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晓五国语言的耶稣会上海主教金鲁贤逝世，享年九十七岁。他曾被中共关押二十七年，一九八二年回复自由后重振上海教区。他主张教廷与中共打交道，因此而被部分教徒对他产生成见；但梵蒂冈最终亦认可其主教身份。
上海金鲁贤主教去世，享年九十七岁，是近代中国天主教会饱受争议、影响深远的人物。他生长在传统教会，在欧洲留学，通晓五国语言，有精深的神学素养，一九五五年以反革命罪被捕，度过长达二十七年的监禁生活。一九八二年复出后，振兴上海教会。他的辞世标志着一个新旧交接时代的结束，但未来中国天主教会充满更多不确定性。
金鲁贤一九一六年出生于上海一个天主教家庭，少年父母双亡，他进入徐汇公学，发愿当神父，随即进入修道院学习。就在一九四一年珍珠港事件前几个月，金鲁贤与几位修生赴河北献县耶稣会办的哲学院学习哲学，亲身体验华北农村生活的艰苦，人民流离失所，对中国修女任劳任怨的奉献，充满敬佩。一九四四年回到上海，次年祝圣为神父。
生长在那个时代的年轻人都有一腔爱国之心，金鲁贤在回忆录中，每提日本，必称“日寇”。他对外国传教士的感情很复杂，回到上海后，虽然有耶稣会上级欲送他到罗马深造，遭到当时在上海的法国耶稣会士拍桌子反对，说中国人去了欧洲回来就会不服从、不尊敬外国传教士，又说中国人没有资格当神学教授，并指出上海一百年来，震旦大学、天文台、神学院从来没有中国人进去工作过。金鲁贤看在眼里，对这些有优越感传教士做出的言行，内心不是滋味，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教会由人组成，一般人的思想境界总是由其背景、民族思想形态所支配，框框重重，很难越过。”但是他对几位授业师的栽培引导感戴终身。在狱中时天天心中唱的是“耶稣会我的母亲”。
后来，金终于成行，在欧洲学习三年，获得罗马额我略大学神学博士，一九五一年回到国内，遇上反帝爱国运动，宗教必须脱离帝国主义的控制，教会要“自治、自养、自传”所谓的“三自革新”。当时上海区主教龚品梅严格执行梵蒂冈反共指令，与政府对抗，终于导致一九五五年以反革命罪名逮捕神父、修士及教区中重要人士，金鲁贤开始了十八年牢狱以及九年劳改的日子。
因坐牢而逃过文革批斗
也就因为在牢狱之中，金鲁贤逃过了文化大革命红卫兵对所有宗教工作者的狠批武斗。但是那时日夜背诵毛语录，早上一醒来向毛主席致敬，晚上睡觉前要检讨自己，向毛请罪，很像宗教仪式，但是这种人造宗教是用暴力强加的。他曾对宗教前途很悲观，认为在高压统治下，不可能有任何前途。
金鲁贤被分配的劳教工作是翻译，辗转旅顺、北京秦城、河南新乡数地之后，来到河北保定第一监狱担任法文德文小组组长，这个小小的负责人的职务要和公安打交道，却成为后来耶稣会认为他已“变节”的证据。在这段时间，公安部门耐心劝金鲁贤回上海，回复教堂，重办修院，培养神职人员的接班人，终于他接受了，这时他已六十六岁。回上海后，先任佘山修院院长，在一九八五年祝圣为上海区辅理主教，后升为正权主教，为爱国会所承认，但没有得到教宗的任命和批准。在二零零九年的回忆录上卷《绝处逢生》中，他写道：“生命就是一连串的选择……做为耶稣会士，我的标准是‘愈显主荣’，只要为天主有更大光荣的事，我就去做。”他选择与政府当局合作，是为了教会的发展，然而耶稣会认定他是叛徒，金数次到国外访问，被拒之耶稣会门外，使他受到无比的创伤，直到一九九三年情况才有改变。
就算最严厉批评金鲁贤的人，也承认他的“精明”。在他的带领下，满目疮痍的上海教区公开教会迅速回复发展，争取收回教产，教会财政独立，同时借重他国外的关系，带来资源，建立了一百多座教堂、出版社，教友人数超过十五万，佘山修道院成为全国最优秀的修道院。同时，金鲁贤推动当局容许信众恢复在弥撒中为教宗祈祷，使上海成为大陆最早推动中文弥撒的教区。
但是围绕着金鲁贤的争议一直没有停止，有些上海老教友认为在五十年代他与当时龚品梅主教持不同看法，等于是出卖了龚。金鲁贤在回忆录中说到他刚从欧洲回国，目击当时东欧已经红色，西欧知识分子和工人向往共产主义，在这种国际大环境下，冀望国民政府反攻大陆并不现实。他当时建议邀请中国各地主教来上海开个会，商讨应变，为中国教会找出一条应变的路线。从未出过国门的龚主教仓促受命，对于当时极端复杂的情况处理上过于依赖传教士“划清界线”的立场，缺乏为广大教友设身处地着想。比起新教与政府当局打交道的灵活性，他认为天主教会牧者思维显然过于僵化。
中国的天主教会存在分裂的状态，任何与爱国会有关联的神职人员都要面临“正统性”的质问。官方媒体发表金鲁贤做为政协委员的言论，加深了部分外界认为他过于向官方势力低头的成见。金鲁贤与梵蒂冈经过漫长的接触，达成和解。他于二零零五年以主教身份祝圣梵蒂冈同意的辅理主教刑文之，等于向外界宣示梵蒂冈已经认可他的主教身份。次年，受教宗本笃十六世之邀，与另外三位大陆主教出席世界主教会议，但因官方阻挠，未能成行。金鲁贤去世后，梵蒂冈万民福音部秘书长韩大辉总主教表示希望参加他的葬礼。官方讣闻将告别式订于五月二日。
金鲁贤晚年一直受接班人安排的困扰。他曾公开谴责教会的功利和世俗化，认为改革开放后的年轻修士和神父，缺乏当年受迫害时那种激情。二零零五年他祝圣了四十二岁的辅理主教邢文之，他是爱国会与梵蒂冈都承认的候选人，这次典礼意义非凡，被视为是结束地上地下教会分裂状态的一个开端。很可惜的是这位年轻的主教后来因为个人原因离开教会。二零一二年七月祝圣的马达钦辅理主教在典礼上，宣布不再担任爱国会任何职务，随即由主教团撤销任命，此后一直处于被软禁状态，亦未能参加金鲁贤追思弥撒。
金鲁贤有超人的记忆力，他在一九五五年被捕时，所有的日记、信件、个人用品全部被没收，他在《绝处逢生》的回忆录中，对人名、地名、事件的细节都记得很清楚。他很敬重梵蒂冈首任驻华代表刚恒毅，推崇他在中国天主教会本土化上的贡献，此外，他对吴经熊用文言文翻译圣经新约和以离骚体翻译圣咏很佩服。当年他在欧洲留学时的同学中，有不少后来成为世界知名的学者和有影响力的枢机主教。例如著名神学家汉斯．孔，因为质疑“教宗不会犯错”这个教条，被视为离经叛道，曾被若望保禄二世禁止在大学任教神学，金认为他把圣经内古老的启示用现代语言来阐述，不失原意，很了不起。
金鲁贤近年来卧病在床，日常事务由今年一月成立的教区内工作小组负责，对于“后金鲁贤”时代的发展，一般的猜测是几年之内上海区不会有新主教。金鲁贤在世时，与上海地下教会范忠良主教商讨如何促进和解，如今年事已高的范忠良没有了对话的人，和解的前景更不明朗。
金鲁贤二零零七年接受外国记者采访时说：“梵蒂冈认为我为教廷所做的不够，中方却认为我为梵蒂冈做得太多，真的很难满足双方。”这总结了他不平凡的一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