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信大家都会感受到香港的躁动与不安。最近有一位香港大学医科女学生，在脸书上发表了一篇长文，内容提到她八岁时从内地偷渡来港，多年以“行街纸”生活，直至最近才拿到身份证的故事。文章发表后，惹来网民批评，指她是蝗虫，非法偷渡来抢夺资源。
这些批评令人不安，撇开她的故事有多曲折，表达有多不当，批评的焦点就是她是个偷渡客，至于她十多年来怎样克服困难，终于考入大学的坚忍精神，就被这原罪抹煞掉。这种反内地人的情绪近年不断发酵，以致我们失去了欣赏生命的能力。
随后一帧内地游客让孩子随街如厕的照片，又进一步牵动香港人的情绪，有人批评内地人不文明，而内地《环球时报》又发表文章，批评香港人集体不文明。结果矛盾升温，有内地网民发起五一黄金周带小孩来港随街便溺，香港网民则扬言拍摄随地便溺照来还击。
这些行为也令人不安，对很多中年人来说，随街便溺也可能是孩童时代做过的行为，那时环境不及现在，随着经济发展，社会也走向文明。但反内地人的情绪，让我们走回头路，互斗不文明。其实，如果大家相信我们的文明程度较高，那是否该起示范作用？
或者有人会反驳，香港规模小，是个脆弱的体系，很难抵挡内地庞大的压力，劣币是会驱逐良币的。别忘记在二千多年前，相对法利塞人，耶稣和祂的门徒也是少数，但现在祂的羔羊遍及大地。我们应该认定自己的价值。
当然，身处此刻的香港，我们的生活空间日渐收窄，衣食住行各个领域都足够令人精神紧张，发泄不满是很自然的，但愤怒的矛头该指向何方？谁在制造矛盾？
自二○○三年实施“自由行”政策，二○○九年实施一签多行，香港人愈来愈感受到游客带来的压力，但政府一直漠视香港的承受能力，高官的回应就是“请香港人多等一两班车”，这种掩耳盗铃的态度，令“自由行”政策没有及早作出调整。长久的压力就迫出了香港人上述的情绪反应，以致我们失去了解决问题的能力。
然而失去的其实更多。
早前当社会讨论检讨“自由行”政策时，有不少人会告诉你，没有“自由行”不行，香港会有数十万人失业的。让笔者多提一个数据∶二○○三至一二年间，零售业的租金指数由一百一十攀升到一百六十，但各行业雇员实质收入增长指数，多年来都大致维持在一百一十。数字告诉我们，“自由行”的利益都集中到地产商及业主手里了，香港社会的经济结构愈见失衡，政策出现副作用，政府却无积极检讨。而最致命的，是“自由行”把特区政府养懒了，回归之初，政府说要香港成为亚洲国际都会，什么创意工业、物流、创新科技、中药港等鸿图大计，都无疾而终。管治者只懂北望伸手，日子久了，以致令香港人也失去了过去那种创造和冒险精神，忘记了我们很多人的父母辈都是偷渡者，凭灵活和坚忍熬出头来，为香港创造传奇的历史。今天，人们只专注地活在恐惧和忿怒中，我们要让“自由行”夺去自由的心灵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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