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从近几年的富士康跳楼案、女硕士过劳死,到目前毕业时节,学生连续自杀、父母扎堆离婚,理想与现实、事业与生活该如何平衡?人们真正真实而自由的活过多少?歌德有语“世界上最荒谬的事是不知生之为何”,国学、哲学教授傅佩荣便建议国人学印度人把生命分阶段,用上帝的眼睛看自己。(凤凰网文化讯 记者吕美静)
没有人能看清真相 观念背后有权力
凤凰网文化:你讲的故事特别有意思:“在美国做过一个调查,问如果可以隐形的话,你要做什么?……结果美国老百姓很诚实,接受访问的民众80%都说要抢银行。”好就好在这个故事,讲出了另一个故事--为什么美国人很诚实,而中国人很犬儒?中国文化的传统也是讲究“中庸”的,所以这个现象源于自古的传承,还是现在的经济社会造成的呢?
傅佩荣:有关“诚实地回答”这类问题,我们中国人好面子的原因就是受儒家思想的某种影响,儒家强调要有“羞耻心”--个人的行为、表现没达到社会预期标准就觉得很不好意思,所以很注重面子,讲究人情。西方人只觉得自己是一个人,无名无姓的小人物,你问我我直接说,不用客气;但是中国人要顾及别人对自己的看法,而且他并不知道什么叫真正的“隐形”。
这个故事后面还有另一个古希腊故事,柏拉图说:一个人牧羊遇到地震,看到地面裂开,就到地下去挖了个棺材,棺材里面有一个人,手上有一个戒指,戴上那个戒指后可以隐行。电影《魔戒》中可以让人隐形的戒指也是从这个故事里来的,西方人有这样的背景,所以他常想,如果可以隐形就做真正的自己--毫不客气地破坏所有规范。因为人的本性跟社会性约束有着紧张的关系。
你刚刚提到一个词叫“犬儒”,在西方,“犬儒”是指希腊时代的一派哲学,基本上是说人只要有一种德行修养就好,不要装腔作势,有点讽刺意味。还有“中庸”,做事总要四平八稳,让别人不会觉得我这个人是有问题的。说实在的,有时候外表越是表现得客气内心里面却有更多复杂的问题。每个民族都需要找到化解问题的方法,西方人靠宗教;中国人靠家庭亲情的力量,一想到上有祖先,下有子孙,做事就收敛了,很难说哪一个比较好或是坏,只能说各有各的传统。
凤凰网文化:你怎么看政治对文化的限制?
傅佩荣:像所谓的“结构主义”就有观点,“没有任何一个观点不是后面有一个权力机构在支持的”。比如说教科书,全世界各国都一样,是有权力的人在安排怎么编教科书,让小孩子熟悉哪些民族英雄,如何重新解释民族历史让小孩子产生认同感。每个民族都在做这种事情,所以说到政治现实与文化的互相关联性,只是有的比较松,有的比较紧,要是说谁对谁错,就恐怕得对历史再评价了。
当代人不容易看清现实,还没有知道整个真相之前就采取了立场,但是谁又能知道整个真相?每一个人都从自己的角度出发,看到某一面,今天正在发生、正在发展的事件,你怎么知道将来会不会有好的结果?像《易经》里讲的,小凶后面有大吉,所有的事都是“福兮祸所依,祸兮福所伏”。
凤凰网文化:台湾的媒体文化环境是怎样的?
傅佩荣:很多人觉得台湾很乱,我们在台湾生长却觉得台湾很安定,比如说一条马路是几线道?能挤进几辆车就是几线道!就像有人说外国人到广州来,开车也不守规矩,中国人到美国去,开车也很守规矩,入境随俗嘛。每个社会都有他生存的方式,你从外面看的时候只能看热闹,从里面看才能看门道。
台湾的媒体没有任何限制,说白了,就是“无法无天”。媒体本来就很难限制,你一限制,大家就会把它的性质无限化,让它自由发展,就变得“见怪不怪”。我这么说回台湾肯定有人要骂我了,但是如果他们听懂了也不会骂。比如就有报纸专门骂马英九,因为马英九的“九”用台湾话就是“gao”的音,就直接骂狗,台湾没有人不知道。
台湾目前情况就是你有不说话的权力,你想说话的时候也没有人管你。我在台湾也被学生告过,告我什么理由呢?没有因材施教。是我讲课时来旁听的一个学生,上完课后我给他建议,叫他继续念空大。空大就是没有机会念大学,通过电视、收音机学习,也能考试得文凭的空中大学。但是他因为一些原因没念成,就来告我了。--如果没有因材施教算是一个罪名的话,天下老师一大半都要坐牢了,谁还敢教书?
在台湾谈论政治信仰夫妻会反目
凤凰网文化:你讲过“《论语·先进篇》将十位弟子按特长归入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孔子定义的德行和现在所谓的道德是一致的吗?
傅佩荣:意思不完全一致,但是基本上都是从修养这里开始的,所有的德行都是内在有德,外在有行。与别人相处有公心跟私心之分,有私心就会妨碍公众的利益,所以最高境界就是无私。儒家的修养分三个层次,年轻的时候自我中心;进入社会后人我互动;最高境界是超越自我。孔子说仁者可以爱人、可以恶人。一般人都是喜欢朋友,讨厌敌人,但儒家却是爱护好人讨厌坏人,坏人是朋友照样讨厌,敌人是好人也照样喜欢。
凤凰网文化:那么耶稣倡导“爱自己的敌人”是另外的一种哲学境界吗?
傅佩荣:宗教跟哲学的差别在哪里?宗教来自于信仰,有一种信仰后整个生命会转化,它的标准在于审美要求,所以耶稣说“要爱你的敌人”,一般人当然做不到,如果做到话何必信耶稣呢?像佛教里面讲“慈悲为怀,无缘大慈,同体大悲”,一般人是“有缘”我才对你好,怎么可能同慈同悲呢?所以宗教要另当别论,宗教讲的不是理性的,不是生活上的规范,它讲的是一种超越人的作为,让人成为佛、成为神的一个方向,往那边走就有希望了。
我自己还是更支持儒家立场,只要做到无私、公正就很好。很少有人知道自己子女的缺点,很少有人知道自己家的庄稼壮硕,这说明什么?不要太主观,要循序渐进。
凤凰网文化:目前大部分中国人是没有宗教信仰的,但是在我所接触到的很多亲人或者听说中,是有很大比例的人到了中老年突然开始信教,这个现象很有意思。你以前专门研究过宗教哲学,你自己也信天主教,能说说“信”一个东西是怎么一回事吗?
傅佩荣:一个人活在世界上一定要有一些信仰,信仰是生命的支柱。基本上信仰分三种:生活信仰、政治信仰及宗教信仰。生活信仰就是活着的目标,孙中山先生就说“人生以服务为目的”。
政治信仰同样支撑着很多人,台湾就有一半人都活在政治信仰里,很热闹。所以美国人见面的时候不谈三件事,一不谈宗教信仰,二不谈政治党派,三不谈赚多少钱。在台湾无论宗教信仰是什么都可以在一起做朋友,但一谈政治信仰,夫妻都吵架,朋友也都不能来往。因为台湾社会最大的乐趣就在于它的民主活动,每隔几年的选举跟嘉年华会一样,一大堆人在那聚聚很热闹,把心中各种对现实世界的不满统统宣泄出来,骂完之后神清气爽,然后再重新做人。全世界实施民主的地方都有这样的作用,靠民主选举把人们心中的不满统统发泄出来。
还有另外的,足球是英国人新的信仰,英国人看足球赛非常严肃,你跟一个英国人说另外一个球队会打败你英国,他会跟你拼命的。其实世界上以运动作为信仰的人最多,几乎大家都会崇拜一些运动场上的英雄。崇拜明星或者运动员也会感觉生命有归属感,但是很容易幻灭,你把信仰寄托在一个活人身上,就等着觉悟吧--张国荣自杀之后几天之内香港就有十几人跟着他跳楼自杀,这不是信仰问题吗?所以传统宗教信仰就好在这里:教主早就过世两千多年了,他不可能犯错,只可能被解释错误。
“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是对孔子的误解
凤凰网文化:自古有对孔子极高的评价“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唐子西文录》),你觉得这个评价是适当还是过了?
傅佩荣:从董仲舒跟汉武帝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孔子开始有特殊地位,称孔子庶王,就是没有王冠的一个王。但是这种评价基本上是不适当的,孔子最崇拜的是周公。如果说孔子的成就比尧舜更大,尧舜的时代是一个比较小的部落社会,后来成为国家之后,君王普及教育也只能照顾当代百姓;而孔子的贡献在于建构一套学派,有一套完整学说,这个学说使中国的教育系统一以贯之。尧舜并没有留下什么著作,所以最后就变成是谁有著作并且可以给予人影响的,谁就是有最大的贡献--孔子以前没有人讲清楚:人生怎么回事,人应该往哪里走;孔子以后就通过他的举止言行去教育别人成为君子,就是“杀身成仁”,孟子后又补充“舍身取义”,这是儒家给人指出来的光明大道。
另外对于孔子有很多的误读。很多学生跟我讲不喜欢孔子,就因为误读了《论语》第一句话“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从朱熹以来,很多人都把“时”当做“时常”,错了,《论语》里的“时”从来不当“时常”讲,而是“适当的时机”。《论语》里面的“时”出现十几次,它都指春夏秋冬,要么指“时代的时机”,尤其孔子被孟子称为“圣人里面最讲究时机的”。
凤凰网文化:西方的哲学家主要探讨自然人本身,还是发明更好的政治制度?
傅佩荣:苏格拉底是最好的例子,苏格拉底这个人最大的特色就是知行合一,要追求真理,就真的实践,不畏权威。当时雅典是民主政治,人们轮流出来负责某些政务,苏格拉底当政时,有人叫他非法逮捕一个人,很多人都去逮捕了,但他觉得非法,就回家了,后来正好发生政变,不然苏格拉底可能就被杀。
苏格拉底年轻的时候钻研自然学派,观察心相、观察自然界,开始时是动还是静,是原子还是非原子,但是他后来觉悟,他说我的朋友不是城外的树木而是城内的居民。因为组成宇宙的黑暗物质远超过人所能知的物质,所以苏格拉底就说与其去了解自然界,不如了解人类。
凤凰网文化:后期苏格拉底就去研究政治制度了吗?
傅佩荣:因为雅典人跟政治特别密切,他们是城邦政治,每个城邦是一个独立政治实体,个人不能脱离城邦而有任何德行。一些人跟城邦不来往,从来没有从事城邦工作,别人就不承认,需要落实在城邦。城邦很小,在雅典最多时也不过40万人,而真正的公民只有15万人,大部分又是奴隶。像苏格拉底、伯拉图这些人是雅典的少数公民,当时只有他们才有民主制度,奴隶是没有民主的,妇女也没有民主。
所以在那个时代,他们就设法去研究人,研究人时才发现,人的世界是相对的,每一个社会都有不同的制度、不同的规章、不同的善恶标准。苏格拉底为什么伟大?就因为在这个背景下,他跟别人不一样,有没有普遍的道德,有没有普遍的善恶?所以《伯拉图对话录》就记载苏格拉底讨论的这些,什么是勇敢、什么是前程、什么是美、什么是爱、什么是善……把这些普遍道德讨论完毕之后,人类才可能构成一个共同团体。苏格拉底才会说,我不是雅典公民,我是世界公民。
用上帝的眼睛看自己 学印度人把生命分阶段
凤凰网文化:你博客里引用了苏格拉底的话“没有经过省察的人生,是不值得活的。”如果活着这个事情没想明白的,一个人是没有办法活下去的。这种观念是不是属于虚无主义?
傅佩荣:其实不是。这个反省很正常。歌德就说过一句话,我每天早上起床发现自己还活着,却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活着,这是最荒谬的事。所以他也想自杀,这个想法是对生命很真诚的态度。人活在世界上,每天这样活着,到最后重复而乏味,就要问自己这样活着有什么意义呢?花开花落、春去秋来,一年一年过去,最后老了,我们也看到前辈,怎么老、怎么死,我们将来也步他们的后尘。既然最后都要走进坟墓,这一生到底所为何来?人们就要寻求人生的意义,什么是意义?“意义”代表理解的可能性,问“人生有意义吗”,就是在问,“这样的人生可以理解吗”?
比如我们今天很认真做采访,但别人恐怕只认为你在演戏而已;观众反正需要节目嘛,总要有人接受采访嘛,认为人生怎么过没差别,过不过也没差别。但事实上不然,人的生命是由内在出来的,人除了身和心之外,一定还有一个“灵”的层次,这个灵的层次就是对生命的明确方向,这个方向必须让你能够面对死亡时还有勇气去跨越。
为什么很多人喜欢宗教信仰?因为宗教信仰一定会回答一个问题:死了之后的世界。但事实上没有人可以验证死后的世界,到最后宗教很可能留于一种心灵上的安慰,所以宗教领袖是绝对不能腐化的,宗教领袖的腐化比起那些政治人物的腐化严重几百倍。如果宗教里伟大的圣贤被揭穿做了什么坏事,信徒都会崩溃的。
到最后我建议回到儒家的传统,建立内在对自己的信念,目标是止于治善。什么叫善?“善”就是人与人之间适当关系的实现,关系处理不好就变成敌人了,自己也身受其害。所以人的一生都要问,我自己能够做到真诚吗?别人对我的要求能够沟通吗?社会规范能够遵守吗?三点都做到,叫做“君子坦荡荡”,快乐由内而发。明朝的大哲学家王阳明将死的时候学生问他,还有什么话要说,王阳明说:“此心光明,夫复何憾”--活到怎样才值得?死时坦然。无论什么人到最后还是要问,你的心可以放的下吗?
凤凰网文化:老人和孩子在性情和习性上有着出奇的相似,好像什么都不懂,又好像什么都懂得,这像是一个圈,一种老人向婴孩、“知知”向“不知”的回归;或者像一条线,一种对已知和未知的探索,人有时可能受环境影响就变得活着活着反而遗忘了最初的目的。怎么看待人生这个“圈”或者这条“直线”?
傅佩荣:这两个差别很大。小孩子的无知是真的无知,老人知道“知无崖”,更多的是无奈。老人的天真,是退休以后放弃了对世界的任何掌控或者欲望,其实是经历了之后,“曾经沧海难为水”,最后放下了,小孩子根本“无知者无惧”,什么都不知道,也没什么害怕的,耶稣也说过,“让小孩子到我跟前来,天国是他们的”。
《圣经》里还有一个很有名的故事,耶稣对人们说“你们谁认为自己没有罪就拿石头砸有罪的妇女吧”,结果围观的群众从老到小一个个走光了,为什么老人先走?因为活的越老知道自己犯罪越多,人老了遍体鳞伤、满目疮痍,他知道自己这一生做人失败的方面居多,多少后悔说不完。
这也是我觉得台湾社会真正可贵之处:民间的讲学风气很盛。我在台湾到处讲学讲了20几年了,只要我一开课,很自然就来几百人,《论语》、《孟子》、《老子》、《庄子》、《易经》、《大学》、《中庸》一本本上,听课的一半以上都是五六十岁以上退休的,我班上最老的学生今年86岁,他说“以前没懂”,我问他“现在听懂了吗”,他就说“现在听不懂再听,反正没有压力”。
我们在这方面很可以参考印度人的做法,把生命分阶段。印度的文化就是把人的生命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叫学徒期,20岁以下,20岁到40岁到居家期,结婚生子,40岁到60岁就退休了,叫林栖期,住在树林里面,60岁以上叫做云游期。开始的时候是一个无名小卒,进入社会期望有名有姓,老的时候又回归到nobody。以前是将军,以前是大官,在老的时候放下一切,当乞丐云游四海,别人问,你不是某某大官吗?他只摇摇头,不知道你说的是谁,那只是他扮演的一个角色,一旦扮演过,富贵荣华烟消云散。
生命如果没有阶段,就会被迫走入某一个阶段,比如很多人的小孩结婚之后,自己就变成空巢期,两老守着空巢不知道该怎么办;印度人这个时候是林栖期,住到树林里面,开始寻求自我的意义,想了20年人生的意义,到了60几岁以后云游四海,已经自我跟自然界合二为一了。我们没有这样的生命结构,所以整个的社会对于个人来说是分散的、分裂的,很辛苦的。当然我只是作为参考,我们可以继续探索自己的规划。
凤凰网文化:实际上人们之间是说不上话的;就像王朔说的“相互理解反而会横生误会”。人们迫于经历、学识、视野所限,他所理解可能只是他听到的,并不是你说的;古人也说“书上写的能留存的基本上都是糟粕”,而真正的东西是说不出来的,包括你自己也讲过很多重复的课,做过很多相同的采访,是否也觉得人们无法达到真正的相互理解?
傅佩荣:我明白你的意思,人与人沟通,到最后讲累了,发现话还没讲完,还有很多话讲的越多误会越深。西方的“密契主义”就说“上帝了解我胜过我了解自己”,人的生命本来就很神秘,每一个人内心的核心,自己都不了解,庄子干脆说,真是好朋友的话,“相视而笑、莫逆于心”,不用讲话的。所以与其别人了解自己,不如首先自己了解自己,自己了解自己之后,就会跟自己做朋友。
我就经常这样做,自己说话自己在听。从早上起来到晚上,这一天说过什么话,我一面说话一面听自己说话。平常我们说话的时候都是别人在听,自己没有听,就不太知道别人的反应,而现在我跟别人讲话的时候,我自己听我自己说话,我就会对自己说的话加以反应,就会调整下一句话。
再一个,自己做事自己在看。我每天走路、每天做事,我自己在看,经过一两个月之后,对自己来说自己是透明的,我还没说什么话,就知道这个话会有什么结果;我还没做什么事,我就知道别人看到我做这个事会有什么反应。中国有一句佛教徒古话,“不要用牛羊眼看人”,牛羊的眼睛只能看到别人像牛羊的一面,你从上帝的眼睛看你自己,发现自己内在有一个神明,那就不一样了。
(感谢《南方周末》报社)
傅佩荣,祖籍上海。信仰天主教,台湾辅仁大学哲学系毕业,台湾大学哲学研究所硕士,美国耶鲁大学哲学博士,专攻宗教哲学。曾任比利时鲁汶大学客座教授,荷兰莱顿大学讲座教授,台湾大学哲学系主任兼研究所所长,现任台湾大学哲学系、所教授。2009年6月,他在央视《百家讲坛》主讲《孟子的智慧》。
图为傅佩荣
学术专长:儒家、形而上学、先秦哲学、宗教哲学。曾开设课程:宗教哲学、哲学与人生、儒家哲学研究、形而上学、论语解读、哲学英文、西洋哲学史、先秦儒家哲学。傅佩荣在教学、研究、写作、演讲、翻译各方面皆有成就。近三十年都在研究哲学,近二十年都在研究国学。由于父母信教的原因,西方的传统从小对他影响很大,所以他先学习了西方哲学。二十三四岁开始学中国的哲学,进入台大哲学研究所,师从方东美先生,了解了中国的哲学有独特的价值,才真正开始对中国哲学的研究。40岁以前接触的都是儒家的思想,40岁以后开始专心研究道家思想,50岁以后就研究《易经》。五十岁以后,专心注解传统经典,已重新解读《论语》《孟子》《老子》《庄子》《易经》,在国学经典诠释方面有相当重要的影响。2006年九月首开大陆问道,先后在浙江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大学、人民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科院开展了一系列国学演讲,引起了热烈反响。2007年夏秋,傅教授应大陆企业界邀请,为企业管理高层开展了几十场国学讲座,获得一致好评。影响全球华人的国学大师、身心灵整合导师,凤凰卫视《国学天空》栏目主讲专家,山东卫视《新杏坛》首席主讲专家。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文化中国》6月份播出傅教授《人生困惑问庄子》共15集。安徽电视台公共频道正在录制25集《老庄的人生智慧》节目。新浪、搜狐博客主推“傅佩荣人生问题讲座”系列。卓越的演讲家,海内外演讲两千场以上。
傅佩荣先生在教学、研究、写作、演讲、翻译各方面皆有卓越的成就。台湾《民生报》评选为大学最热门教授。获台湾教育主管部门颁发的教学特优奖。傅教授的“哲学与人生”课在台大开设l7年来座无虚席,受教者上万人,被大学生社团推选为最优通识课。傅教授还是一位杰出的演讲家,他每年发表200多场人生哲学讲座。从文化中心到寺庙,从学校到行政机关,从社团到基金会,都常见傅教授的身影和足迹。在山东卫视《新杏林》节目开讲,从为官、为师、交友、孝亲的角度解读孔子。《成功人生》获台湾地区最高文艺奖,《儒道天论发微》获中正文化奖。著作九十多本,有声书数十多套,范围涵盖哲学、宗教、神话、教育、文化、心理、励志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