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已经公投通过脱离“欧盟”。无论“脱欧”如何付诸实行，欧洲将会永远不一样。
西欧国家的精英过去七十年来，一直在一个假设上运作，认为他们的人民别无选择，只可支持欧盟来拯救欧洲大陆。借用教会学的语言，他们全凭“勉强人进来（compelle intrare）”；正如教会当局引用《路加福音》第十四章廿三节，耶稣关于宴会的比喻，强迫人们进入教会，故欧洲政府亦试图迫使其人民加入欧盟。
然而，现在一名成员国已决定离开，欧洲精英亦看出整个欧盟正处于危机，这几乎是额外的“欧盟以外无救恩（Unionem Europeam nulla salus）”。
欧洲计划重组直接关系到天主教会的重组。这无关于对一个欧洲中世纪基督教王国及以欧洲为中心的天主教的怀缅。这里有三个议题，与在古欧洲大陆和罗马天主教生命中，在此重要时刻有关。
第一个：历史问题。
欧盟危机，是天主教欧洲主义面对众多危机中的一面。另一方面，虽然“欧洲方案”确实是作为天主教徒，以及美国和后二次大战政治精英的其中一个愿景，但欧洲危机的其中一部分正是三方“玩家”的积弱。
冷战期间，德国基督教神学家马丁．尼莫拉（Martin Niemoller）指出，当天主教仍处于美国政治建制的边缘那时，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西德）已经“在梵蒂冈受孕并在华盛顿出生”。
近三十年，天主教在美国冒起已有其政治影响，但不在于带领连系欧美的方向上。可能是恰好相反，若有人注意到新保守派美国天主教学者如乔治．魏格尔（George Weigel），通常会用负面方式谈论欧洲和欧洲天主教。在这意义上来看，欧盟危机的责任不仅落在欧洲天主教徒上，也（以另一种方式）落在全球天主教徒身上，包括那些在美国的。
第二个连系着英国脱欧和天主教的问题，是政治神学；也就是说，天主教今天在全球化经济的年代，如何看待民族国家和国际机构。
第一个实际问题：民主是应该直接抑或代议制。自法国大革命，天主教已跟“民主”思想交战，而我看来，自二次大战，相对于“直接民主”，天主教似乎已承认并接受“代议制”。
指控教宗方济各在政治上是典型拉丁美洲民粹主义者的那些人，仍然要展示教宗如何鼓励天主教徒回避“代议制”民主（事实上他没有）。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民族国家的观念。英语系天主教神学家被“激进正统”学说驱使，强调教会必须拒绝民族国家的想法，正如拒绝偶像崇拜一样。但在我而言，“直接民主不可能错”的想法，亦应被视为偶像崇拜。别忘了，人群选择了巴辣巴而非耶稣。
但在这场辩论中，有些论述还是会感动到那些没阅读“激进正统派”挑衅性论点的人。从天主教会未来作为全球政治参与者的观点来看，我们必须记紧：教会关于二十世纪民族国家的神学思想和训导，是受其欧洲和拉丁美洲经验所影响，多于北美洲、非洲和亚洲的经验。
英国脱欧很可能是一个关键时刻，揭示天主教徒对民族国家作为教会伙伴的长期信心（亦不是太长，七十年而已），并非如此普遍。天主教徒看待中国和菲律宾的方法，较之于他们看待德国和法国的方法，最终对教会未来将有更大的影响。
第三个连系着英国脱欧和天主教的问题，是关于教会未来权力下放，以及这对其世界各地成员的政治取向将意味些什么。
教宗方济各重申教会需要减少中央集权。从教会学的观点，这是普遍被接受，但无人知道这对全球天主教徒的政治姿势将会有什么意义。
自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后，教会一直支持民主，忠于民族国家（只要它尊重人权，并容许某种形式、出于良心的反对声音）。但同一时间，罗马已告诉天主教徒，必须要跟暴政对话，以容许教会生存并预备更美好的将来（一九四五至一九八九年间，梵蒂冈与共产主义国家之间的东方政策正正就是这样的一回事）。
所有这一切沿于这假设：教宗和教廷知道他们在做什么，而教友亦相信梵蒂冈外交的诚信和效益。这是建基于中央集权教会的信德行动，在某些关键领域，梵蒂冈可以并应该推翻本地或国家的主教职。
然而，一个权力下放的教会，其未来可以很不一样。香港教区荣休主教陈日君枢机，一名坚实反对梵蒂冈跟共产中国对话的反对者，最近呼吁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兄弟姐妹”，若有违良心，可不用理会在中梵之间一份可能的协议，即使它得到了教宗的批准。
回到一九九七年，当陈枢机还是助理主教，他经历过类似英国脱欧：那时英国把香港主权移交给中国。针对教宗方济各及其跟北京的谈判，陈枢机的立场可能为一个新的全球性天主教会埋下伏笔──并非理解为不尊重教宗，而是本地天主教徒可坚定自信地决定，政治上什么对他们是好的，就算这意味着，要漠视梵蒂冈世纪以来跟各类暴君和蛊惑民心的政客交手的经验。
这将标志着一个彻底的改变，且将是天主教下放权力的一部分，但我不相信它经常并必定是向前迈出的一步。
【完】天亚社英文新闻：
Towards a Catholic Brex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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