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稣会总会长倪胜民神父最近到访中华省，分别在港台两地跟会士们见面。据修会网站及其他媒体的报道，倪神父在台湾期间，表示中国向来是耶稣会的优先使命。
对于这样的说法，一点都不令人惊讶，因为我们有着一位来自耶稣会的教宗。他已多次以行动和说话，表达希望与中国领导人接触。加上从利玛窦神父以来，许多耶稣会士都有着对中国深情厚谊，所以大家非常理解，并且看到修会对这份优先使命的付出，就如耶稣会与北京大学合办工商管理硕士课程，又有意在香港兴办博雅大学，都是广为人知之事。
修会在中国大陆一直是个比较敏感的话题。在大陆出现的国际修会多抱着“只能做不能说”的态度，因为自一九四九年后，传教士被逐离中国大陆，直至八十年代恢复宗教活动，修会在大陆可说是已不复存在。再次进来的这些国际修会，很多时被指控为外部势力，故此行动上只得小心翼翼，让人有种神秘感觉。
然而，修会在大陆实则上又是个半公开的事情。我们不难数出一些老主教是这个、那个修会的会士，据闻甚至有年轻主教是会士的身份在教区内是公开之事，连主管部门也知道，却也没有妨碍他成为主教的事实。最重要的是他并不是五十年代加入、硕果仅存的老一辈会士。
在官方的态度上，最近十年，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和中国天主教主教团曾考虑引入遵循本笃灵修精神的西方修会，但一直只闻楼梯响，何以未能成事，原因不详。
基于历史的情缘和对以往牧区环境的熟悉，进入大陆的国际修会都倾向回到以往他们传教士服务的老地方，协助当地教会发展。故此我们可以看到某些教区在恢复的阶段发展得比较快，就是因为得到国际修会的扶持，有些没有与外界接触的教区，发展就相对滞后。在九十年代初，湖北地下主教刘和德和首位“自选自圣”的公开主教董光清，因同属方济会，在修会协调下达致修和，更成为中国教会的美谈。
然而，在国际修会进入大陆的过程中，有教区神父曾抱怨外来修会伸手太长，感到连主教都要唯命是从。由于兹事体大，神父希望表达意见之余，不便透露教区名字，故此由笔者在这里将他根据《天主教法典》的看法铺陈。
首先他指出，据《法典》第369条，教区乃天主子民之一部分，教区主教在其教区内负有管理其教友的职责。而第537条则指出，修会是教会内一些人，为更好的遵从福音劝喻度献身生活，借助宣愿而形成的固定生活方式。
由这两个定义我们不难看出教区的职责，主要是牧养教会托付于他的羊群，而修会则是借助修会固定的生活形式，去实现该修会的特定神恩。这特定生活方式，侧重在以特殊的方式为基督作证，在教会内成为特殊的标记。其重心在会士们自身，而不在管理牧养教友。这管理牧养工作只是实现会士身份的工具而非目的。教区则不然，管理牧养托付于他们的教友是其目的，也是其首要责任。
既然牧养天主子民是教区的首要职责，从这个角度去看，教区可以为了牧民需要，成立隶属本教区的修会，或邀请其他修会帮忙。因而，《教会宪章》第45号讲：“修会属于教会权下”，适合隶属教区的修会。针对那些不隶属教区的修会，《教会宪章》第45号讲：“为能更适当地应付整个基督羊群的需要，任何修全德的修会，以及其每位会员，都可由教宗根据他对普世教会的首席权，针对着公益，从地方教会当局的权限内脱免出来，专属教宗管理（七）。”
面对不隶属教区权下的修会，教区只能根据自己的牧民需要邀请其帮忙。但是应邀在某教区服务的会士，应遵从当地教区的相应规定。为此，《教会宪章》第45号继续讲：“修会会士按照其特殊的生活方式对教会尽其职务时，应该按法律的规定，对主教表示尊敬与服从，因为主教在区域性的教会内，负有牧民的职权，又因为在传教工作上需要保持统一及和谐（八）”。
修会，特别是那些不隶属于教区的，需要有其发展，是无可厚非的事。教区主教也应本着爱德精神予以支持帮助。然而，这位神父观察到，某些修会处心积虑在某些特定的教区发展自己的修会，暗中渗透教区掌控实权的人士，排斥其它修会，做出些不成文的规定。
这些规定诸如：凡是未经本教区许可自己擅自申请加入其它修会，或者已加入其他修会，或者自己申请而未能成功者，一律开除于本教区。这使得很多人士因此被拒于教区之外，有的因此而加入到其它教区或在他处服务。
然而，他又指出，等到时机成熟，该会会士便开始在他后来加入的教区运作。他说：“这到底是只有该会会士适合本教区需要，还是某些修会用此来发展自己的团体，谁也不好评说。”
他表示，修会发展为教会是必须的，但是教会不仅仅是需要某个修会，作为普世教会一份子的教区也是一样。而且，假若一个教区只存在某一修会，当这个修会在该教区服务的人数达到百分之八十，我们只能说这个教区是某修会的教区了。而一个某修会的教区，是否应有属于某修会的主教？这为教区到底是利还是弊，值得反思。
至此，他提出，修会或者教区是不是应该界定下自己位置？如今，看似修会发展的背后，是否存在太大的阴影？
修会和传教士对中国教会的贡献，大家都没有忘记，也不敢忘恩负义。但在他们相助的过程中，有没有考虑过教区神职班的真正感受？可能是缺乏这一层考虑，致使该位神父有这样的疑虑。
再往深一层看，为何这位神父会有投诉无门的委屈？为何修会需要以这种方式发展壮大？从宏观层面看，这样情况的发生仅是一个教区的问题吗？难道不是天主教在中国不能正常运作之下扭曲求存而必然产生的问题？
如前面所言，修会在中国大陆是一个既敏感但现在已不能假装其不存在的问题，或许本文可以引发大家思考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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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可可，一位华人天主教徒。
【完】来源：《笔是天主教》。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