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牢牢掌握对宗教的控制已不是什么新闻，但很多人可能想像不到那是什么样的程度。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最近的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对宗教管理所阐释的蓝图，主流媒体未必会详列所有细节，而其中一项值得关注的，是有更多部门，甚至政府认可的民间组织被要求对宗教“齐抓共管”──一个首度在宗教工作上出现的词汇。
在四月廿二至廿三日召开的会议上，根据习近平纲领性的讲话，这些被要求一同管理的新群体包括“工会、共青团、妇联、科学技术协会等”。
不过，即使在这份“齐抓共管”的新名单诞生之前，要中国近四千名天主教神职人员数算他们在多少部门的管理之下，并不困难。
以最近江西省余江教区“地下”主教曾景牧的葬礼为例，一位当地消息人士对天亚社说，约有五千教友出席葬礼，过程中受到约千名公安人员和官员监视。
在场的官员一般至少来自三个单位，分别是监督宗教事务的党内机关统战部，以及属于政府部门的宗教事务局和公安局。
该消息人士指出，教友也不会很介意官员出现，因为大型教会活动有时候需要他们协助维持秩序。
在抓捕地下神职人员时，相类似的部门人员也会出现；有时候甚至连国家安全局的官员也会出动。不过，教友未必能分清楚国安人员和属于公安部的国保人员，而都把他们统称为安全人员。
在一般情况下，从省、市、县各级政府的公安局负责监控被视为“非法”的地下教会团体，宗教局工作重点负责管理政府认可的公开教会团体，而统战部主要职责是联系宗教界并掌握他们的动态，以及对宗教工作中的重要事件与问题作决策。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地下主教告诉天亚社，他一部手机里的电话，只有各级官员的电话号码。“他们要求随时能找到我。”这意味着他储存了至少有九个电话号码。
宗教生活上的各式各样管理
如今，中国教会大部分教区都设有社会服务中心。他们的慈善服务常常获得称赞，特别是有灾害发生时，他们都需要与民政部合作救灾工作。即使是这样，教会要获得法律认可的非政府组织地位，却非常困难。
河北省的进德公益基金会是国内首个天主教非政府组织，他们享有全国性的认可，接受的捐款可豁免赋税，并可向捐款者发出收据。这些相关的法律是受财政部和民政部共同监管。
在天主教出版方面，国内目前有三间主要的出版社——河北省的河北信德室、上海教区光启研究中心，以及北京教区上智编辑馆。此外，一些教区也出版教区或堂区通讯。
这些出版品大部分只允许在教会场所内出售，供“内部传阅”。他们不可在一般书店出售，除非得到来自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发出的出版条码，因此而限制了教会的福传。
至于自二零一三年底开始的“三改一拆”，浙江省基督徒大概不会忘记去年十月在浙江一个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住建部）的会议上，陈政高部长向与会者说：“在全国城市打一场治理违法建筑的攻坚战”。
事实上，兴建宗教活动场所除了住建部和宗教事务局，还牵涉更多的部门。华中一位神父说，其教区为了兴建教堂，花上两年时间从不同部门获取约三十个审批公章盖印。
至于在北京召开的宗教工作会议，除了宗教官员，公安部和教育部的官员也有出席。
香港中文大学崇基神学院院长邢福增教授说：“学生信教是已形成了一段长时间的现象，并且越来越普及，因此教育部也参加了。”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外界可以预期在中梵谈判里，中方的外交部官员与统战部和宗教局的同事并排而坐，因为北京当局视之为“国与国之间的谈判”。
某些部门所负有的相关管理责任，虽然是一视同仁，适用于所有国民身上，但很多时候，正如一位温州老教友最近为天亚社撰写的评论中写道：“对于天主教，任何部门或官员都会犯上‘过敏症’，除了宗教主管部门之外，都愿意与天主教‘划清界线”……不愿与教堂‘沾亲带故’。有关部门不敢受理或办理教会递交的报告或申请，以无政策规章可循予以推托”。
对在中国的天主教神职人员来说，为了教会生活的不同方面，而需要应付这么多不同的党政部门，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