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什么推动中国经济显著增长、促使五亿多人脱离贫困，并奠定其成为世界最大经济国的地位？
在某种程度上，前伟大领袖邓小平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提出的市场机制方针、现代技术和西方管理措施推动了其发展。
但西门子公司中国专家赵宇空认为，政府低效与腐败对经济造成潜在的拖累，因此这些解释并不足够。官员腐败等问题是习近平主席正在努力遏制之事。
赵氏认为，西学东用渐及政府鼓励发展的政策，使中国经济成功的真正创业者得到自由。人们及主要是儒家体文化使他们成功，他总结为：“雄心抱负、勤劳、节俭、关爱家人及坚持不懈追求好教育和成功。”
赵宇空可能意指某些东西。中国比你所想的更宗教化。是的，中国的确比其他任何国家有更多的宗教无党派人士，并由坚持无神论的政党领导。
但据最新的人口预测研究，鲜少人知道中国是仅次于印度的世界第二大宗教人口大国。这反映相较于文革时期宗教信仰被完全禁止、信徒受到虐待，以及所有宗教机构被关闭，现时的宗教正处于繁荣时期。
今天，中国是世界上佛教徒最多、民间宗教信徒最多、道教徒最多、基督徒人数位居第七、伊斯兰教徒人数介于叶门和沙乌地阿拉伯之间位居十七。这亦使中国成为世界上宗教多元化的国家之一，一些研究表明经济增长与此有关。
但基督教的预期增长尤其值得注意。由普渡大学杨凤岗教授所做的研究（最近被《经济学人》引用）表明，到二零三零年止，中国的基督徒人数将居世界首位。
据天津南开大学数量经济研究所的王群勇和北京中国人民大学的林新宇在《中国经济评论》的一项新研究表明，基督宗教的持续与中国的经济发展可能互为关联。王和林发现基督宗教促进了中国的经济增长。
具体地说，他们发现强劲的增长出现在基督徒和教堂密集的地区。
王和林使用从二零零一到一一年的省级资料，研究宗教信仰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根据对不同宗教的分析，他们发现基督宗教对经济增长具有最重大影响。
为什么会有这样？王和林指出，基督徒团体和机构占所有宗教机构的百分之十六点八，逾三倍于基督徒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约百分之五）。
据宾夕法尼亚大学拉姆．克南（Ram Cnann）教授所带领的研究表明，在其他地方这样的机构往往会刺激个人及社区的经济增长。有理相信，这在中国具有同样的效果。
宗教机构的经济效益包括物资的直接支出、服务、工资及更广泛的“光环效应”。这包括宗教信徒所带来的真实但往往不可估量的利益，如为个人提供安全网及人际关系网，来自讲道和婚礼的磁吸效应，及为社区提供文化、道德、精神中心甚至娱乐价值的公共空间。
王和林认为，中国人的基督宗教教义亦有可能影响经济。他们指出，基督徒伦理强调人的全面发展，不仅只是经济发展。譬如，他们观察到，基督徒的职责是对天主和教友负责，这往往引领他们作合法的投资行为而不是非法或胡乱的投机行为。
也许王和林认为基督宗教带来的影响更强化了赵宇空认为儒家对经济的影响。在二零一零年十一月北京大学的公开对话中，世界著名儒家学者、哈佛大学的杜维明和蒂宾根大学的基督徒神学家于尔根．莫尔特曼（Jürgen Moltmann）发现儒家和基督宗教间的共性。例如，孔子的金科玉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同样是耶稣严格的要求的真实写照：“凡你们愿意人给你们做的，你们也要照样给人做。”
王和林亦注意到，中国其他主要宗教信仰，包括佛教、伊斯兰教和道教对经济有积极但不一致的影响。（儒家并未出现在他们的研究中，亦未被政府视为认可的宗教。）
王和林总结说，不是暗示国家要独尊某种信仰，而是“从长远来看，为更了解经济，而建定更好的政策”。
明确的言外之意是应予以重新考虑高度限制宗教的政策，包括允许地方官员毁坏素有“中国耶路撒冷”之称的温州教堂。这些限制政策可能会削弱促使中国经济成功的重要来源。正如中国从根本上解放经济并带来成功的结果，若进一步解除宗教管制，未来几十年将会产生中国经济的奇迹。
【完】来源：《First Things》，天亚社编译。
First Things: What Christianity contributes to China’s economic rise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