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震撼的阅读经验
我十分兴奋最近读到两本书，一是教宗方济各的宗座劝谕《福音的喜乐》，另一是马克思、恩格 斯合着的《共产党宣言》，（编者按：以下简称《宣言》，中译本取用中国大陆通用的版本。）这是所有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著作中最具影响力及最为人所知的 作品。当我阅读《宣言》的第一部分时，我不禁问：“究竟是谁在说话？是马克思还是教宗方济各？”难怪当教宗方济各发表《福音的喜乐》时，美国的一份报章形 容它的内容为“纯粹的马克思主义”！首先让我们读一读下文。
它 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它把……情感的神圣发作，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它 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资产阶级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神圣光 环。它把医生、律师、教士、诗人和学者变成了它出钱招雇的雇佣劳动者。资产阶级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 （《宣言》1.14-16）
然后，又让我们看看以下引文的作者是谁？（编者按：本文以下简称《喜乐》：由于《福音的喜乐》中文版尚未推出，译者按照英译本翻译。）
让 我们拒绝金钱的崇拜！我们之所以对穷人的呼声充耳不闻，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容让金钱管辖我们的生活和社会。金融危机使我们忽略背后更深层的人性危机， 就是我们否认人的卓越地位。我们制造了新的偶像。古人对金牛的崇拜（出32:1-35），现在以新的、无情的方式，并在金钱崇拜以及非人性化的经济活动的 掩护之下，重新出现。全球的经济危机暴露了金融经济体系中的不平衡；不但如此，它更暴露了现代金融经济体系对人的漠不关心。在它的统治之下，人被化约成 “消费的动物”。（《喜乐》55）
这两段文字的共通点，在于作者对生命以及对人的深切关怀。一个基督徒读《宣言》时，不难发现其中一些思想，与基督信仰对现实情况的理解有 相当的出入，例如它提到“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宣言》1:14）以及视“法律、道德、宗教”为“资产阶级偏见”。（《宣言》1:47）我们继续往下 读，更会发现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将由资产阶级造成的社会现象，视为普通的负面现象；他们认为这些腐败的现象，是人类历史唯物发展的永恒定律的结果。它们 是历史发展中必经的阶段，但最终会在共产主义中达到完满。
但在《宣言》中，我们也可以找到它符合基督信仰的地方，同时也有不少与基督信仰相反的元 素。我们清楚知道，除了一些最基本的关切之外，《宣言》与天主教的社会训导之间并没有什么共通点；在其他的层次上，它们是完全对立的。这实在不足为奇，因 为《宣言》的前设是无神论，而天主教的社会训导建基于天主存在的事实。毕竟“无神”与“有神”截然不同：它们是所有差异之中最基本的一个。因此，基督宗教 与马克思主义的对话，必须先从圣多玛斯在《神学大全》中首先提出的问题开始：神存在吗？
《宣言》思想的两个框架
若我们继续读下去，不难发现马克思和恩格斯无可避免地受其身处的时代的两种思想传统所影 响。第一种影响来自超过两千年历史的“伟大的守则”－－《圣经》，这是整个天主教信仰的根基。第二种影响来自两百年前，人类思想史中的一次“哥白尼式革 命”－－康德思想的兴起，其后由黑格尔以其唯心论总其成。
《圣经》为《宣言》提供了两个基本思想。《宣言》与天主教传承的第一个共通之处，在于它们 对受压迫者的关怀。在对社会公义的关怀这件事上，《宣言》的立场基本上与教会的社会训导是一致的，这一点可以从教宗方济各的宗座劝谕《福音的喜乐》之中得 以引证。当我们阅读《宣言》时，不难看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贫穷和受压迫者的深切关怀。在此让我引用《宣言》中的一、两个篇章，与教宗方济各的宗座劝谕作出 比较。
随 着资产阶级即资本的发展，无产阶级即现代工人阶级也在同一程度上得到发展；现代的工人只有当他们找到工作的时候才能生存，而且只有当他们的劳动增殖资本的 时候才能找到工作。这些不得不把自己零星出卖的工人，像其他任何货物一样，也是一种商品，所以他们同样地受到竞争的一切变化、市场的一切波动的影响。 （《宣言》1.30-31）
现在，让我们看看教宗方济各的教导：教宗说，“今天，所有事物都受‘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法则支配，强者往往抢夺弱小者仅有的资源来喂 饱自己。结果，无数的人发现自己被排斥和被边缘化。他们没有工作，没有将来，没有出路。人被视为商品，用完即弃。”（《喜乐》53）让我们再看看另一段， 马恩二氏在《宣言》的表述：
雇 佣劳动的平均价格是最低限度的工资，即工人为维持其工人的生活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数额。……我们决不打算消灭这种供直接生命再生产用的劳动产品的个人占 有……我们要消灭的只是这种占有的可怜的性质，在这种占有下，工人仅仅为增殖资本而活着，只有在统治阶级的利益需要他活着的时候才能活着。……在资产阶级 社会里，资本具有独立性和个性，而活动着的个人却没有独立性和个性。（《宣言》2.22-23）
另一方面，无独有偶，教宗方济各在处理贫富悬殊与社会关系时写道，“当少数人的收入在倍增时，他们享有的富裕却与大多数人相距愈远。这情 况是一些坚持市场经济与金融投机绝对自由的意识形态造成的结果。……一个新的暴政就此诞生了，它虽然无形可见，但确实存在于人的生活中，无情地将自己的法 则强加于所有人…….在这制度下，所有妨碍收益增长的事物都被吞噬，……所有脆弱的事物（例如自然环境）都不能抵抗它的力量。”（《喜乐》56）
马恩二氏与教宗方济各不约而同地在社会的不平等和不公义中找到暴力的根源。一个不公义的社 会所造成的破坏，在《宣言》中表露无遗：“我们循序探讨了现存社会内部或多或少隐蔽着的国内战争，直到这个战争爆发为公开的革命。”（《宣言》1.51） 教宗方济各表达了同样的看法：“就像美善有其感染力，对社会中的罪恶（即不公义）的容忍，同样能够带来极坏的影响，静静地动摇着看似稳固的政治和社会制 度。每一个行为都有其结果；深植于制度之内的罪恶常能导致崩溃与死亡。”（《喜乐》59）
在这共同之上，《宣言》与《喜乐》之间却有根本的区别：教宗方济各认为导致暴力的不公义情况是可以避免的；社会的不公义是人滥用自由的结果。马恩二氏却认为社会的不公义是人类发展的必经阶段；这是历史唯物决定论的结果。
《宣言》与天主教传承的第二个共通之处，在于它们对人类发展历程的统揽全局的洞察及理解。 马克思历史唯物论对人类历史的看法，与圣经中的叙述颇为相似。圣经以伊甸园的故事开始，上主与人类密切来往，而以新耶路撒冷的景象结束：人类回复其原初的 状态，以无可言喻的方式，恢复与天主的亲密关系。
《宣言》的第一部分开宗明义地说：“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宣言》 1.1）在这一节的注脚中，恩格斯说明这里所指的历史，是指以文字记录下来的历史。至于人类的史前时期，恩格斯认同当时的历史学家的发现，指出史前时期的 人类社会已经奉行“共同拥有土地”的制度。“从爱尔兰到印度，这是原始社会所奉行的制度”；“这就是最原始的共产社会。…….随着原始社会的瓦解，社会开 始分化，于是产生了不同的、最后互相敌对的阶级。”
由此可见，人类的历史以共产社会开始；按照《宣言》的观点，历史亦将以共产社会为终点。虽然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毫不留情地批评其他思想体系中的乌托邦理想，并将之形容为“新的社会福音”或“袖珍版的新耶路撒冷”，但是他们在《宣言》第二部分的结尾写道：
当 阶级差别在发展进程中已经消失而全部生产集中在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手里的时候，公共权力就失去政治性质。原来意义上的政治权力，是一个阶级用以压迫另一个阶 级的有组织的暴力。如果说无产阶级在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一定要联合为阶级，如果说它通过革命使自己成为统治阶级，并以统治阶级的资格用暴力消灭旧的生产 关系，那么它在消灭这种生产关系的同时，也就消灭了阶级对立和阶级本身的存在条件，从而消灭了它自己这个阶级的统治。……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 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宣言》2.73）
这最后一句说话可谓非比寻常！这思想正是这一百五十年以来，所有共产主义革命和共产国家背后的理念！我有一个疑问，就是在所有天主教社会训导的文献中，能否找到一句比这句话更清楚表达出教会对社会公义的看法。
不过，在马克思的其他思想源头中，我们找不到任何支持这种乌托邦式乐观主义的理据。正如我 们将要看到的，这乐观思想源自黑格尔的“正—反—合”的哲学。至于《宣言》第二部分的最后一句所反映出来的，则是源自圣经的“默西亚乐观主义”－－马克思 的社会理念经常被形容为“默西亚主义”。毕竟马克思是犹太人的后裔，亦曾领洗成为基督徒。我们也可以说，马克思的默西亚主义是“疯狂的默西亚思想”；这使 我联想到第二个影响《宣言》的思想框架传统－－康德的“哥白尼式革命”与黑格尔的绝对唯心论。康德的不可知论与黑格尔的唯心论是现代无神论的其中两个源 头。关乎对人类的存在的基本理解，马恩二氏的观点与教会的看法完全相反。这分歧基本上是哲学的，其次才是神学的。
马克思亲口说过他的哲学是“黑格尔哲学的另一面”；就是说他的思想是黑格尔唯心论的“唯物 化”版本。黑格尔的思想将康德的不可知论发挥得淋漓尽致；他的“正－反－合”发展模式，使真理成为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原理。这是由于“正－反－合”中的 “反”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不只可以被理解为“对立的”(opposite)，也可以被理解为“矛盾的”(contradictory)。因此，“反”的 角色不只是对“正”的补充，也可以是对“正”的否定。黑格尔喜欢谈论“否定的力量”(the power of negation)。这种哲学思想的结果，就是将真理视为相对的，而非绝对的普遍原理，甚至视人的发展为历史唯物法则的必然进程。
“真理”是相对的
“真理是相对性的”，这样的观点泛见于整本《宣言》。两位作者不断提醒我们真理是相对性的，取决于那些思考的人的经济条件。因此，他们对那些坚持“永恒真理”的人提出挑战：
你 们既然用你们资产阶级关于自由、教育、法等等的观念来衡量废除资产阶级所有制的主张，那就请你们不要同我们争论了。你们的观念本身是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和 所有制关系的产物，正像你们的法不过是被奉为法律的，你们这个阶级的意志一样，而这种意志的内容是由你们这个阶级的物质生活条件来决定的。你们的利己观念 使你们把自己的生产关系和所有制关系从历史的、在生产过程中是暂时的关系变成永恒的自然规律和理性规律，这种利己观念是你们和一切灭亡了的统治阶级所共有 的。（《宣言》2.37-38）
在《宣言》中，只有三处提及对宗教的挑战，每一处都是根据“真理相对论”的基础而提出的。《宣言》第一部分首次提到宗教：“【资产阶级】 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宣言》1.14）另一比较间接的描述是：“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 被历史发展的洪流消除了。（《宣言》1.18）《宣言》第二次提到宗教，是在第一部分有关无产阶级的篇章：“法律、道德、宗教，在他们看来全都是资产阶级 偏见，隐藏在这些偏见后面的全都是资产阶级利益。”（《宣言》1.47）第三次是在第二部分，针对普遍宗教和思想所作出的攻击：
从 宗教的、哲学的和一般意识形态的观点对共产主义提出的种种责难，都不值得详细讨论了。……人们的观念、观点和概念，简单些说，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生活 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这难道需要经过深思才能了解吗？思想的历史除了证明精神生产随着物质生产的改造而改造，还证明了什么 呢？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始终都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宣言》2.57-59）
马恩二氏随后用了整整一页纸来强调“信仰自由和宗教自由的思想，不过表明自由竞争在信仰的领域里占统治地位罢了。”（《宣言》2.61） 这种视真理为相对性的观点，乃是对真理的完全否定，教会视这些真理为不可变的指标，指引我们反省和规划社会的改革。举例来说，《宣言》质疑“个人挣得的、 自己劳动得来的财产（是）个人的一切自由、活动和独立的基础”；这正是教会在其社会训导中一直持守的原则。
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来说，似乎世上只有一项永恒不变的真理，就是“历史的车轮”以及其背后的唯物论法则。共产党对人类的贡献，就是对历史唯物论的法则的理解，以及随之而来的行动。
“历史的车轮”决定人类历史永没回头
“正—反—合”的历程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法则，《宣言》称这发展过程为“历史的车轮”。 （《宣言》1.45）没有任何东西能够阻止这“正—反—合”的进程，不论这进程是黑格尔哲学中的“精神上的”；抑或是马克思的“物质上的”。为马克思来 说，立意阻止这发展进程是十分愚蠢的事。社会思想家的工作就是“从理论上认识整个历史运动。”（《宣言》1.43）因此我们应该容许历史发展的力量在人类 社会中自由运作，让导致分裂的因素在社会结构中发挥作用。如果我们尝试改变社会中的罪恶境况，我们就是跟社会发展的洪流对抗。如果你跟历史发展的力量对 抗，你是注定失败的。我们应当让“反”的力量，将“正”提升至“合”的境界。《宣言》的最后数段这样说：
总之，共产党人到处都支持一切反对现存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革命运动。
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宣言》4.8,12）
按照《宣言》的观点，为了促进人类的发展，唯一真实的社会策略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提倡的发展，因为其他社会运动都没有洞见社会经济发展 的历史定律。在《宣言》中提及的社会运动－－其中有一些与天主教社会训导颇为相似－－包括反动的社会主义（封建的社会主义、基督教的社会主义、小资产阶级 的社会主义）、德国的或“真正的”社会主义、保守的或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全都徒劳无功，这是由于它们“完全不能理解现 代历史的进程”。（《宣言》3.3）
在这里，让我们看看最先两种与最后两种思想家的特质。在争取无产阶级（工人阶级，亦即真正 革命的阶级”）的支持的过程中，马克思和恩格斯视他们为竞争者。我选择这四种思想体系，是由于我在阅读《宣言》时，我经常想起在一九八八年，教宗若望保禄 二世宣称圣若望·鲍思高为“青年人的慈父与导师”。圣若望·鲍思高曾经为贫困青年到处（不论是有钱人还是穷人）乞求生活必需的物资。如果马克思和恩格斯所 说的是对的，这就意味着圣若望·鲍思高这位青年人的慈父与导师，为那些贫穷的与被遗弃的青年人所做的事情是错了。不过，我深信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是错 的，而圣若望·鲍思高是对的，因为我相信真理是绝对的，并非相对的；我对历史的观点不是建基于唯物论的无形力量，而是那全能的与慈爱的天主的真实存在。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首两种竞争者是封建的社会主义和基督教的社会主义，这两种都是传统贵族阶层和神职人员针对现代中产社会所作出的批判。马克思和恩格斯都看不起他们对社会的批判，因为他们的理论没有实际的基础，而只是停留在文字与思想的抽象层次：
在 日常生活中，他们违背自己的那一套冠冕堂皇的言词，屈尊拾取金苹果，不顾信义、仁爱和名誉去做羊毛、甜菜和烧酒的买卖。正如僧侣总是同封建主携手同行一 样，僧侣的社会主义也总是同封建的社会主义携手同行的。……要给基督教禁欲主义涂上一层社会主义的色彩，是再容易不过了。基督教不是也激烈反对私有制，反 对婚姻，反对国家吗？它不是提倡用行善和求乞、独身和禁欲、修道和礼拜来代替这一切吗？基督教的社会主义，只不过是僧侣用来使贵族的怨愤神圣化的圣水罢 了。（《宣言》3.9-11）
马克思这种非此即彼的思考模式（例如他认为物质与精神不可能同时存在），使他无法接受天主教能够同时肯定婚姻与独身的价值、私有财产的重 要与福音中的贫穷、国家的权力与人民的平等。在表面上，共产主义尝试推翻它与天主教社会训导的接触点（例如婚姻和私有财产）；在更深的层次上，这反映出两 者的最大差异，在于其思考模式。最后两种竞争者，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保守的或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宣言》这样描述 保守的社会主义：
资产阶级中的一部分人想要消除社会的弊病，以便保障资产阶级社会的生存。这一部分人包括：经济学家、博爱主义者、人道主义者、劳动阶级状况改善派、慈善事业组织者……
社会主义的资产者愿意要现代社会的生存条件，但是不要由这些条件必然产生的斗争和危险。他们愿意要现存的社会，但是不要那些使这个社会革命化和瓦解的因 素。他们愿意要资产阶级，但是不要无产阶级。（他们）力图使工人阶级厌弃一切革命运动，硬说能给工人阶级带来好处的并不是这样或那样的政治改革，而仅仅是 物质生活条件即经济关系的改变。（《宣言》3.36-37,39,40）
至于“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宣言》这样写道：
诚 然，他们也意识到，他们的计划主要是代表工人阶级这一受苦最深的阶级的利益。在他们的心目中，无产阶级只是一个受苦最深的阶级。……他们要改善社会一切成 员的生活状况，甚至生活最优裕的成员也包括在内。因此，他们拒绝一切政治行动，特别是一切革命行动；他们想通过和平的途径达到自己的目的……通过示范的力 量来为新的社会福音开辟道路。
因此，他们一贯企图削弱阶级斗争，调和对立。他们还总是梦想用试验的办法来实现自己的社会空想……(那)袖 珍版的新耶路撒冷—而为了建造这一切空中楼阁，他们就不得不呼吁资产阶级发善心和慷慨解囊。因此，他们激烈地反对工人的一切政治运动，认为这种运动只是由 于盲目地不相信新福音才发生的。（《宣言》3.50-52,55,56）
因此我们可以清楚知道，由于他们不相信天主的存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没有看到“和平的途径”所能带来的社会力量。这种力量在二十世纪中的 伟大人物身上得以充分展现。印度圣雄甘地与波兰团结工会领袖华里沙之所以成功，正是由于他们承认天主的存在。
马克思社会分析对今日人权讨论的贡献
这次再读《宣言》，不但令我欣赏马恩二氏对贫苦大众的深切关怀，更令我欣赏马克思的社会分 析的另一个面向以及其永恒的价值。马氏提出的问题，就是中产阶级是否真的关注“人权”的议题；这与马克思的“相对真理观”不谋而合。马克思的“相对真理 观”固然站不住脚，但这另一个面向将我们的注意力转移到人的心理；这就是说，我们很容易将我们的动机合理化，我们会粉饰那些我们没有意识到的、隐藏的动 机。马克思曾被一些学者称为三大怀疑论者之一。（其他两位是尼采和弗洛伊德。）这三位思想家鼓励我们要怀疑我们的动机是否纯正。马克思邀请我们查看我们的 动机，是否出于物质上的舒适；尼采质问我们是否透过侍奉天主，逃避我们对自己和社会的责任；弗洛伊德要问，我们的思想、言语和行为，是否出于未被满足的性 需要？我们所做的一切，是否都是为了寻求性方面的满足？
让我们看看马克思如何暗暗地批评那些提倡“人权”的中产阶层：他认为他们的动机其实是维护 自身的利益。“你们所理解的个性，不外是资产者、资产阶级私有者。”（《宣言》2.31）教宗方济各亦提及这种自我欺骗：“很不幸地，就连人权也被用来维 护个人的利益，以及有钱人的权利…….我们必须重申，社会中比较富裕的人应当舍弃他们的一部分权利，好使他们能运用他们的资源，慷慨地为他人服务。” （《喜乐》190）
展望将来：我们如何选择？
当我们展望将来的时候，我们发现一个很讽刺的事实，就是今日的共产党并未延续马克思和恩格 斯在《宣言》中对社会的基本关怀；反之，我们可以看到天主教的社会训导如何延续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精神！为我来说，这意味着社会关怀必须在“天主存在”的大 前提下，才能真正发挥其作用，为社会中的弱小和受苦者带来益处。因此，在结束本文时，让我引用几段《喜乐》的内容；如果你没有注意，你可能会以为这些文字 是来自《宣言》的。今天，真正召叫我们去关怀弱小、聆听“贫穷者的哀号”的，不是共产党，而是天主教教会的社会训导！
就如第五诫“毋杀人”为我们设下了清晰的界线，好使人的生命的价值得到保障，今天我们都必须对制造分化与不公的经济说“不”。这样的经济是会杀人的……我们几乎没有意识到，我们失去对贫穷者表现同情与怜悯的能力，对他们的呼号充耳不闻。（《喜乐》53-54）
每一个基督徒，以及每一个个体，都被召叫成为天主的工具，为穷苦人的解放而服务，使他们能真正成为社会中的一分子。这要求我们怀着柔顺和专注的心，聆听贫穷者的呼号，并给予所需要的援助。（《喜乐》187）
团结是一个自发的回响，来自那些认同财物的社会性先于私有权的人，他们深信“财富乃为人人共享”，而不只是为个人的益处。财务私有权使一个人能够保护和增 加他的财物，好使他能更有效地为普罗大众的利益而服务；因此，我们需要作出团结一致的决定，使穷人能够得回他们本应拥有的。（《喜乐》189）
这不正是《宣言》的指向吗？“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宣言》2.7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