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开沅教授
（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华中师范大学前任校长）：
“正定教堂惨案”外界知道的不是太多，每当提到日本侵华的事件，人们谈及最多的就是南京大屠杀。现在人们共同意识到，只讲南京大屠杀是不应该的，本次研讨会可以让更多的人、更多的国家知道正定惨案的历史真相。
通过正定教堂惨案让我们看到这些救护者，尤其是外国传教士们付出的代价太多太大了。文致和主教和其同伴的慷慨牺牲令人感动至深。他们是人道和平主义者，从他们身上，我看到了一种崇高的精神力量。首先我愿向他们学习，并表示敬意。其次，我希望他们的亲属们过一个幸福美好的生活。我自己也借机会寻找渠道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个历史真相，这是我的义务。同时我们也看到了日本侵略者的兽性行为，让中国人为之怒火中烧。在此惨案中，日本侵略者的兽性表现得淋漓尽致，本次研讨会的召开会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这一事实。
在正定教堂惨案中，也让我们看到了人性究竟是什么？在人性中善的和恶的种子都有，在正定教堂惨案中，人性的恶性演变成了兽性，整个日本为之蒙羞，只有安倍晋三没有良心，一切从党派利益、个人利益出发。今天中日友好、反对战争已经不只是中日问题，而是整个人类的问题，只有全世界都醒悟过来，中日问题才能解决，可以说，举办这次研讨会的意义影响是非常深远的。
中国人一提起外国传教士，有时会引起一些误会，那是因为鸦片战争时签署的不平等条约，在那样的历史背景下，不管主观上是怎么样的，客观上确实会造成一些误会。但是根据我的史料研究，我所知道的绝大多数的外国传教士都是很好的，他们都是有着很高的学识和技术，然而他们却抛家弃国、艰难跋涉来到中国传播福音、从事爱德的工作，很多人在中国以身殉道，把整个的生命都献给了中国，他们的一个理念就是：事奉人就是事奉天主。这种精神令人敬佩。
刘家峰教授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反法西斯的胜利确实是一个中外合力的结果，传教士的贡献也是其中一个因素，“中外”的“外”就包括了外国传教士；那么中国的基督徒作为中国人，本身就是中国抗战的一部分，里面也有传教士的贡献，这是不可否认的。我们也有很多的事实说明这点。佛教、道教、伊斯兰教等宗教界都有贡献，宗教界对中国的抗战胜利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这需要做历史的人还原真相，要正确地看待，教会内也要广为宣传，因为教会的人也不一定知道。给在华传教士一个很公正的再评价，在学术界里没有太大的争论，关键是群众过去受教科书的教育也好，宣传也好，总是把传教士跟帝国主义，甚至跟国外政府绑在一起。近代以来，中西方交流是一大方面，传教士带动中国科学的发展，促进中国的教育和女子解放，纠正各种不良行为，如缠足、鸦片，对中国民族民风的改良贡献很大。
传教士在抗日战争时期的贡献，也应该让中国人有所了解，像文致和主教及同伴的事件非常典型，但有多少人知道呢？
我到农村教会做过一些调查，觉得普通信徒对教会历史的了解非常有限，比较注重灵性生命，而忽视对教会历史方面的关注，这样教会在历史上的贡献就不容易被传播。在历史上教会做了什么好事，自身是怎么来的，都不去了解，更很少去了解国外传教士的内容了。
这次会议有一个标志性的意义，我们要正视传教士在抗日战争中所发挥的作用，这是我们中国人过去不太了解的。通过正定教堂惨案，南京、上海、开封、九江、芜湖很多地方，都很容易找出传教士对中国人援助的案例，可以说比比皆是。我们就应该发扬这种精神，这是传教士留给教会和中国人民的一个非常好的遗产。
徐以骅教授
（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主任、宗教与国际关系研究中心主任）：
这次研讨会组织得非常好，它的主要特点在于会议的级别高，与会各界人士的数量超出意料，并且有来自许多国家的国际人士，包括文致和主教的一些亲友。日本天主教主教团主席、东京教区总主教冈田武夫致研讨会的专函和日本学者松隈康史的论文，也表明日本天主教对“正定教堂惨案”的公正立场，值得赞许。
这次研讨会的与会者中有史学巨擘章开沅先生和张海鹏先生，以及中国史学界的中生代著名学者吴义雄教授和刘家峰教授等学界人士，并且有方建平主教和封新卯主教等教会领袖，他们的参与有助于提高此次研讨会的“含金量”。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复旦大学宗教与国际关系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许嘉璐先生致研讨会的专函从人类文明和道德规范的高度阐述了纪念正定教堂惨案的意义，可以说是给此次研讨会定了基调。此次研讨会的同声翻译工作也做得到位，实现了中外与会者交流的“无缝对接”，从各个方面向全世界宣讲了正定教堂惨案的真实故事。
文致和主教及其同伴不畏强敌、不畏残暴的行为体现了高尚的人道主义精神，但他们的英勇事迹并非孤立事件。抗日战争时期基督教会的总体表现，是中国基督宗教历史上的一大亮点。文致和主教及其教会同工的英勇事迹为此后的人道主义救援活动提供了范例，他们用自己的生命为人类社会留下了宝贵遗产。
文致和主教等人用其生命保护的主要是中国妇女和儿童，而保护妇女和儿童是人类的永恒主题，是衡量文明程度的标尺。文主教等人为保护中国妇女而牺牲，这就进一步突出了他们正面和高尚的形象。纪念正定教堂惨案活动的保护妇女和儿童的主题和意义，还有待进一步挖掘。
在华外国基督宗教传教士此前在教育、慈善、医疗和文化等方面做出了很大贡献，抗战期间他们的贡献更是有目共睹。毋庸置疑，西方传教士和支持他们的差会和修会无论在中外历史上都有过污点。但我们同时需要看到，基督宗教最初在中国的生长并非中国人西去取经的结果。如果我们肯定基督宗教和教会人士在当前中国社会建设中的重要作用，我们就需要对把基督宗教带来中国的传教士做出实事求是的客观评价。
吴义雄教授
（中山大学历史系主任、博士生导师、著名中国近代史研究专家）：
此次研讨会从1937年发生的“正定教堂惨案”这个具体的事件，研讨战争与和平、侵略与正义、宗教与慈善等重要历史问题，我觉得很有意义。
首先，会议具有重要的思想意义。此次会议所揭示的正定教堂惨案的过程，表明了在面对侵略、邪恶之时，正义的、人道的和爱国的力量，如何超越恐惧勇敢抗暴。在国难当头、敌人横暴之时，文致和主教及其同伴的牺牲保全了众多妇孺的生命和尊严，从中我们看到了人性的光辉。这种正义、人道、爱国的力量，在今天仍然有着不可否认的价值。
其次，从历史研究的角度看，这次会议上学者们提交的论文和所做的报告，揭示了1937年10月侵华日军一手制造的“正定教堂惨案”之真相，使我们对这个以往学界关注不够的问题有了相当清楚的了解。与会学者还通过其他地区的个案来探讨相似的主题。我们可以通过这种地方性事件，对大历史背景下普通人的历史命运形成具体的认识，使我们对历史的理解和把握更为深入，发掘了文献史料，拓宽了研究领域。
第三，此次研讨会的一个成功之处是，学术界与宗教界及其他各方人士的合作。参加这次会议的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学者、宗教界人士以及文致和主教家乡的朋友等国际友人。大家在这样一个共同的空间内，一起探讨既往不平凡的历史片段，从不同的角度对有关战争、和平、正义等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究和阐述，相互交流、相互启发，将历史研究与现实关怀相结合。我觉得这是一种很好的学术活动方式，今后可以继续探讨，发展友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