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思维里，善牧在与统治者的周旋中，可以妥协但不可背叛。何谓妥协？妥协是以让步的方式避免冲突或争执，指在冲突双方互相让步的过程中以达成一种协议的局面。何谓背叛？背叛就是叛变，是对自己原来信仰的一种背离与叛变。是背弃原来坚持的道德约束，叛离本组织的利益，对自己做出承诺的不实现、不兑现的表现。很明显，妥协与背叛在概念上有着根本的差异和不同。永年教区陈柏庐主教曾说过：“在信仰上决不让步，在方法上可以让步。”虽然，在与政府的交往中，为了与政界达成妥协，陈柏庐主教同意将永年教区改称为邯郸教区，这虽然与教廷备案有所差异，但这不是信仰问题，完全是方法问题，这能算是背叛吗？众所周知，我们生活在中国的天主教并不是生活在欧洲的天主教，在很多政治层面上不得不与政界达成某种妥协。我们必须清楚，我们并没有享有人权宣言上的信仰自由，很多时候官方的工作人员并不清晰那些属于天主教信仰的层面，那些属于方法的层面，他们盲目地横加干预，有时教会主教不知所从，或者是犯了原则性错误，我们做神父的、做教友的，应该理解和宽恕。先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在这方面做得让许多主教佩服的五体投地。譬如：非法主教借着悔改可以合法；地下忠贞主教可以“先行祝圣，然后呈报”。虽然，许多主教的德操并不令教会当局满意，但是，地方教会圣统得以延续，教友可以合法地领取圣事，同时也避免裂教的产生。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合法的统治者，生活在这篇土地上的人民不可能不与之发生联系。同样，生活在中国的天主教，也不可避免地要与政府有一定的交涉、来往与合作。一味地抵抗、不合作，并不是最好的选择。国共内战时期，那些名牌主教逃之夭夭难道是最好的选择吗？牧人不为羊群舍命，却穿上红色道袍高呼“殉道”的口号有意义吗？生活在自由世界的大人物，怎会理解生活在大陆主教的艰辛。
先教宗若望保禄二世曾经说过：“中国教会不能永远成为地下教会”。在教廷委任主教的谕令中，有附言告之：“能公开祝圣就公开祝圣，即便不能公开祝圣也要秘密祝圣，因为圣统必须要延续”。当一些非法主教成为合法主教后，他们的继承人不可置疑地希望教廷批准并且公开祝圣，因为，地下教会必定不是一个常态。为了促成地下教会公开，本笃十六世就职后，一方面呼吁中国教会内部修和，另一方面，以牧函的方式取缔先教宗若望保禄二世给予忠贞主教的特权，终止地下主教不经申报就可祝圣主教的权力。致使许多地下教会，主教在世没有祝圣继承人，去世后只能用署理负责管理的局面。罗马教廷方面，更是希冀秘密祝圣的主教为了牧灵需要，可以与政府达成妥协而逐步公开。中国教会也就出现了，诸如：李镜峰（凤翔）、宗怀德（三原）、陈柏庐（永年）、李维道（潞安）、郑守铎（运城）、孙远谟（洪洞）、石洪臣（天津）、史景贤（商丘）、王宠林（赵县）、宋维礼（廊坊）、王殿铎（曹州）、张怀信（卫辉）、同长平（渭南）、朱宝玉（南阳）、杜江（巴盟）、安树新（保定）、朱维方（温州）、吴钦敬（周至）等多位主教。当这些主教公开就职时，总会引起一些争议或质疑，甚至一片谩骂声，非常令人心痛。那些本属于非法的主教，教宗都给予宽免，收容在教会的大家庭中，为什么这些忠贞的地下主教只是因为公开了主教身份就要被斥之为“背叛”呢？当然，在公开就职的过程中，官方肯定会要求一些所谓的条件，这些条件有时会造成当事者内心的挣扎和困惑，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主教们之所以公开就职是为了教友利益，也是为了当地教会能够正常运作。尤其是像安树新主教和吴钦敬主教，他们一个受到十年监禁，一个受到九年软禁。其实最痛苦的是，他们无法负责自己的羊群。故此，罗马教廷对此不仅不会加以谴责，甚至可以说乐见其成，无论如何这些教区不会再出现自选自圣主教了，教区内的教友不会因为主教的某种妥协而减低对教会的忠诚。若是教宗能够包容那些非法可以合法的主教，那么，我们为什么就不能包容本来就是合法主教，只是为了牧灵需要才与政府达成某种妥协而公开就职的主教呢？他们究竟背叛了谁？他们背叛了基督吗？他们背叛了教会吗？回答是否定。他们仍是忠于基督，忠于教会的，他们还是我们的善牧。我们应该对他们多一些理解，多一些包容，使我们与他们和和美美地生活在主内的共融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