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道员概说
传道员是天主教负责传教的群体。天主教传入中国时，由于神职稀缺，外籍神父不熟悉中国的具体情况，需要 传道员协助工作。一般来说，传道员是从信仰坚定，有一定文化知识以及管理经验的平信徒中挑选；根据传教任务和工作对像的不同，传道员又有男性和女性之分， 本文的重点是对贞女传道员进行讨论。
传道员（catechist）“是为已领洗的教友，是圣教会的义子，”(《传道员规 则》，1934，p.441)同时也是从事教理讲授的人。初期教会认为所有的基督徒都有讲授教理的责任，但从教父时代起，除少数优秀的教友，教理讲授主要 由神职人员担任。宗教改革之后，教会重新开始重视教理讲授，并鼓励平信徒参与其中，如十九世纪的德国出现了很多讲解教理的教友善会，定期讨论、研究、出版 要理期刊；奥地利还发行了传道员杂志。(林淑理，2007年，页21、27)。
中国教会在发展中也逐渐把平信徒讲解要理引入自身体系，但早期的传道员多为男性，他们跟随传教士外出， 协助传教士阅读中文文献，撰写有关教义的读物，其中有优秀传道员转为神职，如罗文藻（1616-1691），在利安当神父（方济各会士）的影响下受洗，成 为传道员，后献身天主，成为中国教会第一位国籍神父及主教。
传道员需具备一定的学识，“每天要用心读书，新传教员，更当预备月考，老传教员一年考四次，考场在传教 学校，无论如何定须考试……希望每日读四小时或五小时书，预备道理，最好造定功课表。”传道员“衣装饮食，不可繁华，随各处乡风，但求清洁而已。”工作方 面，传道员有‘圣事册’，项目有“会堂、村庄、姓名、圣名、亲戚、代父母、生日、领洗日、代洗者以及婚配、送葬等圣事。”还要备日记本（记传教事）、教友 名册、圣事册、赈目册。四册在每月至教堂报告神父。在神职稀缺的情况下，传道员的工作十分繁重，有时还需要帮助教友处理婚丧等事宜。(《传道员规 则》，1934，p.446、448、449、450)
为了信仰而度独身生活的贞女都具有传教的意识和理念，都有为教会工作的热情，但是，传道员是一项严谨而 规范的工作，候选人必须经过系统的教理知识训练，因而本文所讨论的“贞女传道员”，主要指那些接受过训练，具有传教资格，文化程度较高、且把毕生精力投身 于教会传教事业的贞女。
贞女传道员的产生及资格认定
明末以后进入中国内陆的欧洲传教士对女性传教十分谨慎，大凡有条件的教会，分男女教堂，或用布幔将两性 分隔成两个空间。中国社会严格划分两性活动范围，妇女“生活在对外隔绝之中，所以（传教士）和她们接触，给她们讲道，非常困难。”(燕鼐思，1976，页 81)“隔离”式的传教效果仍不理想。
独身的男性神职人员不可能接触中国女性，更遑论对女性的传教；因此，启用女性对女性的“传播”，将是一 种有效率的安全模式。由于已婚妇女有家室拖累，从独身女性中选拔传道员成为教会发展的必然。明清之际，有些贞女已经产生了朦胧的“使徒”意识，北京城内一 位在贵族家中作婢女的贞女，曾向周围的女性传授天主教信仰。(殷弘绪，2001，页206-207)
但这种工作不太规范，由于没有接受严格的培训，这些贞女尚不能说是真正意义上的传道员。清中叶，道明会 传教区的贞女才开始给妇女讲解要理，并遵守生活规则；(燕鼐思，1976，页45)在四川，“星期日男女聚在一起时，她们（贞女）担任领导念经和唱歌的角 色，并且她们给大家读圣书，或甚至像神父一般给人讲解教义。”(燕鼐思，1976，页110)参与教理讲授的贞女已经开始扮演传道员的角色，但此时教会培 训工作尚未全方位展开，贞女传道员的影响十分有限。
贞女传道员是整个贞女群体中的一部分，她们必须接受神学、圣经、教理教义以及各类文化知识的训练，因此，产生于贞女中的传道员，是贞女中的精英，教会的骨干。
一般来说，教会选拔贞女传道员，工作能力和文化水平是基本要求，同时也考虑性格的稳健与成熟等多种因素。以山东教会为例，贞女传道员的甄选就非常严格：
最好、最有能力的贞女，作为要理讲授员给新教友讲课。在我们代牧区的规章中，女教理讲授员的年龄必须满三十六岁，她们承担着对女性慕道者的授课任务，按照 民间习俗，这项工作不可让男人来做。……在慕道者和外教人的眼中，贞女教师有很高的声望，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贞女的身份，她们接受了良好的、科学的训练， 为人们树立了很好的榜样。我们有很多年长的贞女，她们用一种值得效仿的方式去工作，并且为了她们的圣召而献身。通过她们的榜样，促使很多新教友的女孩子希 望将来做一名贞女，对此，这些新教友的父母也同意她们女儿的选择。(Lange, 1929, p.101)
贞女传道员是如何炼成的？
清中叶禁教之后，欧洲传教士的活动受到限制，启用传道员以弥补欧洲神父无法工作的缺陷，是清中期教会的一个特点，其中贞女传道员充分发挥了她们的聪明才智。规范有序的贞女传道员培育开始于四川，法文资料记曰：
一七七三年，可敬者慕雅神父来到四川。来四川前他已经在法国创立了一个修会，这个修会将致力于中国乡村贫穷女孩的教育，为让这些孩子脱离无知与愚昧，四川 博主教（POTIER）任职时，便开始思考建立一座女子学校。……博主教自任小学教师，挑选一些年轻聪明又信仰虔诚的女孩，培育她们灵修生活，给她们上 课，编写并提供简易教材。(Gourdon, 1909, P. 267)
十八世纪下半叶，四川教会已经开始积累贞女传道员挑选与培训的一些经验，其中积极支持与推动者当数梅慕雅神父。梅神父“清楚知道天主教贞 女所具有的潜力，于是将对外福传的使命委托她们，并由于她们的帮忙，一间小规模的女子学校才得以建立。”(沙百里，2005，页231)梅神父的法国同仁 艾神父（Gleyo）针对这样的授职而提出建议： “我们的基础应该建立在虔敬与对圣母的奉献之上。如果有权决定，那么我就将之称为‘童贞荣福孝女会’。”(沙百里，2005，页232)梅神父培训贞女的 理念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纯朴、全心遵循圣意、神贫和善行，(沙百里，2005，页232)并在此基础上挑选贞女传道员。
由于教会处在秘密活动之中，且师资力量短缺，贞女传道员的学习、培训很难达预期之目标。根据这种状况， 罗马传信部于一七八四年作出规定：“传教士们要努力创建初学院，在学校里，贞女不但能得到为担任女传教员的责任所需要的知识，而且也能得到修会的训练。” (燕鼐思，1976，页173)
贞女学校：贞女传道员的陶成所
一八三二年，罗马传信部颁布了贞女在传教中应该担负具体工作的文件，“这个文件是传信部按照教会法 252条 (can. 252 CIC) 拉丁礼教会传教事业的最高指导所制定的。”(Weber, 2002)在教会高层看来，以欧洲女修会的培训方法为模版，将贞女集中进行培育，并注入“服务”和“责任”的精神，或许是一种更加理性、更加完善的策略和 方法。训练贞女传道员服务教会的理念，最终随着国门洞开，近代不平等条约的签订而得以推行与实施，各教区开始创办贞女学校。一八五五年，管理江南教区的耶 稣会士Luigi Maria Aica 在上海附近的华塘（Huang Tang）将那些献身于传教事业的贞女们组成一个团体，一些教区也相继仿效，情况如下：
除了提高贞女的道德品行生活，教会也强调知识的培育。如同对男性讲道员一样，教会也建立了贞女学校。一八五五年，薛孔昭（P. Sicca S.J.）在江南传教区开始了贞女的培训工作，继薛孔昭之后，鄂神父（P. Gonnet）对九位贞女培训，以使这些贞女能够在将来为其他女性上课，以保持一个适当的对非基督徒进行皈依的力量。在直隶，教会继续这方面的工作。一八 七六年，鄂神父（P. Gonnet）在献县（Hien-hien）建立了一个学校，之后，又在魏村（Wei-ts’uen）建立了第二个相类似的学校，通过提高贞女的文化品 质，使她们赢得非基督徒的尊敬和声望。贞女还学习中国古籍，但却没有解释意义。贞女们还学习医学方面的知识，一八五七年，巴黎外方传教会的童保禄 （Perny）在贵州（Kweitschu）建立了一个培训贞女的学校，一八六四年有学生二十六名。(Beckmann, 1931, p.86)
鸦片战争之后贞女传道员的培训目标朝着复合型、技术型人才方向发展，培训方法是集中学习，凡是有志于从事福传工作的贞女必须离开家庭，因 为传道员是跨地域的工作，住家型的贞女无法胜任。贞女接受培训的年龄和时间，各教区也有所不同，一八九二年直隶东南部设有培训贞女的学校，“学生年龄在二 十岁以上，这些准备担任女传教员或老师的女孩子，应该修完五年课程，接受宗教书籍的彻底训练。为其他学生，这个初学院只有两年至三年课程。 在贵州监牧区，初学限为两年至三年，以后这些贞女被派往学校与女望教者听道处开展活动。”(燕鼐思，1976，页173)至十九世纪末，培训贞女的机构在 各个教区几乎都能见到，这些培训学校“最重要的任务是传播给学生们信仰的精神和实际的灵修生活。”(费尔希，2006，页11)
快速提高文化知识及独特的传教方法
为了让贞女尽快提高文化水平，有些教区采用古经字母识字法来提高贞女的文化程度。如韩宁镐主教在创建圣 家修女会（国籍修会）的同时，又组建了“在家贞女传教会”，这些准备担任传道员的贞女没有受过太多的教育，不能阅读中文，但是她们能够读罗马体书写的圣经 和中文祈祷书，她们使用的字母表称之为“古经字母”，通过这种方法，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的学会汉字。所有的贞女（按：指圣言会管理教区的贞女）都认识字 母表，那些培训贞女的传道员也认识。这些妇女能够用这种罗马式的中文相互写信。中国另一些教区也使用这种方法，如福建，这种罗马式的识字方法开始较早，可 能在明朝徐光启时代就有了。(Leeb, 2001, .p.31－32)清中叶马青山修定的《童贞修规》(第十七至十八页)有“教书要法”规定：“教字时，要破解意思……姑娘的责任是教众学生无偏爱，教穷人 如富贵的，教懵懂的比有明悟的更切心，一个都不丢。”一七九三年主教牧函也涉及贞女传道员的工作权限及传教方法： “她们不应以神父在弥撒中讲道理的方式来讲教义，却只能以谈话聊天方式讲教义。她们不能给男人讲教义，但若有死亡危险，又无合适人员在场时，不在此限。” (燕鼐思，1976，第111页。)考虑接受者文化程度较低等因素，贞女传道员的传教方法强调对话而非说教，“对话”的形式轻松活泼，更适合妇女和儿童的 心理特征。
一七八四年，教廷对贞女传道员的年龄、才能等方面作出规定： “讲授要理的贞女的年龄应该超过三十岁，并且在德行、知识和智慧等方面超过他人。”(Coll, 1907, p.351.)一七九三年，冯若瑟主教“又另加了一些规定：负责给女望教者讲道理的女教师，不得小于四十岁；此外，她们该具备应有的知识与明智。”(燕鼐 思，1976，页111)近代以后，各教区在挑选贞女传道员的过程中，都要遵循或参考教廷的意见，但在实际操作中，对年龄要求存在一些差异，如“在山东北 部的济南府，贞女传道员至少要三十六岁。”(Tiedemann, 2008，p.511)教会认为：成熟的传道员需要经过时间的考验，才能理性地处理复杂事务，承担艰钜的工作。
贞女传道员的类型：住堂型与巡回型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不断有新的修会进入中国开辟传教区，快速发展的教务导致教区人手紧缺，以圣言会为 例：一八八零年，第一位传教士安治泰（Johann Baptist Anzer，1851-1903）进入中国，他发现寻找合适、称职的传道员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三年之后，正在山东传教的安神父仍然没有找到合适的女传道 员，他说： “我没有女传道员来教导妇女，如此产生了问题。在泰王庄一个十岁的女孩担负起这个工作。”(周华德，1996，页64)
由一个未成年的女孩子充任传道员，可见圣言会传教伊始之艰难，这种状况直到一九零五年圣神会修女进入山东等地，开始对本地贞女进行的培育，安治泰当年的窘境才告结束。
圣言会培训贞女的学校起初设在坡里庄，为了吸收更多立志守贞的女性入学，学校迁往济宁。随着学生的增 多，学校延长了学习时间，增加了学习内容，特别是添加了自然科学等方面的课程，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米格，1997，页49)就贞女传道员的工作模式 来看，最初为住家型，早期承担传教工作的贞女多住家庭，此后教务发展，工作模式主要分为两种：一是巡回传教型，以一个大的堂口为中心点，然后向周边地区派 出传道员，这种类型以上海献堂会最为典型；二是住堂型，即贞女传道员固定在某一个堂口或堂区，神父仅在主日主礼弥撒，传教姑娘成为这个堂口（堂区）的事实 负责人，平时的工作是组织女信徒学习教理，管理教堂杂务，开办儿童要理班等。
住堂型贞女传道员弥补了传教士人手不够的难题，晚清以后，这类贞女成为协助管理教堂杂务，发展新教友的 重要力量。关于这个群体的一些基本情况，清代档案多有记录，如江南川沙厅一带计有二十四座教堂，其中十一位姑娘管理其中的十二座，其余为中外司铎管理。 (《教务教案档》第六辑(二)，1981，页810、811)区区一地，有如此多的贞女以堂为“家”，说明晚清以降天主教的发展以及贞女传道员的增多。
一位姑娘管理一处教堂（亦有兼管两处以上）似乎是晚清以降教会的特点，但亦有贞女团体、慈善机构与教堂 连为一体的情况。如嘉定“北路娄塘镇……有法国人购地建设天主堂一所，内洋式大厅并六大间，设为天主堂，旁有男女塾室及接婴处、更衣所等，共计四十六间， 另有毗连靠街市面瓦楼平房三十九间，均系租人开店居住。共计华洋瓦楼平房九十一间。现查教堂内住童贞女，系法人乔总铎管辖。”(《教务教案档》第六辑 （二），1981，页846)此处显然是一个大的堂区，教堂住有贞女团体，因办有学校及育婴堂，需要独身女性在此工作，其中也不乏担任传教任务的贞女传道 员。
工作报酬之比较
教会拟定的传道员规章，并没有严格的性别区别，比如关于传道员的基本素质：马青山主教修定的规章认为： 传道员应具有谦虚、忍耐、爱人的美德。古拉认为牧职者需要具备五种德行：神圣（holiness）、爱德（love）、值得信任 （trustworthiness）、利他主义（altruism）、明智（prudence）。(林淑理，2007，页270-271)王守礼主教编订 的《传教员手册》第三章要求传教员应具备“威信、清白、热忱、榜样、勇敢、乐观、明智、乐善”等优秀品质和操守，对所有传道员的要求，基本标准应该是相似 的。
男性传道员（主要是陪伴神父外出的巡回型传道员）因有家室，需要一定的经济收入来维持家庭成员的日常开 销。虽然男性传道员有一定的经济收入，但真正愿意承担这一工作的人并不多见，直到晚清，神父寻找一位合格的全职传道员（指“巡回”型）十分困难，一位圣言 会士在信函中述说了山东传道员的情况： “三十至四十年前基督徒不多，一位传教士要管理一至五个教会，所以，一些堂口的信徒常常自己管理自己。传教士每月拜访巡视堂口，与教友待上几个礼拜。今天 不可能知道那个时候最高的生活费是多少。雇一个好的传教员是比较容易的，每个教会都有一个传道员，他一个月可以拿到一两块钱。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在山 东，天主教信徒从一百五十位上升至十五万位，其他教区也是如此。但我们的传教方法没有改变，因为我们没有更多的传道员，仅仅只有一位既不会读也不会写的虔 诚农民，去对教友进行教理和祈祷方面的培训。传道员中有一些人可以讲道，但由于得不到教友的尊重，不可能去要理学校很好地授课。我们每个月付给他们两三块 钱，但这些人只是冬天才和我们在一起，夏天他们要干农活。因此，我们希望得到可靠、优秀、受过教育的传道员，必须提高他们的薪水。”(Stenz , 1928, p.306)
教会的发展促使传道员的管理体制逐渐规范与完善，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对传道员的职责、工资待遇等作出 相应规定，因此，《传道员规则》对传教员作出如下要求：“传教士（员）尽传教的本分，应当得相当工价，工价虽不多，因为圣教会的钱是从捐输来的，但可足给 妻室儿女生活就够了，若不尽本分，随时可以减其工价，若更有另外热心工作，亦可希望加以特别之工价，每月发薪时，当请神父在帐目册子写明，但我们的工作， 不单为工资的奖赏，第一为天主及圣教会，永远的赏报。”(《传道员规则》，1934，页450-451)
随着教会经济实力的加强，清末民初圣言会管辖的教会发给男女传道员（包括孤儿）一些补贴，大约一个月五至六个德国马克，但传道员们经常将他们的收入“给了最需要的病人和老人，或者给小学，或者用于建立小堂祈祷所。”(费尔希，2006，页241-242)
一般来说，《传道员规则》中关于“工作报酬”的规则主要针对男性传道员，与有家室的男传道员相比，贞女 传道员的工作安排和调动则相对容易。如山东贞女传道员的“工资比男性同事要低，因为贞女不需要养家糊口，自己消费还有土地……优秀的贞女还把自己的收入奉 献出来，比如，为了传教需要，教堂装饰等。一般情况下，如果一些传教士有经济困难，贞女全部或部分将她们的收入献出。”(Lange, 1929, p.101-102.)
贞女传道员的工作虽然报酬低微或者零报酬，但她们将微薄的收入奉献教会，以表示其工作理念。如上海的贞 女传道员无偿为教会服务是教区的传统，她们“一心一意为教会服务，不拿工资，义务劳动，做手工活儿养活自己。一生奉献给教会。”(金鲁贤, 页15)贞女传道员的无私、服务是以奉献精神作为支撑，对于这些伟大的女性，“教会不应忘记她们。”(金鲁贤，页15)
为最小兄弟服务并成为道德榜样
贞女传道员在教会扮演的角色反映在多个层面——传教士与女信徒之间的纽带，儿童灵性生活的启蒙老师，教会公益事业的骨干，教务活动的参与者和组织者等。由于传教姑娘主要在乡村工作，容易接触中国的底层社群，在推动教务发展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以传教为己任的贞女传道员在文化程度、工作能力、吃苦耐劳以及承担责任等方面比一般服务堂区的贞女要求 更高，但这并不等于传道员就是高高在上的要理教师，《传道员手册》第七页对此有特别的要求：“给孩子们预备初领圣体，劝勉那些冷淡或信德摇动的女教友们， 装饰祭台。”从最平凡、最细微的小事做起，深深扎根于草根社会，是“传教姑娘”迈向成功的第一步。由于进入乡村传教的神父有限，依靠传道员承担乡村教会的 服务是教会的明智选择，因而“传教先生”多是已婚男子，这样的身份背景比较方便，也能够比较稳妥地完成工作。但是，信徒中的女性永远是“大多数”，启用贞 女传道员担任传教工作，不仅成为教会发展的趋势，也是教会运作的一大特点。
贞女传道员多活动在中国贫困的乡村，她们服务的对象是妇女和儿童，是那些最需要帮助的“最小兄弟”。贞女传道员用她们掌握的医学知识和技术，通过走村串户的形式，将基督的爱，送给那些远离现代文明的贫苦的兄弟姐妹。
中国特殊的文化习俗需要更多的传教姑娘服务奉献，正如燕鼐思所说： “在严守男女之防的中国社会，贞女的存在实际上有其必要性，她们是给妇女讲道，带领妇女宗教活动的必要人。”(燕鼐思，1976，页111)贞女传道员群 体的人数一直呈上升的趋势，直隶东南代牧区是信徒较为集中的地区，一九零六至一九零七年传教先生和传教贞女共有一千零四十八人（没有分离出男性与贞女传道 员）；(范文兴、耿永顺等，2005，页111)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贞女传道员超过男性：“在各堂口，各公学、各小学，各婴女院中，教书或训蒙先生共计男 先生六百二十，守贞的女先生六百八十。这是本教区内，在传教事务上，最有用的帮手，他们勤劳奋勉，发生了美满的效果。”(刘钦明，1938，p.817)
贞女传道员作为平信徒所发挥的能量，以及她们的实际行动赢得了教友们的肯定和神长们的赞许。如贵州贞女 传道员林昭被派遣到郎贷地区的苗族村传教（一八五四至一八五六），对于她的工作，代理主教童文献（Paul Perny）说道：“如果没有她，这站口根本不能维持。”(沙百里，2005，页236)德国圣言会主教韩宁镐也在报告中说：“在欧洲教会中，人们在这几 十年以来越来越强调平信徒的重要角色；我们在华的传教事业可以在这方面感到很满意，因为它虽然很小和贫困，但它以杰出的方式利用了平信徒的贡献来传播基督 信仰。如果没有男传教员、女传教员和会长们，还会有什么传教活动呢？但是，这些人都是平信徒。”(费尔希，2006，页109)
近代以后，由于传道员的学习和培训日渐规范，其文化程度、教理、神学等理论素养也大大提高，以山东的传 教姑娘为例，她们“在授课中很到位，准确。男女慕道者的课程是一样的，一般来说，贞女传道员在热诚、献身、榜样方面的举止行为，超过男性传道员。” (Lange, 1929. p.101.)
传教士们的赞誉和肯定，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贞女传道员敬业克己的精神，其工作丝毫不逊于她们的男性同行，她们用事实证明，传教姑娘“是信仰的最好仆人，她们从事的传教工作成为赢得新信徒的主要力量。”(Entenmann, 1996. p.186.)
贞女传道员的表现以及所释放的能量，折射出天主教的发展趋势，二十世纪初，教宗本笃十五提倡独身女性服务教会与社会，并对贞女的传教工作给予充分的肯定：
有不容默而置之者，厥惟妇女自教务开创之初，即殷勤辅助翼戴，福音开道之先驱焉。其尤足称赞记住者，即自献于天主之贞女。贞女辈靖恭奔走于传教之区，委身 于教育儿童及各种慈善之举者久矣。余兹愿称述其功勋者，使其立功于圣教会，愈益振奋精勤而已，然当详确无疑者，愈刻意勤求一己之修成，则所作之工亦愈占胜 利也。(教宗本笃十五世《夫至大通牒》（Maximum Illud）页9。)
贞女传道员是“最有能力穿透文化的阻隔与人沟通”(乐培霓，页111)的女性，她们以“作盐作光”为道德根基，以“自献于天主”为神学思考，以牺牲、清贫、服务为生活理念，为平信徒们树立了道德的榜样。
参考书目：
- 《传道员规则》，载《教务丛刊》（Collectanea Commissionis Synodalis）Majus-Junius,1934
- 林淑理：《传道员的故事》，台湾光启文化事业，2007年。
- 燕鼐思（J.Jennes, C.I.CM）：《天主教中国教理讲授史》，粟鹏举、田永正译，台湾华明书局，1976年。
- 殷弘绪，“耶稣会传教士殷弘绪神父致本会杜赫德神父的信”（1726年7月26日），载[法]杜赫德编：《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第三卷，朱静译，河南郑州，大象出版社，2001年。
- Lange, Vitalis, O.F.M., Das Apostolische Vikariat TSINANFU. Franziskanische Missionsarbeit in China. Werl, 1929. .
- Gourdon, Francois-Marie, “Les Viergex de la Province de Su-Tchuen”，In Annales de la Societe des Missions Etrang?res 1909,. Paris, p.256-269.
- 沙百里：《中国基督徒史》，耿升、郑德弟原译，古伟瀛、潘玉玲增订，台北，台湾光启文化事业，2005年。
- Weber, Anton,“Laien in China als Hoffnung－strager im Wandel der Kirche”: Vortrag beim 18. Steyler China-Treffen am 25. Oktober 2002 in Nitra.
- Beckmann, J, Die katholische Missionsmethode in Chinain neuester Zeit (1842-1912), Geschichtliche Untcrsuchung uber Arbeitsweisen, ihre Hindernisse und Erfolge, Verlag des Missionshauses Bethlehem Immensee (Schweiz), 1931.
- 费尔希（Hermann Fischer）：《奥古斯定·韩宁镐主教传 一位德国人在华工作五十三年》，2006年，台湾圣家献女传教修会。
- Leeb, L., Chinese Catholics and Priests Perceiving the SVD and SSpS Mission in China, Steyler Missionswiss Institute,2001.
- Coll. S.C.P.F., Collectanea S. Congregationis de Propaganda Fide seu Decreta, Instructiones, Rescripta pro apostolicis Missionibus. 2 vol. Rome, 1907, p.351. 1784年4月29日传信部答覆范益盛主教的信函，罗马传信部藏件。
- Tiedemann, R.G.., “Controlling the Virgins: female propagators of the faith and the Catholic hierarchy in china”, Women’s History Review, Vol.17, N.4 , September 2008.
- Ortrud Stegmaier SSpS, “MISSIONSDIENST AM EIGENEN VOLK, Die Heranbildung einheimischer Ordensfrauen durch Steyler Missionare und Missionsschwestern,” VERBUM SVD; Vol. 16－1975，ROMAE APUD COLLEGIUM VERBI DIVINI.
- 周华德（Walter A.Joyce,SVD）：《天国的拓荒者》，薛保纶译，台湾天主教圣言会，台湾，1996年。
- 米格：《真福福若瑟神父传》，薛保纶译，天主教圣言会，台湾，1997年。
- 《教务教案档》第六辑（二），光绪二十二年至二十五年，台湾，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1981年。
- 《传道员手册》，王守礼着，张帆行译。原件藏上海档案馆
- Stenz, G..M., S.V.D. “ New Working Methods” , Catholic Mission, May, 1928 .
- 金鲁贤：《绝处逢生 回忆录》（上卷，内部发行）。
- 范文兴、耿永顺等：《景县（衡水）教区史资料汇编 1939-2002》，台湾辅仁大学出版社，台湾，2005年。
- 刘钦明（LECROART S.J.,），“为献县教区成立75周年教区主教函”，载《教务丛刊》（Collectanea Commissionis Synodalis，Junius- Julius-,1938，北平公教教育联合会出版。
- Entenmann, R.E, Eighteenth Century to the Present, Edited by Daniel H. Bay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 教宗本笃十五世《夫至大通牒》（Maximum Illud），1919年11月30日颁发。
- 乐培霓（Penny Lernous）着，刘喜玲译：《心火熊熊——玛利诺修女们的故事》（Hear on Fire, The Story of the Maryknoll Sisters），台湾，光启文化事业，2003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