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周是上海教区金鲁贤助理主教去世的尾七，代表中国人传统守丧期正式告终。与此同时，上个月上海佘山的圣母月朝圣活动也已落幕。然而，当我们在这四十九天内尝试透过表面平静的中梵关系来看已痛失金主教的上海教区，笔者以为在这平静的背后却是汹涌的暗潮，它很可能会冲击着我们在今年春季因中梵各有新主的产生而对未来中梵关系的憧憬。
在刚过去的圣母月中，笔者再次重温了荣休教宗本笃于二零零七年发表的牧函。他在牧函中不仅提到中国教友对到佘山进教之佑圣母的虔诚敬礼，更将每年的五月廿四日定作“为在中国之教会祈祷日”。然而自那时起，每年五月的佘山已然成了高度戒备之地。当局为了避免信众回应教宗的号召蜂涌至当地，竟成立跨部门小组并对该区域实施交通管制和监控；而今年圣母月的交通管制，据悉是当局惧怕众多教友前往为去世的金主教祈祷，更提早于四月廿七日老主教撒手人寰那天起开始实施。
另一边厢，新教宗方济各在“为在中国之教会祈祷日”前两天的公开接见活动上，特别提醒全球信众为中国教会祈祷，祈求中国天主教徒“忠于祂的教会和伯多禄继承人”和活出“符合所宣认的信仰”的行为，并诵念几段由前任教宗本笃十六世撰写的《佘山圣母诵》。在祈祷日当日，一批中国留学生获邀参与教宗主持的平日弥撒。教宗在讲道中向天主祈求信众“耐心承受，以爱制胜内外的压制”。不言而喻，教宗是以行动在表达他与其前任对中国教会的关怀是完全一致的。
除了四月份对四川雅安地震的人道慰问，这是自教宗方济各三月十九日就职以来，首次公开就中国教会作出令外界关注的发言，但不多不少，以避免让外界产生误会。因此，笔者相信教宗是不想太早对中国教会的情况作出判断。
至于中共政权方面，我们可从金主教去世之后的多项举动来探讨。
首先是官方网站上的表态。金主教四月廿七日去世后，国家宗教事务局于翌日发出唁电并刊登在该局网站上。当天恰巧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贾拉森活佛圆寂，网站也发布了唁电。然而，负责视事宗教事务的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统战部）的官方网站，五月二日转发了《新华社》对佛教副会长圆寂的报道，那天同是金主教的告别礼，但网站至今都没有金主教这位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和中国天主教主教团（一会一团）名誉主席逝世的消息。作为中共“统战”工作最高层级的部门，这样的举动实属可圈可点。
在教区四月廿九日迅速和低调地为金主教举行殡葬弥撒后，五月二日这场面向社会的告别仪式，场面同样令人讶异。
根据当天的新闻报道，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在北京与其他六名政治局常务委员出席了一位党员的告别式。全体常委都出席的这个场合，亡者在党内显然份量不轻，因此，俞正声未有参加他担任上海市委书记时认识的金主教的告别式尚可理解。然而，根据上海《解放日报》的报道，金主教的告别仪式虽说有中央统战部、公安部、国家宗教局等有关方面的负责人参加，但从其罗列的官员名单中，排头位的仅仅是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部长沙海林，而中央统战部正副部长甚至连国家宗教局的正副局长都没有现身，却显得耐人寻味。
笔者翻查《新华社》的报道，曾任主教团主席、爱国会副主席，第九及第十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的刘元仁主教于零五年病逝后，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的告别仪式上，官方出席者包括有中央政治局常委兼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国务院副总理回良玉、政协副主席兼中央统战部部长刘延东，以及“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
说到底金主教是第七至第十届连续四届的全国政协常委，是第十一和第十二届政协委员。若我们比对与他在教会及官方职务级别相约的刘主教去世时的排场，更可明显看出中方是有意冷待金主教──这位获教廷称许的“杰出人物”。
笔者理解有些国内教友每每在提到主教的官方职务时都会嗤之以鼻，认为在告别仪式上，那些官员来与不来与教会无关，不来还更好。不过，我们若不从现实角度去探索教会身处的国度，从而思考、探讨和研究这些举动背后所带出的信息，就会不断重复出现外界对中梵关系走向过于美好的幻象，而国内教众却对教会前景忧心忡忡的焦虑。
那么中方的这一连串动作，我们可以怎么解读？笔者以为这是梵方高调赞赏金主教为杰出人物而中方举牌反对的明示。从中方的角度而言，如果他们同样认同并推崇金主教的贡献，则如何解释令在场官员面色惨淡的“七七祝圣事件”？又如何解释即使在金主教成为官方认定的教区正权主教，甚至成为一会一团的荣誉主席，以至在担任政协常委的二十年间，都无助于中梵双方解开症结从而建立外交关系？
梵方高度赞扬金主教，对上海公开团体而言，自然并非好事，祇会令当局看管得更严，大家祇能低调埋首工作；而被当局安排“学习”的马达钦主教能否走出来履行牧职也再次变得扑朔迷离；中梵双方更难以在短期走出僵局。我们不能忘记的是，这些都是在中共产生新的领导班子后所发生的，而他们与新教宗的产生相差不足二十四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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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张小兰，天亚社香港分社主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