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月一日是将临期第一主日，教会以“醒悟”为题，提醒我们教友要醒悟，准备迎接基督的降生。在香港，那天也是天主教会的商讨日，我们亦可视之为保持觉醒、妥善预备的一种。笔者当日亲见约一百六十位教友，聚首讨论“普选”的意思，分享彼此的期望，尝试实践参与式的民主。这次的参与促使笔者反思醒悟与商讨的意义。
在笔者的经验里，要醒悟而保持之是困难的，原因有三：一、人是软弱的，保持觉醒需要用力，容易令人累，情况就如门徒与耶稣在革责玛尼园时，耶稣祈祷但门徒都睡去。二、醒觉有时是痛苦的，鲁迅著名的“铁屋”比喻，在在说明了醒悟是相当残酷的——要眼睁睁地看着自己死去，这相比起在睡梦中窒息而死，相信痛苦得多。三、不认为保持醒觉是重要的，例如门徒未必懂得祈祷的重要，或不晓得耶稣苦难迫近，因此选择随肉身需要而睡去。
笔者认为商讨日回应了这三种困难。笔者在分组讨论时，听见理念可能相近但政见未必完全一致的教友，分享自己对普选的见解，甚至对一些方案提出忧虑，同时靠彼此的付出作了一些澄清与思想交流。人确是软弱的，靠着这份协力，保持醒悟就变得较不那么累人，亦增加了冲破铁屋的机会。是次商讨日亦透过讲座形式，深化我们对“非暴力”的思考及诠释，在纷扰中加强我们当先知职的识见与智慧。
如果将临期的醒悟是为了迎接好消息，那么我们教友参与商讨又是为了预备什么呢？除了为准备一个更合乎大多数人的普选推行方案之外，我相信是为应变行动寻求共识，建立团结、支援公民社会的风气。笔者曾于二OO五年与亚洲区包括新加坡、日本、南韩、马来西亚等天主教大专学生，一同参与反世贸工作坊并走上街头观察、接触与抗议。犹记得反世贸达到高潮、湾仔被称为“沦陷”的那天，笔者就在湾仔码头附近，由早上开始一直观察及参与抗议，到了形势突然变得紧张，警方在路边不断架起铁马时，我选择了马上“逃离”封锁区——铁马把我围住在内，我是半爬半攀地“逃”出的。回想起来，我那时的反应是出于对抗争者（主要为韩农），及其抗争手段或预期的不认识。由于我无法掌握抗争者下一步打算怎样，摸不清楚彼此及自己的底线，结果就是走为上策。这件事让我深刻反思到，愈多心理上的准备、与同行者的沟通，就愈能为社会行动者提供力量；内心有个较结实的底，实践行动时亦较有条理与默契。
每个教友都有自己回应社会的方法，可以是直接参与行动；可以是透过建制提供的机会，例如今次于谘询期内向政府提交建议案；亦可以是祈祷。无论是哪一种，醒悟与积极（提前）准备都是至关重要的，这是为什么将临期第一件事就是醒悟，接下来就是悔改。希望在二O一三年的将临期内，教友的静思能包括对民主、自由、和平与公义这些社会幅度的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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