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有关教宗本笃十六世辞职的铺天盖地的评论里，大多是从人性和政治的角度所进行的猜测。政治角度的猜测显然全是些不着边际的行外话，因为教宗不是政治首领，而是信仰领袖，是在信仰和精神层面说话行事的人。至于人性的因素，教宗自己说得很清楚，他是由于年迈和体力不佳才辞职的。可是人们会问，几千年来，那么多教宗都年迈过，也都体力不支过，比如若望保禄二世，却都坚持到最后，难道健康问题真的能构成教宗辞职的理由吗？如果我们撇开记者们肤浅的喧嚣，而能平心静气地去读教宗的辞呈，我们就会发现，他辞职的理由，不单单是健康问题，还有一个深刻的灵性因素。当然，二者是密切相联的。在教宗提到因年迈和精力不济而“不再适合以相应的方式来履行伯多禄牧职”后，他紧接着说他十分清楚，“这项职务因其灵性的本质，不仅要靠言语和行为来完成，也要靠受苦和祈祷来完成。”
这句话里的每个词都有极重的分量，都值得我们深入探讨，教宗选择辞职的内在缘由或许就表明在这些意味深长的词语中。首先需要清楚的是，伯多禄牧首是一份职务，宗座是一把“交椅”（The Chair of Saint Peter）；那固定不变的是这把“交椅”所代表的职务，而不是接受该职务的人。所以，教宗更替、辞职是极其合乎情理的事；更何况，教会从未规定教宗必须是终身制，非但如此，教会法典第332条还明文指出：“教宗如辞职，其辞职得自由为之，且应适当表明，始能生效，但不需要任何人接受。”这条法律起源于教宗塞莱斯廷五世，他于1294年辞职，并规定上述条例。至于多数教宗都坚持到底的事实，只能说明这是他们的个人性选择，与什么“优良传统”没有任何关系。
其次，教宗本笃十六世也指出，伯多禄牧首职务的本质是灵性的，因而不论是履行它的方式，还是辞去它的行为，都超越了世俗和政治的标准，都不应该从这两个层面来加以评价；即使要评价，也只能从灵性的角度去评价。教宗职务的灵性本质必然要求教宗本身的灵修。在教宗若望保禄一世去世后选举新教宗期间，那时还是拉辛各枢机的他就曾谈到，选举教宗的标准之一是，“未来的教宗应该是一位有灵修的人，一位属神的人”（拉辛各：《真理的合作者》，9月3日）。及至教宗若望保禄二世被选出之后，他再次强调，“新教宗具有丰富的牧灵经验，也是一个博学的人。但最为重要的，即枢机们之所以选他的理由是，他是一位灵修很深的人，一个有信德的人。”（同上，10月16日）因此，教宗履行其灵性职务的方式，与他个人的灵修是分不开的。同样，为能够理解教宗辞职的理由，也得去发现他的灵修走向，尤其是他看待教宗职务和身份的灵性眼光。
“教宗职务因其灵性的本质，不仅要靠言语和行为来完成，也要靠受苦和祈祷来完成。”这就是教宗本笃十六世看待教宗职务的灵性眼光。我们还可在他的就职演说中找到他对其教宗身份的定位：“继伟大的教宗若望保禄二世之后，枢机主教们推选了我这名在上主的葡萄园中耕作的淳朴、卑微的工人。令我感到欣慰的是，天主历来使用和善用不完美的工具，我衷心寄希望于你们的祈祷。”透过教宗本笃十六世就职和辞职的两段演说，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他是主要以“受苦”和“祈祷”（虽然也以言语和行动）来完成教宗职务的“淳朴”和“卑微的工人”以及“不完美的工具”。这难道不正是基督——上主受苦的仆人的形象吗（参依53）？他因而岂不是名正言顺的基督的在世代表吗？
这个结论让我想起资深记者彼德．西沃（Peter Seewald）在他访问教宗本笃十六世的著作《世界之光》里对教宗所讲的话：“您在1977年纪念教宗保禄六世的专题研讨会上，曾谈到教宗所应有的形象，并指出活出此种形象的方法。您引用英国波尔枢机（Reginald Pole）的话说，教宗‘应该表现得像个非常渺小的人’；他应该‘承认，除了天主父和主基督所教授给他的知识以外，他一无所知（在信仰的范围内）’。因此，做基督的代表，就意味着握有一种与世界之权力完全相反的权力。而这种权力并不表现为宰制，乃是用人的双肩去担负超人的重担。如此看来，基督之代表的实际职务，就是背负十字架。”教宗回答说：“是的，今天我仍然认为这是正确的。宗座首席权，从起初就是在殉道‘首席权’上发展起来的。在最初的三个世纪里，罗马一直是基督徒受迫害的中心。为基督作见证，是罗马主教的主要使命……教宗应该时刻准备好看到他所应该作的见证会不被接受，并会成为别人指责的对象。可以说，教宗的境遇就是作证和受苦的基督的境遇。早期所有教宗都是殉道者的事实具有特别的意义。做教宗，不是为做显赫的君主，而是为被钉者作证。”（第一部分，第一章）
教宗本笃十六世非常清楚，伯多禄继承人的这种“受苦”形象，是基督曾经预言给伯多禄的：“你年少时，自己束上腰，任意往来；但到了老年，你要伸出手，别人要给你束上腰，带你往你不愿意去的地方去。耶稣说这话，是指他将以怎样的死，去光荣天主。”（若21：18－19）教宗保禄六世去世后，当时作为拉辛各枢机的他就已经从这位先教宗身上看到了此种形象，他说：“教宗保禄六世生前越来越认为他的崇高使命是实现信仰的‘转化’，哪怕这种转化需要在痛苦中来实现。他放开双手被渐渐地带领到了在本性上他并不愿意去的地方。在整个教宗任期内，他越来越被‘另一位所束缚’，并‘被捆绑在了十字架上’。他将权力的职位看成一种服务，因为他在痛苦中承受了它。”（《真理的合作者》，8月7日）
“教宗职务因其灵性的本质，不仅要靠言语和行为来完成，也要靠受苦和祈祷来完成。”是的，用秒计算的日程，汗牛充栋的案牍，劳神苦形的繁务，世俗社会的嘲讽和指责，教会内部的混乱和丑闻，对动荡之世局的挂虑，对教会之前程的忧心，凡此种种“超人的重担”，都得用他“人的双肩”，用他年迈而孱弱的身体来背负，教宗的职务怎能不是以“受苦来完成”的呢？那么，辞职是对十字架的逃避吗？不，因为辞职及辞职后的生活本身也许就是巨大的十字架，因为即使在辞职后，教宗仍然会在心里，在祈祷中背负着这一切，因为这是全教会的十字架，如果要背，就必须得有能力背起来，不然就是整个教会的灾难，因为，再说一遍，“教宗职务不仅要靠言语和行为，不仅要靠受苦，还要靠祈祷来完成”。
教宗本笃十六世的辞职，至少向我们，尤其向牧者们释放出这样一个信号：不要成为行动主义者，而要成为信赖基督的人！在《世界之光》一书里，当记者西沃问他对圣伯尔纳多写给教宗犹金三世的“教宗当作的省察”有何感想时，他回答说，圣伯尔纳多所写的省察项目的基调是：“教宗不应陷入行动主义！”然后，他接着说：“这些省察项目常常在我眼前，提醒我不要陷入行为主义。”（第二部分，第七章）这意味着教宗不是政治家，也不是活动家，而是信仰者、灵修者、祈祷者，且是信仰者的典范；这还意味着，为尽好教宗职务，需要依靠的不是能力、才华和手腕，而是信德、祈祷和交付。教宗职务的灵性本质就体现在这点上。我们也可从教宗选择取名本笃看出他对教宗职务之灵性本质的重视。维也纳的总主教顺博恩枢机曾透露，教宗之所以取名本笃十六世，一是因为他愿意像教宗本笃十五世那样促进和平，二是因为他愿意追随圣本笃院长，因为后者是隐修生活的始祖、信仰的先锋、欧洲的主保和有大信德的人。教宗本笃十六世甚至把本笃会规的主旨“将基督放在一切的中心”作为他的行为准则。因此，可以说，教宗辞职并不是对教宗职务的放弃，相反，却是对教宗职务的完成——在祈祷中完成，正如他在其辞呈的最末所讲的那样：“即使在未来，我也将全心全意以祈祷生活服务天主的圣教会。”
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教宗辞职首先是一个灵性的选择。因为教宗没有把伯多禄牧首职务看作尊高的地位和绝对的权力来加以把持，他清楚地意识到他“不是君士坦丁皇帝的继承人，而是捕人的渔夫的继承人”（《世界之光》第二部分，第七章），并敢于承认他自己只是“在上主的葡萄园中耕作的淳朴、卑微的工人”，而不是野心不已的伏枥老骥，不是可以独自改变教会的超人；他还明白这份灵性职务对全教会，乃至全世界的重要性，明白“为圣伯多禄的船掌舵和宣讲福音需要有充沛的体力和精神”，所以，当他因年迈和健康问题而无法再以“言语和行动”来继续掌舵时，他能够谦虚和明智地让其它有能力如此掌舵的人来接位。这既是信赖基督的表现，也是谦虚和明智之举，更是对教会及教宗职务的负责。虽然他无力再以言语和行动服务教会，却可继续以祈祷生活来服务；他曾经在痛苦中履行教宗职务，日后仍将继续在心灵里承受教会和世界的痛苦，并会把这些痛苦在祈祷中交付给主基督。这才是不遗余力地服务教会！如果说教宗若望保禄二世是以波兰人的勇敢和活泼的信仰态度完成教宗职务的，那么教宗本笃十六世则是以德国人的理性和谦虚的信仰态度完成教宗职务的；两人都是灵修高深，有大信德的人，也都竭尽全力地服务了基督的教会，至于坚持到底或中途辞职，只是此种服务不同的表现形式而已，正所谓“去留肝胆两昆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