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一六年对于我们天主教会是一个特别的年份，因为，教宗方济各宣布从二零一五年十二月八日，圣母始胎无染原罪瞻礼起，直到二零一六年十一月二十日，耶稣普世君王瞻礼止，为慈悲特殊禧年。在过去的一个世纪内，除常规禧年外，只有两次特殊禧年，即由教宗庇护十一于一九三三年所宣布，及由教宗若望保禄二世于一九八三年所宣布的两次特殊禧年，其目的是庆祝耶稣基督救赎普世一千九百周年与一千九百五十周年。好不容易在卅三年后，教宗方济各再次宣布今年为特殊禧年，而且是慈悲禧年，为让我们记忆天主的无限慈悲，并让我们在善度禧年时，像我们的天父一样，多一些爱心，多一些慈悲，多一些正义；少一些仇恨，少一些冷漠，少一些不义。
反观世界的现状，教宗提出的特殊禧年是多么及时！教宗还在特殊禧年中特赐大赦，凡去跨越圣门，按教宗意向祈祷，诵念所规定的经文，并在十天内妥当办告解和热心领圣体的天主教徒都能得到天主的慈悲宽恕，获得全大赦。一个人一辈子中或许也只能遇见有限的几次禧年，而能经历特殊禧年更是一种恩典。普世教会的信徒都在这慈悲禧年中，以言以行追随基督，践行自己的信仰，体会被天主慈悲宽恕的喜悦。
但在这样特殊的时刻，我们上海教区的信徒，却未能与普世弟兄姐妹一起领略这份喜悦之情。为什么？就因为我们的马达钦主教目前还在被反省，而不能行使需他行使的牧职。我们的主教座堂没有开圣门（即使主教座堂在修理，主教有权钦定其它重要圣堂来开启圣门）！有条件的教友到全国各地其它主教座堂去跨越圣门、行圣事。但大多数信徒却没有这条件外出。我们多么盼望自己也有机会在慈悲禧年中，像每个天主教徒一样，有份跨越圣门呀！这是我们出于内心的呼声，是我们出自内心的“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美好的生活，远不是只从物质层面来定义！
上海教区在中国也可称得上是一个大教区，近两年来，我们的老主教相继安息主怀，但是可喜的是，在此之前，我们已有了合法的主教接班人。可只因马主教在祝圣的当天，说了一句话而被反省至今——请注意！反省超过了四年！超过了一千五百天！时间是多么宝贵的财富，我们从小就知道：“一寸光阴一寸金”，只有不珍惜时间的人，才会对此无动于衷！而那句使得他被反省的话，到底在哪个层面上违反了国家的法律或冒犯了什么人，以至于要让我们整个上海教区的十五万之多的天主教徒“陪着”一起不能享受这慈悲禧年应享受的恩宠？至今没有人公开给出说明，看来，它是一个不能公开放上台面的问题；因此，也就成了各方互相推诿、不予解决的一个“悬案”。
马达钦主教是一个信德坚固、虔诚谦和的天主教徒，是一个与天主亲切来往，与同伴友好相处，与信徒平等相待的教会领导人。他经过默想而给予的讲道，深入人心，引起听者对信仰的反省；他温文尔雅的待人之道，是因他知道每个人都是天主的宝贝，是平等的弟兄姐妹；他诗情画意的业余生活，让人看见了修道人在“出世”之外的“入世”一面；他愿意承担一切后果的坦诚，是以耶稣为中心，是为他人的利益而放弃自己的慷慨表现。当然，他并非“完人”，他也有缺乏全面思考的冲动。但除了耶稣基督和圣母玛利亚，又有谁是无瑕疵的呢。如果我们能在慈悲禧年中，从默想天主的慈悲出发，相信我们一定不会对任何一个人横加指责，甚至加以谩骂。
说到底，他的问题出在何处？出于一个词：“爱国会”。马主教为此而使外界掀起了两次轩然大波，一次是在他被祝圣为主教的那些天，因他说了，因牧灵的需要，他“不方便再担任爱国会成员”，于是他成了许多人心目中的英雄，但也成了政府监管的物件，被软禁至今；一次是在他为纪念金主教诞辰百年而写了一系列纪念文章表达自己的观点后，他就成了当初褒奖他的人的责备对象。但静思后不得不说，两次都是他人过分解读了他的话，把自己的观点“强加”到他头上而引起的“波涛”。
在马主教看来，“爱国会”并不是决定自己是否爱国的“分水岭”，他坦率地对待爱国会，他为了要辅助金主教而把更多时间放在牧职上，并非他不爱国，这可以从他的博文“孺子之爱”中得到佐证。为了一句从牧灵出发而说的话，被“软禁”了如此多年，这为政府机构来说，无疑也是一个“大动干戈”的无谓之举，反而变得被动而骑虎难下。 “爱国会”更不是鉴定他信仰的“试金石”，即使他在今夏说了一些自己对爱国会的想法，说了自己后悔曾对爱国会人说了不该说的话，而因此，他被有些人痛骂为“公开出卖灵魂”、“弃明投暗”；但这些话绝对不能“证明”他信德不坚定，相反，中国有句老话：“三岁定八十”，我们从马主教平时的所作所为明显地可以看到，他是一个敬主爱人的好牧者。
其实，“爱国会”只是教会内的一个群众组织而已，如金鲁贤主教所说，它是天主教会内一个由信徒参与的群众性组织。“爱国会不是教会，而是政治性的群众团体”，它是政府与教会之间的桥梁，起到联系群众、协助办好教会的作用。人们对它有不同的观点，也属正常，“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出于爱心道出自己对某些事情的观点，相互之间进入对话与交流，这样做要比只以自我为中心，凡不中自己意的，就给他（她）戴上大帽子，更应是基督徒的作为。教宗方济各也勉励我们大家多对话、多交流，而少判断他人。
在历史上，爱国会确实做了许多不得人心，并损害教会的事，但爱国会毕竟不能撼动我们的信仰，也不能以是否参加爱国会来鉴定真伪信徒；我们所相信的是三位一体的爱的天主，而不是爱国会！教宗本笃十六世清楚地说了，爱国会是不符合教会教义的一个组织（请注意，不符合教会教义的组织无穷多！），如果这样的一个组织企图来控制教会的一切事务，凌驾于主教团之上，那是绝对不行的，是教会所不能容忍的；但如果这个组织只是在教区主教的领导下，为信徒干些具体实事，又将如何？教宗本笃在牧函中并没有说，这个团体应该不复存在，或凡是信徒就不能加入到这样的一个团体中。因种种原因，爱国会暂时还不可能从中国教会的历史上消失，但在等待天主的旨意得以承行的过程中，我们不能像鸵鸟一样，把头埋在沙中，佯作问题并不存在，而应尽所能地设法解决现实问题，就如教宗方济各所说的那样。或许，这就意味着，是否能通过谈判协商，给爱国会一个定位，让它在位而不越位？中国每个地方的爱国会所具有的功能并不能一概而论，有时甚至可用南辕北辙来形容；我们生活在多样化的世界上，就得面对现实，正确评估和对待各地的爱国会，以便能集中精力传扬福音，而不要做“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事。
众所周知，所谓参加一个团体，那就需要提出申请，经团体批准后再加入。但不得不说的是，在中国天主教徒中，到底有多少人主动提交过申请加入爱国会的表格而成为爱国会的成员？好像除了爱国会的专职人员外，并没有人填写表格的。爱国会被炒得沸沸扬扬，而其中到底有多少成员？再者，在许多信徒看来，即使神长们是爱国会的常委，或成员，并没有什么关系；关键是他们是否真的起到了桥梁的作用？他们是否真能大胆地把教会的教义教规告诉不了解我们信仰的政府部门，以便让他们理解我们的信仰内涵，进而同意我们提出的诉求？如果他们不是把政府的意图以及教会的道理进行沟通的话，他们能起到桥梁作用吗？或只是站在桥的某一边的桥头堡上而已？再比如，在爱国会开会通过某些条文或决定时，与会者是否能凭着信德和良心说真话，表真态，而不是阳奉阴违，当面一套背后一套？耶稣基督教导我们：“真理必会使你们获得自由”（若8:32），说真话，坚持真理，这才真正展示了我们基督徒的本色。“爱国会”本来只是一个有某些信徒组成的教会内的群众组织，不要“抬高”它的地位；揪住“爱国会”不放，对教会、信徒，甚至对国家，都没有好处。这是显而易见的道理。
现在离十一月二十日只剩两个月了。请让马主教赶快出来行使牧职吧！或许，还来得及让上海的天主教徒也分享教宗为慈悲禧年所颁赐的神恩。习主席执政的大手笔让大部分中国人拍手称快，因他的举措也从另一面告诉我们，爱国并非口头上的事，揪出了如此多的贪污腐败分子，而他们都是“政府官员”！这难道不能说明单是口上说“爱国”是没有用的吗！因此，请不要用马主教所说的一句话来定他的罪。何况，习近平主席在当选的第一时间内，就告诉全国人民：“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政府】的奋斗目标”。我们天主教徒也是十四亿中国人民中的一员，尽管我们对美好生活的定义，不是仅仅停留在物质层面上，我们有着超出现世的精神追求；但我们相信并希望，政府也能努力让我们天主教徒的美好向往得以实现。
请不要再推诿吧，尽快让马主教出来行使他的主教职，除了慈悲禧年中必须由主教完成的事情外，还有多多少少事情需要做呀，停顿了一千五百多天的工作，急需补上：过去拉下的，现在要面对的，未来要筹划的！这是我们上海天主教徒在慈悲禧年中所发出的呼声，请有关当局正视。
当然，我们的呼声建立在对天主的信德上，慈悲的天主，请垂怜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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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则济利亚，上海女教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