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自由撰稿人耿庆文的文章《梵蒂冈对改革虽有犹豫，但势在必行！》6月7日经由天亚社翻译并发表后，再次在中国教会的读者中引起了不少的讨论和争议。
其实，最近一段时间来，不少教会媒体已经不止一次地发表过“具有争议性”的文章了。就在老教宗于2月28日辞职后，耿庆文就以《再见，本笃十六！——他是伯多禄，不是基督》一文而引发了不少的关注和争议。该文章认为教宗本笃十六在八年的任期内“遇上教会多事之秋”，教廷内部的权斗和腐败现象，特别是去年五月份教宗管家保禄·加布里埃莱（Paolo Gabriele）因泄漏其私密信件而被捕入狱后，“原就不甚热衷行政管理的学者型教宗”在“身心交瘁”、“孤立和孤独”的情况下自动地选择了辞职。但他也认为“本笃十六是一位勇者。他一举扫除了环绕教宗牧职的神秘感，而换之以务实性。今后继位的教宗们，必须要有能力确实地执掌宗座权能。”
也正是结合耿庆文的《他是伯多禄，不是基督》这篇文章和相关的评论，香港的徐锦尧神父在3月24日的《公教报》中发表了《教宗辞职，反省教宗角色》一文，说“教宗无论多么重要，都要把他放在适当的位置上”，而且也总结说“教会是从来都有两派的……都存在着南辕北辙的两个极端。” 时隔不久，陈枢机在其博客中，以《徐锦尧神父，你究竟怎么看教宗的角色？》为题，对他进行了反问，而且还“请教”了他许多关于中国教会的问题。而徐锦尧后来又通过电子邮件的形式对陈枢机的反问和“请教”作了澄清。不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在包括天亚社在内的不同教会网站上全文发表过。
5月8日，耿庆文又在天亚社发表《教宗方济各会否改变神父守独身的规定？》一文，结合世界各地教会对独身制的看法，展望了教会改变神职人员独身制的可能性。而本人也针对此文和相关的评论，不嫌浅陋地写了《还独身和独身制本来面貌》一文，结合独身和独身制的历史渊源，以及个人的切身体会，认为教会适时考虑取消和改变神职人员的独身制实有必要。当然，这些观点和看法同样引发了不少读者的不同反应：支持、反对、不置可否！
5月15日，玛利诺会会士甘伟霖（William Grimm）神父在其《改革教廷犹如把果冻钉在墙上》一文中，呼吁教廷应在行政管理、沟通交流、职能转变、国际化等方面进行改革，以适应新时代的需要。而耿庆文的《虽然犹豫，但势在必行！》则是对甘伟霖神父文章的回应和拓展。
综上所述，近期来的一系列评论和反思文章，虽然常常让中国教会的神长教友们感到吃惊并引发不少的争论和反馈，但在笔者看来，这又是教会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种现象和过程。我在拙文《还独身和独身制本来面貌》的结尾处也说：“不管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本笃十六还是方济各教宗，在面对如此历史悠久且经历复杂的神职人员独身制时，即使他们自己愿意改变甚至取消，也绝非一句话或一篇通谕就能做到。这需要教会上下在这一问题上一步步的共识，任何急功近利和忽视回避的做法都是缺乏历史眼光和客观态度的表现。但不管怎么说，今天在中国教会内能够就此似乎仍然是比较敏感的问题进行公开讨论，在我看来是一个积极健康的现象！”
然而，看到陈日君枢机昨天通过他的个人博客，对耿庆文文章的所持的态度和看法，本人则有一种不吐不快的感觉。
在其博文中，陈枢机首先提及他对“两个月前在台湾以韩德力神父为发行人的‘见证’杂志”上，耿庆文“这位‘博士先生’竟敢批评荣休的教宗本笃”的做法所表达过的“强烈的抗议”。针对上述这篇《虽然犹豫，但势在必行！》的文章，他则以《天主教媒体该这样“多元化”吗？》为题，责问说“这样的文章为稍有信仰感的教友一闻就该闻出它的臭味，怎么会登在我们素来欣赏的天亚社网上呢？难道天亚社换了老板了吗？耿氏的文章只能称它是一大篇‘胡说八道’”。同时，他也批评耿氏“把‘教会的训导’和‘教廷的运作’混为一谈，把圣统制和福音及信众的共识对立起来，又把孔·汉思（Hans Kung）的谬论和真福若望纽曼（John Henry Newman）及阿伟里·杜莱斯枢机（Avery Dulles）的神学见解放在同一层面。”
最后陈枢机又说：“见到‘天主教在线’也把这文章转载了；可幸读者多有信仰感，本能地摈弃这垃圾文章。我们天主教传媒真该多元化到这个地步吗？太浪费我们的时间了！愿兄弟们都站起来抗议！”
我对陈枢机博文不能苟同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
其一，我认为耿庆文并没有“把圣统制和福音及信众的共识对立起来”，他所言所写恰好是在呼吁教会进行必要的改革，以便更好地实践福音的教导并回应信众的吁求。我们应该要明白的是，耶稣宣讲并奋斗的目标是“天国的来临”，而他建立教会的目的也是为了继续宣讲和见证“天国的来临”。在此过程中，我们是需要教会的管理、服务和训导，但如果教会现行的体制和传统，更别提腐败现象，阻碍了“天国的来临”，那对其进行改革不但是必要的，而且是忠于福音精神的具体表现。在这一点上，教宗本笃十六的主动请辞就给我们树立了一个绝好的见证和榜样，而教会历史长河中无数仁人志士的所作所为更是如此！
其二，一个人能否认同另一个人的看法和观点是个人的自由和立场，然而，谁又能以自己的好恶来告诉别人该写什么不该写什么，甚至告诉媒体该发表什么不该发表什么呢？这种做法不是只有在独裁专制的国家和社会中才会存在的现象吗？怎么今天也公然出现在了陈枢机的博文中？而枢机对耿庆文的文章定性为“垃圾”，将天主教传媒刊登这样的文章说成是“太浪费我们的时间了”，并呼吁“兄弟们都站起来抗议”（为什么不邀请姐妹们也是我纳闷的地方）等说法和做法则令我更感不解和迷惑。为此，还期望陈枢机能再撰文解疑释惑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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