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O一三年即将完结，一四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一百周年。战争不值得庆祝，然而真福若望二十三的《和平》通谕发表了半个世纪，则值得纪念。
今天，教会致力宣扬和平，要恰当地回忆战争，实属难事。
《和平》通谕一九六三年发表后，即广受世人注视。《纽约时报》全篇刊登；时任苏联总理赫鲁晓夫（Nikita Khruschev）也欢迎它；联合国更举行三天会议探讨此通谕。
五十年过去，一股新的、对和平的威胁正渐抬头。今年十月于梵蒂冈举行的三天会议，就是讨论现今对和平的威胁，包括宗教自由（或没有自由）的问题、对天然资源极度开采、歪曲生物科学用途，以及完全相信武装能防御国家安全。
宗座正义和平委员会主席图尔克森枢机（P. K. Turkson）总结此关乎人权与公益的课题时，指出上述威胁不仅存在于个别社会，在全球均有出现。
这教人重新反思何谓爱国。此新形式的爱国也正如美国总统肯尼迪（J. Kennedy）所言：“不要问国家为你们做些什么；要问你们能为国家做些什么。”然而在全球化下，爱国——不是只拥抱自己的国家。
诗人麦考利（R. Macaulay）反思：为何“爱国家”比爱自己的村庄、爱自己的家庭更好？是国家比较大吗？若然，我们的洲陆比国家大，还有我们的地球。
政治人物常把“爱国主义”作为民族战争的藉口，就如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英勇的士兵给当时无能且冷淡的领导所带领。纪念战争时，我们要记起当中的勇毅和英雄气慨，但也不要忘记内里的目盲耳聋及自高自大；表扬英勇士兵的同时，也要为发起战事者的傲慢而羞耻。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教宗本笃十五世自始也反对争斗中出现的仇视，他遭受漠视与嘲笑。一九一七年他提出的和平计划，亦受嘲讽。多方领袖不是愤怒便是沉默──英国不回应教宗的公布；美国叫他勿管闲事；英国主教也非议他们的教宗，说“不爱国”的行径令他们尴尬！
《和平》通谕的出现，却赋予“爱国”一个更广更阔的概念，为所有善良的人、教徒或任何人提供一个更合理真实的选择。
教宗若望二十三世呼吁各国裁军，他支持联合国作为解决国际冲突的权威。他鼓励国际间推动经济合作。这为仍在学习相互依存的世界，提供一个有远见的建议。一个新秩序在欧洲固有的阶级社会内渐渐出现，教宗若望更向当时的政府阐明，他们对社会上较不幸的一群人士所应负的道德责任。
新的爱国者应该是世界公民，他们不只爱自己身处的村庄及国家，而是全世界，甚至推展至整个地球及存在于此的人与万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