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则因江西教区李稣光主教签署的《关于撤销天主教江西教区善导圣母修女会的决定及通知》而出现的题为《江西教区解散女修会，修女不服决定感冤枉》的报道，在教会网站和其它社交媒体上广为转发、传阅，引来中国教会内不少弟兄姐妹的围观和评论。大家一方面为这一非常不幸的《决定及通知》所困惑，不明白一位教区主教为何要采取“快刀斩乱麻”的方式来解决善导圣母会多年来“剪不断理还乱”的矛盾和问题，另一方面，也为这23位修女的遭遇打抱不平，更为她们的未来担忧：失去了修会团体的她们今后将何去何从？与此同时，一些教会法专家引用《天主教法典》616条和584条的明文规定指出，主教没有权力撤销一个修会，即使是教区立案的修会，只有宗座有权。换言之，上述李稣光主教签署的《决定及通知》实则是无效的，然而，围绕此事件而留给我们的问题却依然存在：多年来困扰该修会的问题到底是如何产生的？为什么为修会“确实付出很多”的李稣光主教现在要彻底放弃？没有了主教支持的修会能独立自主地走下去吗？今后如何才能避免修女会被主教甚至神父撤销的悲剧？
在关于李稣光主教解散女修会的报道中，有这样一段介绍历史背景的叙述：“已去世的吴仕珍主教在改革开放后，把原在教区的修女找回来，因人数不多，所以有外省来投靠的他都来者不拒，占目前人数的一半。老主教没有了解过她们的背景，也没有给予任何培训，就把她们分派到不同堂区服务，这些修女们十多年来没有团体生活。”
这样的背景并非江西独有，而是整个中国教会过去数十年来的一个缩影。众所周知，中国教会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随着宗教政策的逐步开放，一些沉寂多年的修会得以复苏，而且一段时间内，除了女修会圣召充盈外，教区神职圣召也大有人在。可是，时过境迁，短短二十年后的今天，修会和神职圣召出现大幅度下降的现象已经是不争的事实，而且，也有不少神职人员和修女离职还俗。其中的原因当然比较复杂，但总归来说，不外有世俗化、中国教会多年的乱象、修道团体及神职队伍内部的矛盾、培育匮乏、人格不成熟等这些因素。与此同时，一些修会团体解散或与其他修会合并的现象也时有发生，但这些基本都是在私下进行的，像江西教区这次由主教签署“撤销令”后炒得沸沸扬扬的现象还不多见。
回顾教会历史，我们不难发现，修会生活在早期教会内便蔚然成风。自公元第三世纪时，为了逃避罗马帝国的迫害，同时也为了不受教会世俗化的影响而有违福音的精神，在埃及和叙利亚的沙漠、大山和旷野中，出现了颇具规模与影响力的以独居隐修（Anchoritic）和以团体隐修（Cenobitic）为特点的“沙漠之父”及“沙漠之母”的修道运动。其中的代表人物分别为圣安多尼（St. Anthony, 251-356）和圣巴考莫（St. Pachomius, 292-348）。号称“卡帕多西亚教父”（The Cappadocian Fathers）的巴西略（Basil, 330-379）、纳齐安的额我略（Gregory of Nazianzus, 329-390）以及圣经学大师热罗尼默（Jerome, 347-420）等人都是在隐修环境中培养出来的杰出学者和教会领导人。来自爱尔兰的塞尔特（Celtic）隐修士们和来自意大利北部的圣本笃（St. Benedict）与他同生共葬的双胞胎妹妹圣思嘉（St. Scholastica, 480-547），则是另外两种修会生活的发起人和代表。中世纪后，正当教会被政治势力所掌控，陷入政教不分的泥沼中时，分别在第十世纪初和第十一世纪末出现的克吕尼（Clunny）与熙笃（Cistercians）隐修会，以及在第十三世纪上半页出现的方济各会和道明会等托钵修会，不但帮助教会实现了自我改良和更新，而且为传播福音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至于自十六世纪后陆续出现的耶稣会、遣使会、乌苏辣会、圣母圣心会、圣言会等，更是有口皆碑。迄今为止，所有上述这些修会，少则一百多年，多则一千多年，尽管面临着诸多挑战和困难，依然在世界各地积极地生活服务。最著名的耶稣会也曾于1773年，因多国政治势力的逼迫而惨遭被教宗格莱孟十四解散的命运，直到1814年才重新恢复。
纵观这些源远流长的修会，之所以能经久不衰，甚至能劫后重生，一个核心的要素是其内部管理的独立性及对外服务的开拓性。换言之，这些修会在建立之初，虽然有些曾受到了教会当局和社会各界的质疑、排斥，但只因其独立的管理机制，一旦获得教会认可后，便可以自由地发挥其特色神恩，变成服务教会和社会的“别动队”、“生力军”。他们一方面在生活方面实现了自给自足，在管理方面实现了民主和服从相统一的机制，另一方面也在福传及社会服务方面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和方向，因此而在活出自己修会圣召的同时，也给教会和社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再回到中国教会目前的修会团体：正如前文关于江西善导圣母会历史背景的叙述所显示的那样，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几乎每个修会的复苏都有赖一些从监狱中侥幸活下来的主教、神父的直接帮助和领导，因此而在修会的管理模式和服务形式上很浓重地体现出了“一切由主教、神父说了算”的特色。这些年来，我们时不时地会听到一些修会会长要么由大力支持她的主教、神父“钦定”而实现终身制，要么因稍有个性及主见，不接受主教、神父横加干涉修会内部事务而辞职并走人的消息。即使没有出现会长终身制，也没有发生会长辞职走人的问题，但因为实际的修会领导人是主教和某位“德高望重”的神父，导致一些修会长期以来习惯了依赖主教、神父的资助、领导、培育而生存、服务，根本就没有独立管理和开拓服务的条件与能力。
上述困扰并制约国内众多修女会正常管理和发展的因素其实在有关江西善导圣母会被撤销的报道中体现得非常明显。诸如“现在虽然说是撤销整个修会，但若堂区愿意雇用个别修女，她们是可以留下来服务”，“教区已作出其他善后安排，如给予每人一万元人民币以作为撤销费用”，“至于撤销修会后，每位会员与教区的权利和义务自动解除”，“她（一修女）又指出，虽然可留在堂区服务，但修女的生活费却非教区负担，而是由堂区负责，‘吃饭什么的是没有问题，但假若生病呢？堂区的奉献也不多，根本承担不了’”等字句，不正说明了问题的症结之所在吗？——修会的财务开支需要教区的资助，修会的陶成离不开教区的直接参与，修会的工作跳不出教区的小圈子，而作为修会“会员”的修女，“权利和义务”是和教区界定的，而非其修会团体。这样一来，修会的管理、培育、生活、服务难免要以主教和主要负责神父的马首是瞻，或要看他们的脸色行事；一旦这些实际的“恩人”和“领导”对一个修会失去了耐心和爱心，其离撤销和解散的日子也就不远了。如今，江西的李主教在几经努力希望改变修会面貌并提高培育质量无果后，宣布撤销修会，留给修女们的只能是“对整件事感到‘无语和残忍’，‘现在非常后悔当初’加入修会”这样的结局，让人感到遗憾和不安的同时，更应该引起我们深刻的思考和反省。
综上所述，回顾教会两千年来的历史经验，结合中国教会过去几十年来从废墟上重建的背景，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一主教宣布撤销修女会的奇怪现象其实有其必然性。如果要避免同样的悲剧发生，中国教会，从教区主教到修会成员，必须要走一个艰难的转型过程：让教区的归教区，让修会的归修会！简言之，面对修会事务，教区主教和负责神父当然要怀着慈父般的心态支持帮助，但必须要唾弃那种高高在上、事必躬亲甚至熙气指使的神职主义作风，而修女们则必须要学习自尊、自信、自强、自立，通过不卑不亢的合作态度与方式，在各地教会和社会团体中活出自己的修会圣召。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如今被“非法撤销”的江西善导圣母会的修女们，也许正在面对一个让自己突然长大的契机。与其抱怨主教的“残忍”，担心自己未来的生计，不如重整旗鼓，开始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修会生活——就像历史上许多因各种原因而不得不告别旧的修会生活，开始新型修会团体的那些人们一样：十一世纪初离开克吕尼会创建了熙笃会的罗伯特院长、十六世纪中页离开圣衣会后重振了加尔默落会的圣女大德兰、上世纪二十年代末加入中国国籍并退出遣使会后成立耀汉小兄弟会及德兰小妹妹会的雷鸣远神父、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离开爱尔兰罗雷托修会而创立了仁爱修女会的加尔各答的德兰修女等等。这样做就能完全彻底地解决困扰国内修女会的困难和挑战吗？非也！但至少获得了“我的圣召我做主”的机会和权力，即使将来有一天修会因人力所无法抗拒的原因而不得不撤销，也是自己做决定要撤销，而不是某位并不属于本修会的主教和神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