教活动总体上是相当成的，这主要应当归于他们采取的策略”。
这种策略是尊重中国文化、采取谦虚的态度融入中国社会。“利玛窦等直接接触中国不久就认识到，中国不同于当时世界上绝大多数未开化的落后民族，而是一个高度发展的民族，因此他们很快就放弃了在其他地方的强加于人的布道方式，转而以一种谦虚的态度试图融入中国社会。”正因为此，利玛窦刻苦学习中国语言文字、改换士大夫装饰等，“这一改变明显适应了当时的中国国情，尤其适合士大夫口味，受到了中国人的尊重。”
不少教会人士亦强调过利玛窦传教中的谦虚态度和对中国文化的尊重是其成的因素之一。
台湾天主教枢机主教单国玺四月份在台湾辅仁大学举行的国际研讨会上曾表示，利玛窦在华传教成的主要秘诀是，他小心谨慎地研究、了解和尊重中国文化而不盲目崇拜，他谦卑地将当时欧洲的自然科学引进中国，改革当时士大夫空谈义理而不务实际的风气。
上层路线，利还是不利？
除了态度谦虚、尊重中国文化之外，利玛窦传教的另外一个重要的方面是上层路线，即结交当时的官僚和权贵。他用当时中国没有的西洋物品，如自鸣钟、地球仪等来打动上层人士乃至当时万历皇帝的心。后世学者曾对利玛窦在中国活动期间所结交的知名人物作过统计，共129人，上至皇亲贵族，下至僧侣，其中绝大多数是文人和官宦。
这种策略使得传教得到很多庇护和便利，并使当时一些有名的知识分子如徐光启等成为信徒。陈季冰介绍说：“由于掌握知识的士大夫阶层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巨大影响力，利玛窦就为天主教在中国社会的传播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据统计，到万历三十八年利玛窦去世时，中国全国已有天主教徒13,000人，而到明末已发展到38,000多人。”
走上层路线的缺点是，使传教活动过分依赖于权贵、官僚等，而没有深入到基层社会之中，面临来自皇帝的禁令时很容易被“连根拔起”。不少评论人士承认，从天主教向中国的传播效果来看，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耶稣会教士在整体上并不能算是成的。陈季冰评论说，“老实说，他们的活动并未对后世中国造成太多深远的影响”。
《南方人物周刊》编辑部评价说，虽然利玛窦本人和他所在之时的传教很成，“的确，他是第一个成进入中国内地传教的耶稣会士。在28年的传教历程中，他建立了4个传教点，最后一个就在大明天子的脚下。到利玛窦辞世的1610年，基督教在中国已经有了数千名信徒。他本人获皇帝钦准成为第一个葬于中国内地的教士。”可是，这些没有保证教会能够在他逝世之后持续发展。
“在经过了100多年与罗马教廷的“礼仪之争”以后，1717年之后，当时的皇帝康熙禁止西方传教士在中国传教。在此之后，双方虽有改善关系的尝试，终究没有打破僵局。罗马教廷废除关于‘中国礼仪之争’的禁令远在两个世纪后的1934年。”
陈季冰也不无遗憾的介绍说：“利玛窦等人开创的中国天主教事业于百年后陷入困境直至湮灭，西方学者与中国儒者间的友善交往也几乎完全终止。”资深报人丁刚在东方早报的《利玛窦的能量》中也指出，利玛窦所传播的信仰并非如他所希望的“在中国广泛的生根、开花、结果”。
看文化交流之长远影响：柳暗花明又一村
从狭义的传教范围来看，也许正如这些评论所说的利玛窦的传教不能算是圆满和成，仿佛如昙花一现绽放完之后又回归安静。从广义的社会范围来看，好像利玛窦所留下的只是在中西文化交流层面的贡献，与传教关系并不甚大，因此就如四百年之后无论是海外的一些教会所举办的研讨会还是内地的一些大学机构举行的研讨会，在承认利玛窦在中国传教上贡献的同时，更多褒奖的是他在中西文化交流上的巨大贡献。
丁刚评论说，“而四百年后再看利玛窦在中国的影响，他最大的成是让中国人看到了文艺复兴后的西方文化和科学。”《南方人物周刊》也评论说，与利玛窦传教事业在他逝世之后所经历的重重风波打击相比，“更具深远意义的，毋宁说是利玛窦为中西科学文化的交流叩开了大门，对中国士大夫而言，利玛窦以温和的方式为他们打开了眼界。”
的确，利玛窦给当时尚处在明朝万历年间的中国人带来了虽不能用“蔚为大观”来形容，但的确算得上是让当时的国人“眼界大开”。对于当时利玛窦面见万历时所呈献的礼品，杨义教授评价说：“利玛窦进贡的礼品所蕴含的科技价值，还是给中国知识界带来了深刻的精神震撼。”
丁刚则总结说：“利玛窦的引人之处，则在于他带给中国的那些新鲜玩意儿。利玛窦的博学使他掌握了当时欧洲已经走在世界最前列的很多科学知识。他带给中国的不只是《圣经》，更有西洋的绘画艺术、钢琴音乐，还有自鸣钟、地球仪、天球仪、罗盘、日晷、放大镜、望远镜等等，所有这些，都让中国人大开了眼界。利玛窦还用汉语撰写了介绍西方自然科学成果和思维方式的书籍。展品中就有他和徐光启一起翻译的《几何原本》，以及他编绘的世界地图——《坤舆万国全图》。后者让明朝时的中国人，第一次知道了世界的‘模样’。”
可以说，利玛窦让当时的中国了解到了西方的数学、天文、地理、绘画艺术、精密器械等，让当时的明朝士大夫能够开始放眼观察和认识西方世界，是“西学东渐”第一人。他还翻译了《四书》等中国典籍，向欧洲传播中国文化。因为他在文化交流上的醒目贡献，也使他被誉为是“有史以来中国和西方之间最杰出的文化桥梁”。
这些瞩目的文化贡献并没有使利玛窦最关心的传教事业的寿命有所延长。1717年天主教会仍旧迎来了中国皇帝的传教禁令，至此其传教果实也仿佛逐渐销声匿迹。可是，中西文化交流的效用却细水长流。由他所开始的“西学东渐”对之后几百年来，中国的学术、思想、政治和社会经济都经历了极大的进步，间接塑造了今天的中国，对于中国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利玛窦本人深知透过这些交流可以促进中国人改变思维方式，由此带来深远的影响。他十分看重和徐光启一起翻译的《几何原本》，此书问世后一直是学习几何知识和培养逻辑思维能力的典范教材。欧几里得以演绎逻辑建立数学公理化系统，成为现代公理法源流，其方法论意义深远。
正是知道其巨大作用，因此在公元1610年北京阜成门附近的耶稣会士府邸内，58岁的利玛窦用尽最后的一丝力气，对另一名传教士熊三拔嘱咐了他的最后遗言：“我利玛窦远离故土，跋涉万里，来到中华，死而无憾矣！希望能把我和徐保禄（徐光启）合译的书籍完成，改变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这也可算是他将无限展望与希望蕴涵其中的最后遗愿。
中西间文化等交流：促国人更多了解到西方背后信仰因素
中西文化交流深远来看，可以帮助国人们更好的了解西方，并且了解背后其天主教在西方社会发展中所起到的推动力，对传教的作用不可低估。曾是北京大学学士毕业、中国科学院硕士，后在2000年蒙恩归主之后担任哈该国际领导力培训学院讲员的于明捷教授，谈到近年来中国不少知识分子归主的现象。他指出，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社会原因是“随着中国改革的深入、经济的发展、参与经济全球化程度的加深，国人对西方的了解也越来越深入，先从资金、技术与市场，到管理；再从管理到市场经济制度；进而到政治体制的反思；以及政治制度背后的文化与信仰因素。”
可以说，中西间的文化等交流与互动是促进国人更好的了解天主教的途径。在中国纪念利玛窦逝世四百周年之际，很多内地机构与媒体希望传达对未来中西之间有更多文化交流的渴望与期盼。
陈季冰说：“当代中国正站在五千年历史中的两次‘双重突破’的交会点上：我们既面临着制度性的突破，又面临着思想文化的突破。秦汉体制改变了中国的制度，但其文化内涵是从中华文化中自己生长出来的；佛教改变了中国文化，塑造了后世中国的心性，但没有对中国的制度造成明显的影响。今天的中国却面临着双重改变：不仅制度需要突破，文化也有待重建，而这种‘双重突破’中都有西方文明的重要影子。”
杨义教授亦在上海世博会之前，透过利玛窦四百年前的文化交流来看对现在中西交流的启示：“利玛窦由此率先给中国人带来了世界上已开始文艺复兴的‘陌生的另一半’的新鲜信息，这个信息是如此重要，如此令人震撼，使之成为介入中华文明发展的一盏遥远的雾中灯。灯光虽然裹在雾中，但还是值得回忆、回味和沉思。站在今日上海世博会的灿烂阳光下，回眸400年的漫漫长途，难道不可以从中寻找到某种文化启示录吗？”
利玛窦中国传教实践中的其他经验
二十多年辛苦的在中国传教的实践，也让利玛窦总结了自己的不少经验。虽然四百年后中国的情况已很多不同，但这些经验之谈或许对中国传教的事工仍旧有一些启迪的作用。以下是传道报导中所提到的利玛窦传教经验和感受：
在另一本书──1980年的《改变中国》（To change China : Western advisers in China）中，史景迁对利玛窦进行了更全面的总结：1601年，利玛窦获得居住在北京的殊荣。利玛窦与中国的学者讨论天主教教义，巧妙地指出其中的许多主旨均在儒家经典中有所体现。他的博学和正直终于使多名中国高级官员皈依天主教，并得到准许把更多的耶稣会士带到北京。
利玛窦在日记中提到，他一点一点地努力赢得了中国人的好感，举例说，中国的骄傲在于他们发现自己远比周遭的蛮夷之国更优秀，却不知还有更高级的事情，例如天主教以及钟表等利玛窦亲自带到中国的外国技术。（《华尔街日报》）
利玛窦经常提醒会友注意：在中国，“笔”的力量难以估量，“写书起到的作用要胜于语言”。他坚信，道德的主旨会随着他的著作显出生命力，而这也正是他坚持进行文字工作的力量根源，使得他能够以文会友，与人共同著书。其中首推他与徐光启的合作。
利玛窦明白，中国人对信仰的态度比较随便，而且相当实际。无论什么教，有用就信。“当他们的愿望未能实现时，他们也会毫不留情地砸毁这些神像。他们也像这样敬礼魔鬼，希望魔鬼不要加害他们。”
很多年来，利玛窦一直以为，要在中国传播福音，最重要的是皇帝的认可。现在他已经看出来了：获得诏书的努力只是徒劳的。只要万历默许他们住下，也就等同于默许他们传教。“中国的政情与其他国家不同……以人的力量求准在中国自由传教一事是不可能的！……我们可以在这里平安生活，慢慢开教，不必急于获得皇帝的允准；经验告诉我们，官吏多次上书反对我们，想把我们驱逐出境，但是我们仍然安全地在中国居住。……”（1609年2月15日的书信）
无论如何，利玛窦的事业已经向前推进了不少。一方面，天主教的影响逐渐在知识阶层中扩散开来，这为一个变化缓慢的社会营造了适宜的传教气氛；另一方面他在各省的官员朋友成为了一些根基不深的教会的保护，以不至于被伤害和摧毁。他说，“不是欧洲的军队，而是中国的朋友成了教会的主要保护人。”
直至1608年，中国的天主教徒大约达到了2,000名。1609年2月17日，利玛窦从北京发出最后一封信：“我已年老，深感疲倦，但健康尚佳而有雄心，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的工作虽然辛苦，遭受此起彼伏的磨难，但已日渐好转。我感到需要更多的传教士，因为这块园地太大了。但这些传教士务必有耐心、有学识，因为这里的百姓都是修养有素的有识之士。”（《南方人物周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