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宗方济各，一如圣方济各，一举一动总是那么惊世骇俗。不错，这一点总让观察家们看错了眼。
从历史上看，圣方济各用自己的生活和行动，彻底追随基督的榜样，度完全的福音化生活。他神贫、爱主、爱人、热心传教、亲近自然、爱好和平，满心喜悦、影响深远、力挽狂澜。
再看一看现任教宗，他之所以取名方济各，一定是以圣人为榜样，努力实践圣方济各的价值观。
实际上，从教宗方济各就任以来，他的所作所为，一举一动，莫不触动天主教会和世人。我们看看他对教廷不遗余力的改革、对世界热点冲突的和平呼吁、对各大宗教的对话、对基督宗教的拉进合一、对环保和难民的关注和同情……。
如同历任教宗一样，教宗方济各都会得到中国绝大部分天主教徒的爱戴和支持。
在中国的天主教会，切愿与普世教会一道，成为至一、至圣、至公、从宗徒传下来的教会。既是堂堂正正中国人，又是真真实实基督徒。无论中国教会历史上的礼仪之争，以及当今中共政权下的天主教会，莫不如此。
如同利玛窦神父般，教宗也出身耶稣会，对传教非常热衷。利玛窦以适合中国当时社会情况的方式作出的“适应”传教法则而导致短暂的成功，（由于礼仪之争而被废止）。但今天教廷有意将他列品，则是对利氏的重新认可与尊崇。同会会士朱树德神父宁肯放弃海外优越的自由条件，返回大陆传教，以致遭到迫害、坐监，最后致命。这让教宗方济各都敬仰不已（可见于教宗方济各亲吻朱立德神父苦难双手）。教宗方济各有意通过中梵对话达致建交，好对中国教会的扩展、福传事业能有个正面的推动与帮助，这是毫无疑问的。
在历史上，教廷与墨索里尼、希特勒等法西斯独裁都达成过协议，甚至东欧的共产国家。这就是说，教廷是不忌讳该国的政治体制，而是尽量想方设法的让该国的教会得以苟延残喘、从而延续教会的生命。当然，这里面尤以教廷与匈牙利的协议而受到诟病，因为达成协议的可能就是做了过多的妥协。
很显然，教宗方济各极富南美热情的风格，试图将中国教会的门打开，迎接中国广大的非天主教徒，以崭新的形象收获更多的果实，通过持久的对话，为了教会的长远发展和利益，忍辱负重，而不是坐以待毙。
从历史上看在中国的天主教会，除了少数的背教叛教者，有为数不少的教友和神职为了忠于天主、忠于教会而步履蹒跚、充满挣扎，甚至流血致命。这在十年文革时期达到顶峰。就是现在，也得面对政府的挑战。而这里面，微妙的一点可能就是教宗若望保禄二世、教宗本笃十六世屡次提及的地上、地下教会的修和（这个修和可以先从灵性开始，一旦成熟了再迈向体制的合一)，以及教宗方济各上任以来批准地上、地下教会的人为主教，从中可得出一个结论：地上地下形成合力才能发展，团结才能一致对外。大家若是争执不断、互相拆台，注定是没有赢家，后果只能是走向衰败。
至于教会与政府的关系，相信秉承“天主的归天主，凯撒的归凯撒”最好不过了，也就是所谓的政教分离。但中国的现实却是政府一直在操纵和打压宗教。在这种情况下，教会与政府不得不保持一定的距离，而不是与政府谈婚论嫁，做政府的官员或卒子。因为政府与教会应各自独立，互不隶属。
陈日君枢机和金鲁贤主教这两位地上地下路线的践行者，是中国教会这个时代的代表和象征。陈枢机嫉恶如仇、坚持公义、爱护弱小，追求完美，做事中规中矩，从历史上看，陈枢机与范学淹主教、龚品梅枢机这些地下教会的标杆性人物其实是一脉相承的。也正因为这样，成了政府和爱国会的众矢之的。至于游走于中梵之间的代表性人物——耶稣会的金鲁贤主教，这位“泥鳅式”的主教，既不与共产党撕破脸，又获得梵蒂冈的尊重，还使上海教区绝处逢生。这是一个公开教会的典型成功样板。
记得二零一零年金主教对陈枢机说：“陈枢机，我们毕竟是一国两制。”是啊！直到今天，香港的教会仍然享有某程度上的自由（虽然这个自由正在遭到内地的不断渗透），而内地的教会却仍在水深火热中挣扎，可见两地教会的巨大区别。不要说教会，就是大多数中国老百姓也在这个威权政治体制下卑屈的活着。当然，我们可以尝试去做一些改变，但这很可能需要付出一定，甚至巨大的代价的。这其中，我们可以看到，马达钦主教脱离爱国会的柔性诉求虽然得到满堂喝彩，但终归为黑暗势力所不容，至今遭到软禁不说，连带上海教区神职和各项事业都遭到整肃。与其说是遭到失败，不如说是遭到了迫害。
如同越南一样，政府不时打压一下教会，比如为了维护教产，天主教徒被当局逮捕入狱，坚持正义的主教被迫辞职。同时，梵蒂冈又选择相对温和的人做主教。以习近平上台以来政治上越来越高压的态势，除非政治趋于自由，相信这会在一定时间内成为教会的常态，那些认为中梵达成协议，宗教将得到完全自由，我认为恐怕不太现实。
有了东正教的前车之鉴，教宗方济各对中国教会展现极大的宽容、包容与爱，没有说过惩罚及排他性的字眼，这都为解决中梵问题留下极大空间。当然，这可以说是一个因应环境变化而做出的权宜之策。毕竟，分裂的代价太大，从历史上看，教会有切肤之痛。
教宗方济各与中共政权对话，建立互信机制，形成良好的互动，对于和平以及政教关系而言，具有重大意义。当然，建交不必图快，只要水到渠成。否则，拔苗助长也不会有好的结果。显然，教宗方济各在这点上极具耐心。
上主富于仁爱宽恕，极其慈悲，不轻易发怒。在这教宗方济各所订立的慈悲年里，让我们为中国教会迈向自由、为中梵关系能取得良好进展而祈祷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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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多玛斯，中国大陆一位天主教徒。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