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暴风骤雨式的反腐确实大快人心，然而中外多数人对其远期前景都不看好；最常提到的理由是制度：缺乏有效制约权力的好制度，腐败就有发生和发展的土壤。于是大家把希望寄托在体制改革和依法治国上。
然而这些改革的前提是维持和巩固中共的政权，而且是集中权力，自上而下推动的；在政权受到威胁时，一切法律和制度都可以让路。中共对“威胁”的定义又十分广泛和模糊，给大小官员维护自己的权利开了方便之门。结果是一个奇特的现象：近三十年中共政权是世界上最稳固的，效率好支持率也高，但却最提心吊胆，生怕被颠覆。这与其说反映了现实情况，不如说是苏联东欧共产党政权崩溃（苏东波）的后遗症；这种非理性的悸怕常常导致一些非理性的、与社会发展趋势相背离的政策。
用权力推动大制度建设（如依法治国）来限制权力，本身就是个悖论，历史上也没有成功的先例；迄今为止成功的宪政都是利益和力量平衡的结果，是契约。权力至上侵蚀的不仅是法治和制度规则，也包括社会的道德基础。中国自诩礼仪之邦，硕果仅存的文明古国，然而中国游客在国外被认为是最不文明的；国内则是普遍的信任危机，市场上假货泛滥，欺诈横行。社会道德底线失守对官场的影响是巨大的，也是被反腐所忽视的治本之道。没有社会道德基础的“好制度”一定得不到好效果，不管其设计的初衷如何好。中国的反腐机构是世界上最庞大、最复杂的，中国也是腐败最严重的国家之一。
如果腐败成了一种文化，好制度也会变成坏制度，这是邓小平始料未及的，因为在他的年代，腐败远没达到现在的程度。法律和制度靠人来执行，如果人烂了，制度就会跟着烂。因此，社会的道德基础比法律、制度更重要，因为它直接关系到人的行为模式。
官员腐败不仅因为官场的制度不健全，也因为社会对他们的腐蚀。如果社会是一个道德黑洞，它越富裕腐蚀力就越强。宇宙的黑洞使光线都无法逃脱；在道德的黑洞里极少有官员能洁身自好。中国的官员都是同代人中的佼佼者，多数都曾怀抱理想、品学兼优。他们中许多沦为贪官污吏的原因，也需要在社会大环境中寻找。然而，通过审视社会的几个主要的道德源泉，我们发现是权力在侵蚀中国社会的道德土壤，而且权力还在不断扩张。
第一个、也是最有中国特色的源泉是政府的倡导。这在中国可谓源远流长，儒教就是要建立伦理社会，从皇上到黎民都有一套行为的道德规范。克己复礼，只要人人都遵从规范，就会天下太平，社会和谐。皇帝、大臣、士大夫、师傅等都应当为人表率，知识人有义务成为天下的良心，文死谏，武死战等等。中共掌权后延续了这个传统，党员干部凡事要带头，吃苦在先，享受在后，严格要求自己。
毛泽东时代是榜样治国全面取代依法治国，雷锋、焦裕禄、孔繁森……以及最近的周小平、花千芳等等，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标准，但以德治国、树正气的逻辑不变。然而从古至今，腐败一直是官场的痈疽和癌，近几十年来由于市场力量的介入，权钱结合，腐败愈演愈烈。
究其原因，这些模范人物的提倡者都在权位上；他们误把权力的制高点当成道德的制高点。且不说为了塑造典型他们往往不得不造假，缺乏有效监督的权力，使他们自己的行为很难总是符合他们提倡的道德规范，甚至被揭发出是贪官，是腐败的源头和始作俑者。这对社会道德是致命打击，是对“官办模范”的极大讽刺，给社会上的不正之风签发了许可证，同时也威胁到政权的合法性。
权力和道德无缘
中国传统中的“天命”以道德和社会正义为其精髓；对政权的道德判断左右着人心向背和朝代更迭。中共格外注重人心向背。改革开放以来，中共对道德建设做出了巨大努力；在党内有无数次大大小小的整风运动，最近的包括习近平的八项规定，群众路线实践教育，较早的有江泽民的三讲，胡锦涛的保先教育。在全社会则有持续不断的精神文明建设，1980年代的“五讲四美”、胡锦涛的“八荣八耻”，习近平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但老百姓买账了吗？
从根本上讲，政府不适于作为道德的提倡者。在西方发达的民主国家，政客也被认为是一个鲜廉寡耻的职业，政府永远是挨骂的对象。权力出不了道德的权威，因为它总是和腐败联系在一起。“政府无德”应该是一个定律，不是说政府都不道德而是说权力和道德无缘，不能指望它们相辅相成。
第二个主要源泉是宗教。劝善是所有宗教的共性，对信教者，道德本身就是对道德行为的奖励，不需要外在表扬和宣传，那些来世或它世指向的宗教尤其如此。宗教产生的道德行为是最纯正无私的。在现代，除了伊斯兰，它们对政治的影响有限；基督教的政教分离原则已被普遍接受，佛教更是不问世事，一心修炼。在当下物欲横流的中国，宗教是一片难得的净土，是道德生长的可靠土壤，也是社会的稳定器——只要不介入政治，不走极端。
然而这片土壤也在受权力的侵蚀。由于苏东波后遗症，当局总是过于担心有组织的活动，怕它们威胁到政权的稳定，而对宗教在道德建设，社会稳定上的作用估计不足。于是总想方设法去控制、限制、打压、渗透，使中国的宗教不得不总是和政权打交道，变得政治化了，这片道德的土壤就这样退化了。
第三个主要源泉是公民社会和其他形式的民间自治，包括中国历史上的家族组织、宗教会社、乡绅、长老的权威、同乡会、商社等。传统上中国政府的权力只到县级，县以下的农村社会全靠自治。在国家垄断合法暴力的情况下，必须靠伦理道德、乡规民约、家教族训和教化来维持社会秩序的稳定，这也是儒教常兴不衰的现实基础。
持续一个多世纪的接二连三的大革命，包括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不仅摧毁了传统社会的经济基础和阶级结构，也摧毁了其政治、文化、意识形态、信仰和道德建构。近些年来传统社会组织形式有所恢复，但往往被视为对政权的潜在威胁而予以打压。由于得不到合法的生存空间，它们不能健康发展，常常黑社会化。
苏东波之后，尤其是东欧颜色革命后，执政党内许多人视公民社会为洪水猛兽，西方颠覆阴谋的社会基础，因而不断打压言论结社自由，打压非政府组织、非盈利组织、慈善机构、自愿者组织、维权组织甚至兴趣爱好团体；最近的意向似乎是要用共产党庞大的基层组织（430万之多）来替代它们的功能。
严格的管控，包括执政党的渗透，使得社会组织普遍趋于半行政化，成为政权的附庸。权力的侵蚀使它们缺乏独立空间和自由意志，因而不能成为社会公德生长的沃土。在一个日趋多元化的社会里，缺乏充分表达和社会协商，使得公平公正得不到足够的伸张，无事不揽的政府却不堪重负，动辄得咎，这恰恰是最大的不稳定因素。
第四个源泉是社会舆论，包括传统大众媒介和新媒介。健康的社会舆论是公开透明和理性的产物；古语说“理不辨不明”，共产党讲“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只是现在不大提了）。公开的信息和自由的讨论是伸张社会正义的重要途径；在舆论的监督下，权势人物不得不注意自己的行为操守。道德是一个公共现象，不道德总是私下行为。因而公共舆论是培植道德的土壤，压制舆论就是破坏这个土壤。根据上文的分析，制度的笼子不一定能关得住权力，因为制度要靠人来执行。必须把权力也关进社会舆论的笼子，因为这个笼子比制度要细密多了，也公开透明多了。舆论监督是道德的监督，强化舆论就是强化道德。制度总有空子可钻，而道德则无隙可乘。
然而舆论界是权力侵蚀最厉害的领域之一，当局有一整套庞大而复杂的机构，来控制人们的言论甚至人们的思想。近来的“创新”是政府在网上大规模地制造“民意”。根据“政府无德”的定律，这样做只能适得其反；现实的情况也正如此。在西方，政府总被怀疑在撒谎；在中国则往往是无论政府说什么，百姓都从反面去理解，结果是官民对立，社会缺乏起码的诚信。
在一个没有起码诚信，道德底线失守的社会，人人都没有安全感。大家都觉得唯一靠得住的是金钱，于是拜金主义盛行，道德的土壤被铜臭进一步腐蚀。就像马克思所说，资本使一切亲情、友情、神圣的信仰和悠久传统都化作赤裸裸的金钱关系；为了钱人们什么都可以去做，甚至甘愿冒生命的风险。于是社会陷入一种道德的恶性循环，究其最大原因之一乃权力对道德土壤的侵蚀。而拨乱反正不能走用权力来限制权力的老路，因为这是一个强化权力的怪圈。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