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有两个教会吗？富有的教会和穷人的教会？这是个重要但困难的问题。让我以几年前与一位外国传教士的交谈来说明。
我的朋友大概四十年前来印度传教，她被安排在西部古吉拉特邦一个小城镇的学校任教。那儿的学童都来自富裕和中产家庭，大部分是古吉拉特商人，主要是重视子女接受英语教育的印度教徒和伊斯兰教徒。但从来没有学生成为基督徒，即使他们与基督徒老师保持亲近的关系。
这是七十年代初期天主教会史上的关键时刻。特别在拉丁美洲，很多人讲论“选择与穷人为伍”，把这与教会是“在旅途中的子民”和“信仰是自我启示的过程”等其他出自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的思想结合。整个世界，包括印度这里，都听到这些改变的回响。
受这些新价值观的启发，朋友离开了为有钱人家而设的学校，选择到古吉拉特邦北部比尔部落的妇女当中生活和工作，她们是印度穷人之中最贫穷者。她想起《福音》的话：“向贫穷人传报喜讯”，是天国临现人间的标记。她离开修会学校的舒适而安稳生活，把自己置身于蔑视、偏见、压迫和贫困混为一体的部落农民中。
部落妇女中，基督徒并不多，她们以无数的形式敬拜自然，而她在她们当中的工作是相当的松散。为着这服务，她要变成跟她们一样──弱势。
以管家的意识善用神恩
印度教会以其教育和福利机构而闻名，而这方面既不贫穷也非弱势。事实上，印度教会在服务上作出了具意识的选择，就是服务所有的人，无分阶级或信仰。考虑到经营仅次于政府以外最大规模的学校、医院和社会服务中心网路的人，是印度十二亿人口中不到百分之三的极少数基督徒，这确实是一份贡献。因此，这无疑是积极的，虽然也存有其他的顾虑。
或有人会问：印度的基督徒群体并不富裕和少捐献，教会如何运作如此多福利机构？这主要是通过来自欧美西方国家基督徒的捐款。外国传教士从其国家筹集资金，用来建教堂、学校、书院、医院和孤儿院，并支持许多项目，支持遭遇灾难的穷人。
近来，各大资助机构帮助缓解贫困、减少病患和促进健康与福祉。但绝不能忘记较有历史的基督宗教机构的成立，都是通过西方国家里一般中产教友的集体奉献，他们在数百年来“为这使命”的牺牲，建立了印度教会的根基。
这么大量可供使用的金钱，为教会人员来说并不一定是好事。这往往在管理层之间滋生傲慢和不负责任。《福音》中“塔冷通”的比喻要求我们以管理和受托的意识，善用我们的天赋。但并不总是如此。而当问责制度不完善和不存在时，情况可能更差。你听说过印度神父或主教因挪用资金而受审吗？
为穷人站出来说话的道德责任
服务是重要的，但先知也是必不可缺。我所说的先知不是预言未来，而是以天主的眼光看当下。教会──我指的是建制架构──有义务站出来代表穷人和受压迫者发言，不只为信徒，而是在任何贫穷和有压迫的地方。如果做不到这点的话，就是确实地反映这建制从未经历一般人所遭受的困难和窘迫，所以不能感同身受。
因此，印度基督徒作为贫穷的一群，生活于至少普遍认为是富裕而显赫的建制中，至少一般大众有此印象，并有很好的外国连系。大部分天主教徒，个人和集体，都是来自贫穷和中下阶层背景。职业方面，他们受雇工作──如果出身自农村的穷人，他们就会农民；而来自城市的，就当工厂工人、家佣、教师和护士。经商的基督徒不多，虽然这正在慢慢改变。从事公职或参与政治的更少。事实上，教会的公众形象并非出色的教友，而只是其架构──其他团体的形象形成鲜明对比。
我所写的很多是谨慎的概括，因为这里有很多印度基督徒团体，教会也不是单一的群体。所以基督徒团体的面貌会按印度的不同地方而有所改变。在南方比较强大，在北方比较零散；但近年来几乎每一处都受到来自印度教激进分子的无声威胁。
但我认为在印度，跟世界各地的天主教一样，神父和主教行使的权力远远超出他们的能力，或是他们的专业。在印度，这并未引发在西方国家出现的反教权主义，因为印度人（天主教徒及其他宗教信徒）是一个传统社群，尊重他们的宗教领袖，即使这些被视为不称职。这会继续吗？言之尚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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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迈伦．佩雷拉（Myron Pereira）神父，耶稣会士，在印度孟买从事写作。
【完】天亚社英文评论：
Rich church, poor Cathol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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