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力适应中国文化，是利玛窦传教思想的基本特征。1603年，他最著名的宗教著作《天主实义》在北京刻印成书。书中博引中国古籍经典来阐述天主教的教义，以此说明中国的礼教与天主教并无枘凿不入之处。利玛窦还对中国祭祖祀孔的礼俗表示理解，认为它不具有宗教性质，因为与天主教礼仪不相抵牾，这样，许多著名的学者、士大夫都有兴趣了解天主教，并对西方传教士表示友好。（《基督教史》王美秀、段琦）
——两位老师在《基督教史》的最后部分特别编写了中国基督宗教（天主教和基督新教）的简史。其中，对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神父的阐述与评价很中肯。利玛窦神父的思想中，至少有两点我觉得至今仍是我们中国天主教会应该深省的，即认识并区分中国的文化礼俗与天主教的教义礼仪，两者并非方枘圆凿，不可调和；福传在世界各地并不是全然相同的，对有着自己深长文化传统与现代体制的中国而言，首先需要理解与尊重，然后寻找适应之道。这两点，四百年前的利玛窦，作为一个西来的修道士，静心旁观我们中国的实际境况，也许比我们中国神职人员或基督徒自己看自己的文化，有一种不同的视角与领会，所谓旁观者清。利玛窦神父找到了这条路径，他在中西文化交流与福传上的探索与实践，获得了教会与社会的一致认可。
历史没有如果，有的都是已经存在的现实。幸亏当年利玛窦时代（“礼仪之争”与“禁教”事件发生之前）没有把天主教的教义礼仪，与中国祭祖祀孔习俗相对峙，否则，那些著名的学者、士大夫，如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等，因为无法遵照中国礼规敬礼孔子，他们的家庭不能像普通的中国常人家庭那样祭祀祖先，而无法进入中国的主流社会，他们以及当时与他们一样对天主教开始有兴趣的人们，要接受天主教信仰，也几无可能。
*** *** ***
利玛窦的经解方法，基本上是他所受的耶稣会士“人文主义”修辞学训练的一套，有：推理、设喻、类比、归谬等方法。他已经难能可贵地进入儒家“六经”领域，《天主实义》中六次引《易经》，十八次引《尚书》，十一次引《诗经》，两次引《礼记》，两次引《左转》，和三次引《大学》，七次引《中庸》，十三次引《论语》，二十三次引《孟子》，以及一次引《老子》和一次引《庄子》。全书几乎不谈《圣经》文本，只是以神学观点来关照儒家经典，如冯应京所说：“是书也，历引吾六经之语，以证其实，而深诋潭空之误。以西政西，以中化中。”在论证儒家经典中的“天”具有奖罚意味的时候，利玛窦运用了典型的神学考证方法，一连气从《舜典》、《皋陶谟》、《益稷》、《盘庚》、《泰誓》、《康诰》、《多士》、《多方》中，排比出有关“天”、“上帝”和三代圣人赏罚人民的例证，以证明宋儒所谓“圣人之意，只在修德”，而“不指赏”、“不言罚”的“上帝”并不是古经中的“上帝”。（《明末天主教三柱石文笺注》李天纲）
——很惭愧，非常之惭愧！一个从西方来到中国的传教士，对中国文化的研究，竟然远远超过我们中国自己的神职人员。他为了撰写《天主实义》，所涉猎的以上中国古典经籍，我没有全部都阅读过，更遑论深入研究。今天，中国教会中的神职人员不少，我不知道像我这样情况的占多少比例。我当年在佘山修院最初学习文学时，只不过跟着教授通读了“四书”、《老子》和《庄子》，其它经典极少量地自学了些。但是，相比利玛窦神父（当然也包括其他到中国来的富有成就的西方传教士），自叹不如。今天我们要福传，要适应社会，要神学本地化，要走“中国化”的道路，如果我们对自己的传统文化一知半解、只懂得一些皮毛，甚至一窍不通，字不成文，那就难上加难了。
*** *** ***
利玛窦的传教策略涉及到文化史上的一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即如何调和两种不同背景的历史文化的问题，一种历史文化应该怎样才能移植到另一种上面来的问题，两种不同的历史文化怎样才能不仅是接触而且是融会贯通，合为一体的问题。（《利玛窦中国札记》中译者序）
——这篇中文序言写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可见，自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文化的接触与交流问题，即刻又回到了当时中国有识之士的思想中来了。为教会的传教使命而言，要让中国文化基督化、信仰化；而为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国文化而言，是要让天主教中国化、本地化。两者似乎卜一相遇，就有对立。
利玛窦神父从一开始就没有怀着对立之心来中国。他的指导思想是学习、认识和适应中国文化。当然，为传教士而言，目的总是为了传扬福音；但是，没有认识与适应，而以强势的心态和方式来传教，结果可想而知。当年，君士坦丁大帝和戴奥陶大帝面对的是与罗马帝国文化强弱悬殊的日耳曼族群，他们被强大的含有天主教宗教精神的罗马文明所逐个征服。而今，世界上赋有悠久宗教文明史的地方，传教何其难也！即使要对话，也因积习已久，无从找寻切入点；再者，两种文化，是否都愿意与对方接触、交流呢？在中国，今天有多种宗教存在，更有源远流长的多种文化。如果没有先怀尊重与学习之心，不是彼此寻求交流与对话之道，彼此和平相处，谋求适应，在和平而非争战的对话中，探索真理，那么，在中国福传，绊阻遍地。（国内个别天主教教友集聚的村镇，属于福传中的特殊情况，缺乏类比性，可以单独研究。）
*** *** ***
人文教育使人认识自己，认识自己光明的一面和阴暗的一面。人文教育也是为了使人能认识他人，全面地认识他人的思想感情，并能处处为人着想。利玛窦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善于与人相遇的典范。与人相遇时要时刻有所奉献；准备与人相遇，就得富有人文主义的教养。（《耶稣会士利玛窦——一位才华出众的传教士》Benoit Vermander S.J）
——基督徒常因为觉得自已有了天主教信仰而轻视人文思想和人文教育，甚至认为这是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去宗教化、去信仰化的不良产物，以为有了天主教信仰，就是有了最好的、最有素质的保证。其实根本不用担心一个运动就会让宗教信仰毁灭，因为这是在人内心深处的圣神的种子，它总会在适宜的时候发芽生长起来。不过，这种子需要的土壤是人的心灵，而人生活在世界中，而不是真空里。所以，信仰与人文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良好的人文教育，让基督徒成为更好的基督徒；而按照主耶稣基督的福音精神来生活，其人文素质也一定会更完善。相反，即使我们是基督徒，动辄对他人轻视傲慢、恶意中伤、人格侮辱，我们也已经丧失了基督徒基本精神的基础。利玛窦神父的榜样，不但是在于他个人的坚固信德，更是在于他在生活中显示出来的人文主义的教养。这为福传而言，是最先表露给教外人士的第一印象。如果我们基督徒的人文精神表现低劣，我们把福音道理讲得再天花乱坠，我们把圣经诵读得倒背如流，恐怕也不会取得对方的认可和接受。
*** *** ***
利玛窦到中国后，他学中文，不只是为了自己能说，而主要是为了能倾听中国在向世界说什么。他作为一个西方的修道士，进入中国后，看出不能以此身份来邀获别人对他的尊敬，而是应该尊重并接受他所在国的文化与人民。于是，他不愿意自己只是去聆听，还要让自己去接受。他对文化与对人的适应力和专注，构成了他成功的因素。他清楚，首先应当关心的并不是讲道理，而是把福音体现在与中国人的结交之中，从而使福音的种子，能在这友谊中发芽成长。（《利玛窦——一个心灵入籍的中国人》Follo蒙席）
——这一点曾是我最感诧异不解的：福传，不讲解天主教的道理，那要干什么？
如今我逐渐明白了利玛窦神父的心情和思想。当年利玛窦神父在自己国家和当地教会中，本已是相当出类拔萃的人物。从他学习中文、中国传统文化的速度和深度，我们就可以倒推出他在意大利时的丰采。不过，他到中国来，没有寻求中国人对他的尊敬，而是怀着对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的景仰之心，向中国的文人、士大夫学习。有人会说，他这只是暂时放低姿态而已，谁知道他以后会怎么样？！一旦给了他福传的自由和名声地位，他就不会这副样子了。
这种毫无根据与怀着消极出发点的说法，当然与利玛窦神父的实际情况不符。事实上，直到他在北京去世，留给当时与他有过交流与接触的人的真实形象是：一个专心于学习中国文化、对中国心怀真诚敬意、热爱中国人的传教士。所以，皇帝赐他葬于北京。这为中国文化传统而言，是一种至高的礼遇，表明他被中国接受了，被整体地接受了。于是，他就成了一颗种在中国土壤里、也种在中国所有理解他、尊敬他的知识分子心里的种子。
*** *** ***
依纳爵的《神操》训练了利玛窦在不断更亲密地接近神圣的良友耶稣基督中成长起来。耶稣曾对宗徒们说：“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而称你们为朋友。”利玛窦把这种朋友之爱，发扬到他所遇见的外人身上。尤其是他在中国编著的第一本书《交友论》中，他明确地阐述了自己的思想。
利玛窦一心一意想把这友爱之道扎根于他的传教事业和中西文化相遇与交流之中。可是，礼仪之争使中国教会几乎到了死亡的绝境。且东西两个世界之间的交流，由于西方扩展主义越来越带侵略性的论调，也使中国的教会深受其害，从而助长了当时中华帝国对西方的不信任。（Benoit Vermander S.J，文同前）
——今天，中国的天主教徒有多少？占全体中国人的比例是多少？1%都不到。也许我们会满足于一个教堂，里面几十个、几百个教友参加弥撒，礼仪结束后，老年教友们（零星夹杂着几位年轻人）热心地围着本堂神父，大家其乐融融。发展来，发展去，还是这些人。
可是，天主教在另外99%的中国人的集体记忆中，却还是洋教。在网络上，时常可以看到人们天主教的完全不理解；天主教总是与鸦片战争、帝国主义的船炮联系在一起。对天主教的不信任，直到现在也难以扭转。建立信任，需要漫长的时间，需要交流沟通，甚至一起生死与共过；然而，要毁掉信任，只需要一句话，一个行动。对这一点，我深有感触。
利玛窦神父在中国所开创的福传事业的第一步，就是建立信任。不要让中国人感到天主教是洪水猛兽，是牛鬼蛇神，需要怎么做呢？光讲道理是苍白无力的；真心交友，彼此包容，相互欣赏，友爱助人，这才是建立信任的基础。中西方的文化差异很大，传统思想模式完全不同，由文字就可见一斑：中国文字属象形，形象思维发达；欧洲文字全是字母，强于形上思维。相比欧洲文化可以纯推理演绎，中国文化更重视实际的标记。而历史上形成的创伤痕迹，很难消除。这需要中国天主教付出更多的爱德行动，对国家的忠诚与热爱，对社会人群的服务与奉献，才能逐渐在中国人的心目中，镌刻下一个新的形象，这是真正与中国文化与中国人融合的天主教。
*** *** ***
一个人必须尊重别人的信仰，随时准备在我从未遇见过的理论学说中，寻求与我有关的真理，从而修正我的认识，使我对真理的认识更深广。这也要求我在那也许令人困惑的言论中，寻找那隐藏着的、较为深刻的真实内容。除了我应该随时准备接受发现自己对真理的认识还狭隘的事实外，还该聆听一切对我有益的言论，去理解他人，使我更有把握地走在天主所指引的更广阔的道路上，因为我并没有完全掌握过有关天主的真理。在这真理面前，我始终只是一个学徒；在走向这真理时，我始终只是一个朝圣者；而这是一条漫长的道路，在现世走不到其尽头。（Follo蒙席，文同前）
——我是天主教徒，我当然笃信惟一的天主，并以之为真理。可是，为中国文化而言，或者为在中国的其它宗教信仰而言，它们很可能不是惟一神的信仰。且当我有机会接触到其它的宗教时，我觉得其中亦有相当多的真、善、美的因素。即使是无神论，在确定了其无神主义的思想下，他们寻求人文道德、法律准则、制度规范来保证人生的幸福，虽然有神、无神看起来完全不同，但是，在寻求人生幸福的道路上，并非没有可以相互交流与合作的平台与机会。所以，梵二会议鼓励对话、交流的态度。
我愿意学习和交流，因为我知道自己并没有掌握有关天主的全部真理。天主创造世界万事万物，祂的美善，在万事万物中彰显出来，如果我们愿意学习、探索、观察、沟通、交流，就会发现更多的有关创造、有关人生、有关幸福的奥秘。所以，Follo蒙席的话，我很认同。
*** *** ***
他好像意识到，如果基督宗教想在华夏有相当大的影响，要么这个国度的文化和体制必须改革，要么教会在某些部分必须使教义和习俗符合华人的生活。因为第一个途径——华夏适应基督宗教——在当时似乎是不可能的，所以，他当时选择了第二个道路。从他的能力和成就来评估，利玛窦无疑是教会在华历史中最伟大的传教士之一。（《基督教在华传教史》Latotourette）
——我想到保禄宗徒这一整段话：“我若传福音，原没有什么可夸耀的，因为这是我不得已的事；我若不传福音，我就有祸了。假使我自愿作这事，便有报酬；若不自愿，可是责任已委托给我。这样看来，我的报酬是什么呢？就是传布福音时白白地去传，不享用我在传福音上所有的权利。我原是自由的，不属于任何人；但我却使自己成了众人的奴仆，为赢得更多的人。对犹太人，我就成为犹太人，为赢得犹太人；对于在法律下的人，我虽不在法律下，仍成为在法律下的人，为赢得那在法律下的人；对那些法律以外的人，我就成为法律以外的人，为赢得那些法律以外的人；其实，我并不在天主的法律以外，而是在基督的法律之下。对软弱的人，我就成为软弱的，为赢得那软弱的人；对一切人，我就成为一切，为的是总要救些人。我所行的一切，都是为了福音，为能与人共沾福音的恩许。”（格前9:16-23）
保禄宗徒的话已经说得很清楚了。这既是圣经上的话，便是天主的启示。不过，实践起来，需要天主给我们信德和智慧，最重要的，是让我们怀着牧灵爱德，向同胞福传。而福传的目的，我想，一定不是为干涉属世的政权，或者为获得属世的利益，而是转化人的心灵与灵魂，使之向往并获得永生。
|
