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廿九日早上，澳门行政长官崔世安召开记者会，宣布将致函立法会，撤回《候任、现任及离任行政长官及主要官员的保障制度》（下简称《离补》）法案。这代表了市民一个多星期以来反对《离补》的抗争的“小胜”，也为澳门回归中国十五年来最大的管治危机暂时划上了句号。
这条法案之所以广受争议，在于两点：一是它给予行政长官离任后可取得相等于月薪七成的长俸，而其他九名主要官员离任则可获得额外一次过补偿，相当于任职月份乘以月薪的百分之十四至三十，视乎官员是否公务员系统出身而定。另一方面，它亦赋予行政长官在任期间刑事豁免权。而且法案推动时并未有进行公众咨询。
澳门地狭人少，治理相对简单，但偏偏政府的管治能力又不强，坊间因而质疑官员是否值得享有如此丰厚的补偿，而且对于“吸引人才”的说词，社会大众认为政府内重视关系多于才干的风气，才是人才不愿加入政府的原因。基于市民在八年前爆出前运输工务司司长欧文龙涉贪后，对更高层官员涉贪的怀疑，刑事豁免条款让人忧虑这个以赌业为主要经济支柱的城市的最高行政首长，可以超越法律的制约。
《离补》一役，澳门市民自然是最大的赢家。他们以两万人创造了一九九九年回归以后最大规模的示威，相隔一天又有至少七千人到立法会集会，要求政府撤回法案，最终得到了正面回应，对长期积弱的民间社会不啻是一大鼓舞。
不过，他们也要认识到自身的问题。在政治制度上，基于立法会的组成──十四席直选、十二席以社团为单位的界别间选，以及七席由行政长官委任，对于一个如此有问题的法案，却在票数上肯定会被通过，其监督政府的作用在此已经完全破功。
至于输家方面，除了立法会整体，还有亲政府的立法议员。在天主教徒议员、“新澳门学社”成员吴国昌提出无约束力的“撤回”提案中，十四位直选议员里有六位投下了弃权票，让人质疑他们负责的对象是选民还是政府，尤其是在这个被认为是自肥，甚至是带头破坏法治的法案中。
至于非直选的议员，其言行更是不堪。官委的冯志强在总结委员会审议阶段曾说：“对别人好一点有什么所谓呢？赠人玫瑰手有余香嘛！”又例如在包围立法会当天，“代表”文化及体育界的商人陈泽武说：“咨询不是没用，但得出来的结果，我们都是这样审议。（不需要听民意？）民意认为不需要这制度。（对呀）你认为正确便正确。”
其他输家包括了发动长者在烈日下参加支持法案游行的江门同乡会（崔世安祖籍江门市新会区），以及亲政府团体的青年等。
天主教会并无直接就事件发言，但支持吴国昌“撤回”提案的四名议员中，还有土生葡人高天赐。另外，这一波反《离补》行动的主催者之中，苏嘉豪出自澳门的教会学校，目前也有在教会学校兼职教授公民科。在同校任教的是前立法议员陈伟智，他是天主教教友协进会出版的《澳门观察报》的社长。还有社运参与者甘雪玲。
另一方面，相对于亲政府学校而言，澳门的教会学校对于学生参与是次抗争采取了比较宽容的态度。
可是，问题也恰恰在于这里：面对民间社会的发展，澳门的教会或教友，能为之再多做一点、追上社会的步伐吗？
二零一二年，普世教会庆祝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召开五十周年。澳门教区将二零一二至一三年订为“信德年”，响应时任教宗本笃十六世的号召，举办了系列讲座，研读会议所制订的四大宪章的其中两部。
现任教宗方济各上任已经一年多，他为教会带来新的气息，并以实际行动，希望创建一个正义和平的世界。
多年以来，澳门教会作为传教的教会，是成功的，但随着地方教会的成长，澳门教会是时候应该回望自己身处的地方，聆听社会对正义的诉求，并作旷野中的先知。具体而言，连基督教的弟兄都开始成立团体关怀社会正义，我们是否会为澳门教会的正义和平委员会作好准备？
＿＿＿＿＿＿＿＿＿＿
撰文：王若望，澳门一位天主教徒。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